1955年授衔遇难题，3000红军究竟应该如何评选，主席红军

　　1955年9月初，毛主席翻出罗荣桓寄来的信件，阅读一番之后眉头紧锁。作为授勋的主要负责人。罗荣桓向毛主席提出不情之请，希望放弃自己的元帅军衔。这不是毛主席第一次收到让衔申请信。
　　包括徐向前、叶剑英、徐海东在内众人，均先后提出让衔，希望将军衔留给在战场上立下更多功劳的人。但此时评估军衔工作上，国内3000位红军时代的老兵成为了难题。
　　这些老红军都是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就一直追随我党南征北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可是为什么中央评选小组会对他们的评选感到为难呢？而毛主席在获知此事的时候，又为何会下达红军不下校的命令呢？
　　老红军军衔评选问题，本身对我军而言是历史遗留问题。长达28年的革命历程之中，我党不仅改变了我国的政治面貌，让国家从半封半殖民中走出来。人民当家作主，同时还打破了老百姓对军人的固有观念。参加红军的将士们同旧时代的官兵存在本质区别。红军是为国家、百姓而战，后者则更多是为求谋生计。
　　也正是基于这点，我军的兵员都为自愿加入。土地战争时期，各部分散在全国各地活动，兵员的流动性和质量层次不齐。各地红军也都存在文化水平偏低、素质一般的情况。考虑到革命处在初期、军队质量有待提高，统一进行军衔评估的工作也就此搁置。当然我军未存有明确的军衔定位也同刘伯承都提议也存在一点关联。
　　上世纪30年代初，刘伯承回国之后，知晓红军内部称呼多与旧军队时期一致。为求体现红军人人平等的概念，指出司令要称呼为司令员、兵要叫战斗员，革命部队当中人人都是普通的一员。
　　八大员的称呼，由此正式确定下来。八大员的称谓固然亲民，但也就使得军衔评估工作再度搁置。
　　刘伯承在红军内部推行的称谓改动，使得我军的内部氛围良好。不过国际舞台上，军衔概念模糊确实造成了不小的麻烦。1951年7月，韩、朝、美三军都派出大将、中将等高军衔官员参与谈判。当介绍到志愿军的时候，由于我军并未有正式军衔评估，所以在谈判桌上翻译的工作量不小。他们均需要以八大员的直译，向三方代表解释其中的概念。
　　此次事件，使得我军八大员的概念得到普及，各国对于我军人人平等的理念十分尊崇，但八大员确实不符合国际对话的要求。这也就使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以罗荣桓为首开始进行正式军衔评估。确定以帅、将、校、尉、军士、士兵六级划分军衔。而后就军衔问题，中央军委开始进行了多次内部讨论。
　　彭德怀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件中点出，军衔对于军人而言是荣誉，更是激励。对于老红军而言军衔意义重大。1955年1月中央军委公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
　　2月人大通过军衔6等19级的决定，至此解放军军衔制度已经初具成型。但罗荣桓等人评定军衔过程中，向毛主席和总理反馈一个问题，有那么一批人是不满足评选条件的，他们就是最早追随我党的老红军战士。
　　毛主席得到的反馈越来越多，他自己也决定在人大会议上好好同将士、人大解释军衔评估问题。在此期间，毛主席提出几点要求。其一便是表示以自己为首的文职工作人员，无需评选为授勋名单之中（后续提高要求，转变为地方工作者均不参与评定），其二便是向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提出，在评选老红军的过程中，可以适当放松要求。
　　毛主席的安排让生活不便、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红军也能享受更好的待遇。红军不下校的概念，使得3000余名红军顺利进入校官评选名单之中。对有牺牲者，要给予支持和嘉奖，而对于主动让衔的军队在职成员，毛主席的要求也很简单。经过多番劝说，原本希望主动让军衔的将军们也按照原本名单授予军衔。
　　不过这其中，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自己的军衔评低了，在待遇和福利上享受到的优渥条件太少。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议之中，特别提到这些带有利己主义思想的想法：打仗的时候各个首当其冲，如今和平了，却为了自己肩上的星星又哭又闹，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后，罗荣桓等评选工作者，更是逐个登门向授衔者说明具体情况。
　　授衔，从不是军队内部论资排辈，也不是旧军队那样的论功行赏。更多是要让领军衔的人，在军队之中干实事、带兵做好指挥工作。得到开导，原本单纯看重自身利益的军官，也开始学会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理解授衔仪式的意义。在罗荣桓等人长达一年的努力之下，1955年9月27日，我军授勋仪式正式召开，新时代的篇章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