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红枪会是河北省永清县民间会道门组织，很多会员是义和团的后代，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中农、二中农占的比例较大，贫农占一部分，也有几个富农和小地主。红枪会成立时的宗旨是保卫自身的财产和安全。当时正是动荡年月，内忧外患，盗匪四起。红枪会组织起来以后，一般流贼窜匪、富豪强盗都不敢轻易对他们冒犯。 红枪会的首领叫总领师，下面还设有大领师。他们既是首领，又是武术教师。红枪会改编成红枪会大队以后，才设立了大队长、中队长等职务，总领师、大领师便成了教授武术和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物了。 和许多会道门组织一样，红枪会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他们信奉神灵，但不信鬼，认为人死后便会升天成神。他们笃信神仙可以下界附体，如关羽、张飞、周仓（这都是他们信奉的神）的灵魂就能附在某个人的身上，使他成为神的化身：一个会员先喝朱砂符（一种迷信药物），然后憋气，憋得满脸涨红、两眼呆直，接着就开始胡说八道，说他是张飞下界，如何如何。一边说，一边做着张飞的动作，满屋乱舞，真有点＂环眼圆目，克须倒竖＂的模样。折腾好半天，可能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卧地昏沉沉地睡过去。醒来以后，声言对刚才的事全不知晓。他做这一切时，其他人都虔诚地看着，神情严肃，诚惶诚恐。红枪会会员使用大刀、红缨枪等原始武器，人人练习武术，迷信功夫练成了可以刀枪不入。 由于他们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往往从狭隘的小集团利益来判断是非曲直，所以在政治上缺乏坚定立场，谁对它有利就跟谁跑，哪边风硬便往哪边倒。日本侵略军来了，他们出于朴素的爱国心，也起来抵抗，但由于自身的弱点，没有多大战斗力。 一九三八年年初，冀中独立第一支队北上大清河北的平津保三角地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三四个月时间，便组织了上万人的抗日武装。光游击队就有十七八个，红枪大队也在这个时期卷入党领导的抗日行列，被编为抗日游击第一大队。 这年五月，平津保三角地带称五分区。一天，北上支队政治部主任崔文炳、特派员刘秉彦找董振明谈话，派他到游击第一大队（红枪会大队）任指导员。当时党在这个大队的组织还不公开，所以正式身份是军事教员，指示是：做好团结和领导工作，教育和改造这支部队。 几天以后，董振明和通信员小李兴致勃勃地上了路，穿着整齐的八路军灰色军装，走起路来两脚生风。小李背着那支小金钩马枪，走一步，跳一跳，配上大刀把上随风飘拂的红绿绸子，精神极了。 午后，来到了红枪会大队驻地。门口有两个人站岗，一个手持大刀，一个拿着红缨枪。小李向他们说明来意，并出示了介绍信，一个人便进去通报。不大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两个人，都是中等身材，二十七八岁年纪，腰扎武装带，各挎一把盒子枪，右臂箍着约四寸宽的红绸子袖标，颇有一派英姿。 一见董振明，赶忙紧走两步，双手捧拳在胸前一拱，表示欢迎。经介绍，知道前面稍胖的是大队长王自荣，后面黑瘦的是副大队长穆士香。进屋说话的当儿，外面走进两个人来。一个是总领师，姓赵，五短身材，穿一身青哗叽夹衣，蹲裆滚裤，扎着＂腰里挺＂（一种练武扎的宽腰带）；另一个高个儿，长乎脸，穿一身灰衣，是副大队长彭云武。 来到这里第二天，红枪会大队召开了一个欢迎会，到会的人，仨一堆，俩一伙，拖着红缨枪的，提着大刀片的，叼着烟袋的，迈着方步的，形形色色，稀稀落落坐了一大片，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董振明讲话时，大队长让鼓掌欢迎，大部分人跟着鼓起掌来。看看大伙的表情，欢迎里面又掺杂着怀疑和探察的成分。 几天纷乱的生活过去了，这几天里，董振明这里走走，那里访访，细心地观察和了解情况，对红枪会大队有了一些初步了解。第一个印象是纪律松弛，自由散漫，一点不象军队的样子。有那么一些人，整天游游逛逛，没正经事干。一到夜间，离家近的都各回各的家。 再一个特点是裙带关系多。这一伙是一家，那一伙是另一家。有的亲戚上套亲戚，盘根错节。譬如文书梁伯才和卫生员梁立柱是哥俩，而大队长、司务长又是他们的亲姐夫。这一情况免不了产生帮伙和宗派。你得罪一个人，往往就得罪了一火。反之，做通了一个人的工作，也往往会争取过来一群。 此外，部队里的迷信活动，不接受先进思想、不讲究军事科学的保守落后陋习也十分严重。代替政治思想工作的，是总领师那套巫术一类的东西。譬如某某作战阵亡了，就说他生前和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某某受伤了，就说他调戏了妇女或拿了人家的东西。他们在战术上不讲利用地形地物，打仗也不修工事。 根据上述情况，董振明初步确定了开展工作的方法，按照来前崔文炳、刘秉彦的指示，首先抓团结工作。第一步是先把大队长王自荣、副大队长穆士香、中队长刘兴旺、文书梁伯才团结成一个核心。他们都是红枪会的骨干，为人正派，群众威望高，并且对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拥护。 董振明每次和他们谈工作，他们都是一句话，＂老董，你就拿主意吧＂。这样，就常常通过他们出面，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政策，进行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革命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教育。文书梁伯才是队里的秀才，经常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全大队很快就学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三首歌。每当旭日东升队伍进行操练，或者夕阳西下大队集合开会，雄壮嘹亮的歌声便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但使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而且逐渐把大家的心聚拢起来，引向了抗日。 红枪会大队空闲时喜欢练武术。武艺高强的人在这里受到特别的厚重。董振明觉得练武场是接触群众的好场合，便也同他们一起练。大伙发现他武术不错，围着非让练几手给他们瞧瞧。董振明推不过，便练了几套拳，又练了单刀、双刀、刀里加鞭、红缨枪等兵器。他们看了齐声喝采，好几个当下就要拜他为师。从此以后，和大家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另一方面，又狠抓了纪律的整顿。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制定了一些制度，如晚上不许回家睡觉，有事要请假，按时作息，查岗查铺等等。由于他们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不讲政策和策略，常常凭意气行事，所以往往干出许多荒唐的事来。 董振明来队里不久，队伍驻在三圣口村。一天，有人告诉抓了两个汉奸，正在大队审问。他赶忙到大队部察看，果然有两个人五花大绑跪在地上，两边站着两个队员，一个拿着皮鞭，一个握着皮带，赵总领师两手扶腰站在前面，正在横眉竖眼地审问。被审的人面色腊黄，战战兢兢地说：＂我不是汉奸，我真的没帮日本人干过事。我们是跑天津卖鸡蛋、香油，捋几个钱换饭吃的。＂ 赵领师把桌子一拍，吼道：＂看来，不打是不说的。给我打！＂两个队员正要下手，被董振明制止住了。看那两个人穿的破破烂烂，一副老实农民的样子，根本不象什么汉奸、暗探。盘问了一阵，才知道他们是大梁村人，家境很穷，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才到天津跑买卖。董振明把大队长和总领师叫到一边，给他们讲解了党的政策，要求把人放了。开头总领师转不过弯，后来勉强同意了。 董振明又让把东西退给了那两个人，送他们回去。不料，那两个人＂噗陋＂一声跪在地上，放声大哭，怎么也不起来。几天后，在大小梁村正给老百姓打扫街道，他们俩又找上来了，一定要参加八路军。经过审查，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董振明用这个事例向红枪会大队进行了政策、纪律、军民关系的教育，使部队在这方面开始有了好转。 当然，工作有阻力是难免的。最大的阻力来自赵总领师和小队长冯金荣一伙人。刚一来，他们就警觉起来了，处处尾随盯稍，打探动静，生怕动摇他们的权力。整顿部队纪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反对搞封建迷信活动，他们感到不舒服。特别是赵总领师，可能由于董振明是军事教员，和他的武术教师工作性质接近，动不动就找茬儿。有一次，董振明和大家一起练武，赵总领师过来了，阴阳怪气地说：＂嗯！是有点功夫。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顶住枪子儿？＂ 董振明笑了笑，表示这个能耐咱练不出。可他一个劲儿想占上风，仍旧一次次地挑事儿。 时间久了，董振明对赵总领师了解的也多了，对他作了一个分析：他一直负责教授武术，气功和铁砂掌很有点功夫，一掌下去能砍断五块砖头，号称＂铁巴掌＂，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他出身比较贫苦，抗日也还坚决。他所以经常找茬儿，主要是心胸狭窄和旧意识浓厚，并不是政治上有什么对立，应该尽力团结他，发挥他的作用才对。这样一想，也就不和他叫真了。 只是有那么一次，确实让他挤兑的没办法了，加上很多人早就气不过，想煞煞他的威风，非要董振明和他比比武，这才和他较量了一次臂力。先是搬手腕，后来又比了＂拔大葱＂，他都输了，觉得下不了台，拉开架式想真的动手。董振明赶忙向他赔礼，才没闹出风波。 赵总领师不过是个瞎昨呼的角色，没有头脑。真正暗中挑唆滋事的是小队长冯金荣几个人，他们拉拢一些落后分子，总是唱对台戏。你抓整顿纪律，他们就吹阴风说：＂咱哥儿们太受困了，没有一点自由！＂你批评封建迷信，他们就说这是抽红枪会的筋。 一天，董振明到支队部向特派员刘秉疹汇报工作。当刘特派员听讲到冯金荣的问题时，立刻警觉起来，指示要慎重地查一查，看是否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什么动向，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他汇报。刘秉彦特别嘱咐要注意发现思想先进、对党有认识的人，经过一段培养，把他们发展为党员。队里有了党的组织，工作局面就容易打开了。 从刘特派员那里出来，心里觉得豁亮多了，信心也增强了。回来后，和通信员小李商量了一夜，决定先把文书梁伯才和三中队中队长刘兴旺作为重点发展对象。他们俩思想都进步很快，积极要求多做工作，对邪的、歪的敢说敢顶。 特别是梁伯才这个青年，正直纯洁，革命热情很高，干工作有那么一股火辣辣的冲劲。他不信神不信邪，见他们搞封建迷信活动，常常嗤之以鼻，他说：＂我才不信他们那套把戏呢！你们得把这股邪气扭一扭。＂当了文书后，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好象不知什么是疲劳，白天和大家一起操练，晚上给战士们教歌，要不就是写呀画的。 通讯员小李和他平时接触较多，主动要求作他的培养人。从对他们俩谈了话以后，他们更积极上进了，表示要一个心眼跟党走，死不变心。这样，经过一个阶段考察，由董振明和通信员小李作介绍人，吸收他们加入了共产党。经上级组织批准，红枪会大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从此，党在红枪会大队逐步形成了领导核心。 在抗日战争严峻的岁月，红枪会大队经受了战斗的洗礼。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红枪会大队驻东西镇、安仁庄时，永清县城的日伪军一百多人出来抢粮。为保护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红枪会大队奉命消灭这股敌人。敌人人数不多，但武器精良，而大队总共只有四把盒子枪，其余都是红缨枪和大刀片，这个仗怎么打呢？ 中午，侦察员报告：敌人从张迁务回到东、西碱厂，正在村里做饭。这一情况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一种是赵总领师的意见，他还是那套＂刀枪不人＂的打法，主张趁敌人吃饭时扑上去拚杀一场；另一种是副大队长穆士香的意见，认为向敌人硬冲会遭受重大牺牲，因为村子周围四五里全是开阔地，无法隐蔽接近敌人，只能对敌人进行过回伏击。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队长王自荣让董振明裁决。董振明比较了敌我双方特点：敌人武器精良，但人数不及我们；我们人数多，擅长武术，但只有大刀、红缨枪等原始武器。只有接近敌人，打交手战，才能扬长避短，克敌制胜。董振明支持了迂回伏击敌人的意见。 几个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在敌人回去经过的道路上设两个伏击点。一个在东麻村东面一里处的砖窑，由大队长和总领师带一、二两中队隐蔽在土窑后伏击敌人；一个在小麻子村南老百姓的土坯垛后待机歼敌。方案定好后，部队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于下午两点到达伏击点。这部分队伍又分了工：由董振明带三中队消灭日军。副大队长带四中队消灭伪军。董振明把三中队每三人编为一个小组，每组配两杆红缨枪、一把大刀，负责对付一个日军。 不一会儿，吃饱喝足的敌人趾高气扬地往这边开来了。前面日军开路，后面伪军压阵，中间两辆大马车，装着从村里抢来的粮食和物品。董振明和通信员小李把盒子枪压上子弹，打开机头，和战士们一起隐蔽着等待敌人接近。八十米，六十米，五十米，眼看到跟前了，董振明喊了声＂打＂，通信员小李一枪就撂倒了扛机枪的日军。董振明一梭子打出去，敌人又倒下了两三个。 趁着敌人的乱劲，部队＂哗＂地一下冲了上去，按照原定方案，三个人围着一个敌人厮杀。敌人仓卒应战，精锐武器发挥不了作用，而大刀、长矛横劈竖刺，越杀越勇。不到十分钟，十三个日军便全被消灭。后面的伪军见此情景，撒腿便往西跑。快接近大喜时，另一支伏击部队迎以杀出，一些伪军被挑倒，其余的放下东西夺路而逃。 这次伏击战，打死日军十三名、伪军二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二十支、子弹两千多发及其他物资和车辆马匹。在这次战斗中，梁伯才、刘兴旺、梁立柱、司继康四同志不怕牺牲，英勇奋战，他们四人就杀了六个敌人，自己无一伤亡。将夺回的东西全部归还了老百姓，受到群众衷心的赞誉。 在以后的大大小小战斗中，红枪会大队学习了兄弟部队的作战经验，同时又发挥了自己打交手战的特长，成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一九三八年七月，五分区所有的游击大队改编成正规部队。红枪会大队编为第一大队二营五连。董振明被正式宣布为该连指导员，王自荣、穆士香、梁伯才等同志也担任了该连的领导职务。党的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强。红枪会过去那一套封建迷信活动逐步为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代替，使其成了一支崭新的人民武装。 部队改编时，坚持了自愿去留的原则，副大队长彭云武和赵总领师自己要求，经上级批准，解甲归田。冯金荣在改编时曾想把他的小队拉走，由于有了党的组织，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开小差当了可耻的逃兵。王自荣进入深县抗战学院学习。他和梁伯才后来都当了营级干部，一九四〇年在战斗中光荣地献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