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改革

　　有些教育热点话题，多年来热度始终不减，的确让教育人乃至全社会都感到不可思议。1987年，＂片面追求升学率＂已经备受关注，改革的呼声已经此起彼伏；到了1993年，这个话题改头换面，以＂高考指挥棒＂这一更形象也更震撼的称谓红遍大江南北。如此兜兜转转，浮浮沉沉，似乎从来没有消停过。直到2020年，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的顶层期待，又一次引爆了大家始终压抑从未纾解的情绪，无论学校，还是家长，抑或是专家，各种呼吁、各种争执、各种指责，此起彼伏，热闹异常。
　　我觉得，教育评价是一定要改革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够得到妥当的、向好向善的解决的，但不是现在，不是马上。我们常常说要遵循教育规律，但一旦触及＂教育评价＂等这些敏感领域，往往就不冷静，不客观，更不会想到，三十多年一直换汤不换药，一直风雨飘摇但红旗不倒，背后，自有教育规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哪一条教育规律是＂幕后推手＂？在探讨之前，我们先试着看看＂指挥棒＂或者＂五唯＂为什么存在？谁受益？谁又是受害者？
　　大学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唯分数的评价指挥棒下，他们接受了太多＂高分低能＂的学生，收到了很多＂60分万岁＂的缺乏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的学生。中学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唯升学＂的压力下，老师们像陀螺般不停旋转，校长们被升学率压迫的喘不过气。家长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为了让孩子在高考中取得一个好成绩，用尽一切资源，不吝惜精力和金钱。当然，学生也是受害者，竞争越来越低龄化，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常常被＂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等铿锵誓言所包围。此外，社会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大学提供的就业者在能力、心态等方面，都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等等。
　　那么，我们不免要问，到底谁是受益者？我们无法想象，只有受害者而没有受益者的制度，怎么可能存在并延续到现在？是的，如果我们反向思考，如果站在稍微功利与短视的角度上看一看，受益者与受害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
　　首先，国家是受益者，在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产生一定的效益。说到底，这种制度设计，还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国家发展进步选拔培养了不少人才的。大学也是受益者，越是高水平大学，获益越大。如果评价多元化，他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选拔人才。现在则不然，谁分数最高，谁优先选择，的确省了很多事。虽说高分未必整体素质高，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但这并不重要。从概率而言，学业水平与学习能力、整体素质的正相关系数是相当相当高的，有那么三五个例外，无伤大雅。中学是受益者，因为升学率越高，获得的优质资源越多，获得政府的支持越多，收益也就越大。家长是受益者，从某种程度上说，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尺度是相同的，至少对于那些渴望以学习改变命运的人而言，对那些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家庭而言，高考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教育是各类群体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交汇点，仅凭教育自身，很难掰扯清楚。成熟的教育评价改革，在中国，只能是自上而下强力推进的。
　　为何说这件事一定能够做到？显然，国家牵头，国家先让出利益，当然会无往不胜。前提，是国家要下定决心去推动。
　　教育评价改革，也的确到了改变的时间节点。这同样，也是遵循教育规律采取的必然选项。
　　这里至少有两条教育规律在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和好恶而改变。其一，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又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如果我们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却总是期待发达国家的教育管理现状，难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的功利倾向越低，教育评价改变才具备了合适的土壤。其二，教育是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教育为国家制度发展服务，同样也受国家制度发展制约。当＂官本位＂被＂法治政府＂取而代之，当教育去行政化取得一定的成效，当＂管评办＂分离真正落到实处时，教育评价不发生变化，那才是世道不容的。
　　评价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态度和决心，是明确的，坚定的。为达成这一目标，也是需要让出利益甚至要＂割肉＂的。毕竟，让教育发展更均衡，让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享受到更加公平而优质的教育，需要投入，需要时间。在复杂多元利益相互纠葛之时，教育评价改革也已经来到了深水区，同样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气概，言出必行，当断则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