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真的太难了无止无休的孕期职场歧视

　　2018年，安妮卡在德国的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新工作，领导一个风险管理团队。六周后，她告诉公司她怀孕了。她主动提出，她在住院分娩前都可以继续工作，尽管德国法律规定，她在那之前都有权带薪休假。
　　她表示，在她说出自己怀孕的事情之后，她的经理对她的态度瞬间变差。这位经理开始怀疑她的工作能力，还跟他的其他同事们抱怨她怀孕了。＂我慢慢变得越来越灰心丧气，因为我感受到公司的工作氛围对我有害，而且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了。＂
　　而当经理开始说要解雇她时，她找了一位律师，决定诉诸法律。接下来的一整年，双方都围绕遣散费进行着漫长的谈判。＂公司希望我能自己辞职，＂现年34岁的安妮卡解释道。＂在我怀孕期间，我真的很担心被解雇会对我的财务状况和职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我精神崩溃了，有三个月都在不停地哭。＂
　　可悲的是，像安妮卡经历的那样，对孕妇的职场歧视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尽管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非法的，但这并没有阻止雇主们在女员工怀孕期间降低她们的职位、惩罚甚至解雇她们。这种歧视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且在许多情况下，为帮助女性员工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企业结构与框架最终成为了压倒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摧毁她们的职业生涯之外，这可能还会对她们的心理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
　　后果的不断失控
　　对孕妇的职场歧视可能发生在怀孕之前、怀孕期间和孕期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育儿假期间（如果有的话）。它有着多种形式。当前或最近怀孕的员工可能会被解雇（这在近40个国家和地区仍是法律允许的），被禁止晋升，被调到低薪职位或被要求在危险条件下继续工作。怀孕的员工甚至不被允许踏进公司，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女性在被雇用之前要进行妊娠测试，只有通过了测试，才能正式入职。
　　针对怀孕员工的歧视可能会以更微妙隐蔽的方式存在。公司可能将怀孕员工排除在职业培训和其他职业机会之外。或者，它可能默许不尊重或轻视怀孕员工的文化，这有时是为了迫使她们自己离职。许多正在孕期的或最近刚怀孕的员工怀疑自己会是公司裁员的第一批目标，尽管怀孕与裁员的因果关系可能很难被证明。
　　雇主拒绝为从事体力劳动的怀孕员工削减工作量或提供其他便利，这也属于孕期职场歧视。
　　孕期职场歧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雇主未能满足怀孕员工的合理需求，特别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怀孕员工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可能非常简单，伊丽莎白·盖德马克（Elizabeth Gedmark）解释说。她是美国劳工权益倡导组织＂更好的平衡＂（A Better Balance）的副总裁，该组织为遭受孕期职场歧视的雇员提供帮助热线。她强调了一个涉及一位怀孕的零售业员工的案例，她的雇主不允许她在工作期间携带水壶。＂她在工作中晕倒了，因为她脱水了，＂盖德马克说。＂这听起来非常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在很多行业，例如零售业，都有一些类似禁止把水壶带到工作车间的规定。＂
　　不仅仅是蓝领工人，白领员工也同样需要合理的孕期工作便利措施，例如为了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允许她们在家工作，或允许她们因为参加产前检查而请假。
　　我们依旧缺乏全面的统计数据，但已有的估算数据已经可以证明孕期职场歧视的普遍与失控。在英国，一项2015年的调查显示，有11%的母亲表示被解雇或被逼离职；更多的母亲因为怀孕收到了工作上的负面评价。而在日本，2020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4的怀孕员工经历过产妇骚扰。
　　盖德马克说，在美国，在所有受到孕期职场歧视冲击的人群中，从事低薪工作的有色人种妇女首当其冲。而新冠疫情则进一步暴露了那些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的双在职准父母和新父母的困境，尤其是在那些对新生儿父母权益保护不力的国家。雇主不断地解雇怀孕的员工，或强迫她们在不安全的条件下继续工作，而她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简单的便利，以保障她们在孕期工作时的身体健康。
　　因怀孕而失业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如果怀孕的员工因她的合理需求而被解雇，本来就因为未来新生命的诞生而变得紧张的财务状况可能会加剧恶化，并由此失控，＂盖德马克说。＂我们看到了因为在怀孕期间失业而无家可归、赔上所有医疗补助金的人，这是非常危险的社会现象。＂
　　而且，与其他形式的职场歧视一样，孕期歧视能带来的财务后果不仅是严重的，也可能是持久的。＂如果你有几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没有工作，你在此期间只能不断贷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那么你将会陷入债务，而身负债务则意味着你无法获得更好的职业资历和更多的补助金。这将会是一个持久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这还会削弱你承担教育经费的能力，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些，这还可能让你无钱养老。
　　法律保护在哪里？
　　许多雇主仍然不了解或不关心保护怀孕员工的法律。对雇主侵权行为的惩罚通常很轻，而且员工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她们有哪些与怀孕相关的职场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便是在对怀孕和生育有较强法律保护的国家，也很少有遭受了孕期职场歧视的人选择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据慈善机构＂Pregnant Then Screwed＂的调查，在英国，只有不到1%的孕期职场歧视受害者会选择与雇主对簿公堂。大多数受害者不敢这么做，因为她们往往担心雇主的报复，以及诉讼对职业生涯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
　　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来反对孕期职场歧视。
　　十年来，＂更好的平衡＂和其他组织一直在为＂怀孕员工公平法案＂( Pregnant Workers Fairness Act )奋斗，以填补法律在保护怀孕工人正当权益方面的空白。美国已经制定了《怀孕歧视法案》(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 )，但依据该法，判定某行为属于孕期歧视的标准非常高。从本质上讲，根据＂更好的平衡＂的说法，怀孕的员工必须要向法官证明，另一个处于类似情况的员工已经在工作期间得到了相似的便利。根据现行发案发起诉讼的员工中，大约有2/3的人最终败诉。盖德马克说，目前＂怀孕员工公平法案＂ 正在等待美国参议院的投票表决，该法案旨在＂承认并提供怀孕员工所需的合理待遇＂。
　　在日本，支持怀孕歧视受害者的Matahara网是成功推动《儿童保育和护理休假法》修订的组织之一，该法扩大了员工可以获得育儿假的情况范围。＂因此，雇主明显违反法律的案例数量正在减少，分娩后继续回到原有工作岗位的女性数量逐渐增加，＂Matahara网的副总裁佐佐木直子解释道。佐佐木本人在分娩后被原公司解雇，她本想寻求劳工局的介入，以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最终失败了。＂尽管有了进步，但那些只能以特定方式进行工作的人依旧面临着干扰。＂
　　些怀孕的员工称自己被排除在与其他职员的聊天之外，晋升的机会也被剥夺。
　　其他中等和高收入国家在孕期职场歧视方面的立法工作也在继续发展。在南非，一场2000年的官司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孕期职场歧视对于＂快速发展的扩张型经济＂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随后的案件则作出了对怀孕员工有利的判决：她们可以被暂时地分配到与原职位地位大致相似、但条件没那么危险的工作。
　　但是，如果怀孕的女性是非正式雇员，或者是她们在女性很少的行业工作，又或是生活在职业女性数量很少的国家，那么，对抗孕期职场歧视将会难上加难。
　　身为日本国民的惠太清楚这一点了。当她在2021年怀孕时，她还对一切都很乐观。在一家日本企业的海外分公司工作的她，期望着自己跟经理的良好关系和当地对怀孕的法律保护能为自己保住职位。
　　然而，结果与她的期望大相径庭。现年33岁的惠从她的公司获得了暂时回日本生孩子的许可。该公司要求她在产假期间继续做一些工作，在分娩前和分娩后都是如此，尽管根据当地法律，这样的要求跟终止怀孕员工的合同一样，其实都是违法的。然后，在她旧的工作合同到期一个半月后，公司告诉惠，说他们正在重组，所以她的合同不会续签。她的经理对她的态度突然就变得咄咄逼人了起来。由于涉及到跨境的法律差异，这个案例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惠和公司正在继续谈判。她还保留着公司上级承诺让她继续工作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消息记录，但她担心的是，如果她给公司施加太大的压力，她可能就会被列入这个小行业的黑名单。作为一名依赖雇主才获得工作许可的外国员工，她感到很被动。而与此同时，她家庭的财务状况则因为只剩下她丈夫的工资支持而日益拮据。＂我觉得公司利用了我的尴尬处境，这让我感到被背叛了，＂惠说。
　　情绪过山车
　　显然，由于怀孕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筋疲力尽的事情。但比孕期歧视本身更令人绝望的，是你还需要向雇主、劳工委员会或你的伴侣证明你遭受了孕期歧视。
　　在本文开头安妮卡的案例中，她属于相对幸运的那一个，因为她的公司还给她支付了遣散费，安妮卡用这笔钱支付了自己的律师费。然而，尽管她是一名善于动用一切资源去维权、拥有相关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而且她还生活在一个对准父母的法律保护比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要强的国家，她也还是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法律诉讼上，只为了争取公平的职场待遇。虽然最终她回到了自己曾经工作的一家公司，还获得了加薪和奖金，但那一年对她造成的精神伤害依旧困扰着她。＂我花了好些时间才真正相信，这一切并不是我个人能力不够的问题，而是我确实遭受了孕期歧视。＂
　　而依旧在跟公司谈判的惠就没有办法想得那么长远了，因为她根本就不确定谈判结束后自己应该怎么办。当她把自己的故事告诉身边同样由于怀孕而被公司解雇的家人和朋友时，她们给她的建议都是：＂算了吧，别再追究了。＂
　　虽然世界各地的女性们仍在用实际行动对抗孕期歧视，但好的一面是，对孕期歧视的讨论正变得越来越常见。惠认为，在日本，跟性别有关的职场骚扰，包括孕期歧视，都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大减少。＂我正处于变革的浪潮中，＂她说。
　　在当下这个因疫情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成千上万个即将迎接新生命诞生的女性员工来说，距离真正的变革，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