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堕胎史告诉世人再多刑事定罪，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1803年，英国裁定堕胎非法，当时通过的堕胎法案（LordEllenborough’sAct）规定，胎动（开始有动作）产生之后如果进行堕胎，那么将处以死刑或者流放。由于当时的大多数神学家和医生都认为，胎动是孩子赋灵的阶段，因此在此之前堕胎都不算犯罪，而且女性胎动前也不算怀了孩子；不过，有了胎动还去堕胎，自然就天理不容了。
　　约翰艾思卓克医师（DrJohnAstruc）认为对人性和宗教而言，那些试图堕胎的女子是寡廉鲜耻。大律师马丁马丹（MartinMadan）称那些因低劣堕胎术而死亡的妇女，犯下自杀和谋杀孩童的双重罪行。另外，18世纪许多离婚判决中，举证配偶买药诱使堕胎，也是非常合理的离婚依据。欠缺资料、难以研究的英国堕胎史
　　到了18世纪，很多避孕方法都已问世，而方法的来源从民间传说、江湖骗术到效果不彰的保护措施都有，虽然体外完全不可靠，不过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选择。
　　16世纪就已经开始有用动物肠子制成的避孕套，而且冲洗一下就能重复使用。卡萨诺瓦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自己使用亚麻布制成的避孕套，还有用柠檬片做成的子宫帽（cervicalcap）。
　　自古以来，事后灌洗女性生殖器一直是防止怀孕的方法。虽然生育率也会因为疾病、营养不良、健康情况而降低，但意外怀孕仍普遍存在。当女孩发现自己的腹部隆起时，因羞耻、环境、贫困和无数其他原因衍生出的压力，都有可能让她产生终止妊娠的想法。
　　堕胎在18世纪的英国或许不见得违法，但当时确实认为（胎动后）堕胎是一件极为可耻的行为，而堕胎术又被蒙上了隐晦的色彩。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因此堕胎史的研究非常困难。法庭记录女性堕胎失败死亡的案例，也有那些因企图引产遭起诉的故事。有心人若想知道如何流产，或者该服用哪种药物才会流产，医生和接生婆也绝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告诉或者说，会以委婉的语句，来暗示某种植物含有流产的药性。
　　比如这些委婉的表达会列举到可能导致流产的植物，再把它们放入孕妇不得服用的警示语中。
　　提姆希区考克（TimHitchcock）在《英国性事》（EnglishSexualities）中认为：
　　整个近代早期，随便一本草药书或食谱里，都看得到用于流产或调经的药方；当然，这类药方从药剂师那也拿得到。
　　女性如果执意流产自己的孩子，那么可引起堕胎的药草中，最常见的有沙地柏、胡薄荷、芸香、麦角。沙地柏是杜松属的一种，用来为杜松子酒调味。1803年，堕胎非法后，许多有关堕胎的法庭档案中，都提到了沙地柏。
　　例如，1829年，玛塔巴雷特（MarthaBarrett）被指控为了堕胎服用了一定剂量的沙地柏；1834年，威廉柴尔斯（WilliamChilds）被指控非法堕胎，他给玛莉珍吴尔芙（MaryJaneWoolf）服用大量某种名为沙地柏的药草意图引起并导致其流产；1855年，威廉朗文（WilliamLongman）被指控罪大恶极，给伊丽莎白艾欧杰德艾丝廷斯（ElizabethEldredAstins）服用10粒名为沙地柏的有害物质，意图造成流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沙地柏、胡薄荷这类的堕胎药确实有毒，服用剂量够高的话，可能会导致流产。而服用过高的剂量，可能也确实曾让胎儿的母亲直接毙命。18世纪极其罕见的手术流产
　　这些堕胎方法如果都被证明无效的话（通常也都无效），胎儿的母亲就只剩下绝望和危险的选择：坐在滚烫的热水里、喝大量的杜松子酒、从楼梯上摔下来或用力捶打肚子。
　　而这些方法又全都没用的话，手术介入则是最后的办法。手术流产的报道在18世纪极其罕见，1732年，德比郡的一场艾莲诺碧儿（EleanorBeare）的审判，是18世纪里为数不多有详实纪录的手术流产案例之一。艾莲诺被控3项罪行：一项是鼓励某男子谋杀其妻子，另外两项是将铁制器具放入体内和杀死子宫内的胎儿。
　　为艾莲诺做手术的其中一名女性，陪审团不知道名字，另外一位叫葛蕾丝贝尔福特（GraceBelfort）。葛蕾丝贝尔福特曾短暂的为艾莲诺工作过，而就是在此期间，她却被前来的访客强奸了，葛蕾丝向艾莲诺坦诚了担心自己怀孕的问题，而艾莲诺则以30先令（由强奸犯支付）为代价，承诺能帮她清除这孩子。
　　证词：某个人给了我苹果酒和白兰地，女主人和我都喝了不少，那个人走后，我们几乎上不了楼、但最终还是上去了；然后我躺在床上，女主人拿了一个工具，我觉得很像铁叉，随后她把它伸进我的体内、很痛。
　　法庭：在那之后呢？
　　证词：我流了些血。
　　法庭：后来有流产吗？
　　证词：隔天我就流产了。
　　法庭：在这之后犯人又做了什么？
　　证词：她跟我说事情办好了。
　　艾莲诺最终被判有罪、并监禁3年，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市集日里上枷示众。当时的很多人都被艾莲诺的罪行激怒，甚至命悬一线。有人朝她扔鸡蛋、大头菜、石头，直到她失血过多、几乎失去知觉，才被拖回监狱，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市集日，又得再次接受折磨。
　　1760年，诗人汤玛斯布朗（ThomasBrown）写了一首名为《讽刺庸医》（SatireUponaQuack）的诗，这首诗抨击一名堕胎士，因为她谋杀了朋友的孩子。
　　这首诗充满怨念，且不断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谋杀了子宫里尚未出生的婴儿。布朗诅咒这名堕胎士生生世世都会听到，那些垂死母亲和婴儿的哭喊声，成为助产士的笑柄、没鼻子的人，被夜晚的恐惧跟随。
　　布朗整首诗不断提到堕胎士所用的工具，不过没提到铁叉。诗中确实提到恶毒的药水、带刺的语句、尖锐的铁镖和杀人的鹅毛笔，甚至羽毛笔锋利的笔尖，都可以成为穿刺子宫颈与堕胎的合适工具。甚至这个过程有些人还会自己亲自来做，好心的亲友也可能来帮助子宫穿刺。虽然无法确切的知道，到底有多少妇女因堕胎而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感染与死亡，但仍有许多妇女愿意冒险。
　　如果以上这些方法都失败了，或者根本就负担不起堕胎手术的费用，那就还剩下3种选择：把孩子留下来抚养；把孩子丢掉；把孩子杀了、尸体藏起来。广为流传的黑话：闷小猪
　　法兰西斯葛罗斯（FrancisGrose）在1785年出版的《方言字典》（LexiconBalatronicum：aDictionaryofBuckishSlang，UniversityWit，andPickpocketEloquence）中，有一则让人不安的词条：闷小猪：将私生子杀害，或将他投入茅厕。
　　这句词也在100多年前的《新古今黑话词典》（ANewDictionaryoftheTermsAncientandModernoftheCantingCrew，1698）和19世纪的各种俚语大全中收录。由于杀婴本身都有专门的黑话，这就意味着这种作法普遍到让人忧心。
　　1702年，科文特花园圣保罗教堂的克莉丝汀罗素（ChristianRussel）将其非婚生子丢入厕所，最终因谋杀自己的私生子而获罪；玛丽都铎（MaryTudor）于1703年因谋杀而受审，因为在去年1月18日将其非婚生女扔进厕所，使其窒息、再将其勒毙。
　　1708年，安加德纳（AnnGardner）将非婚生子丢入厕所，使其遭秽物窒息而死，最终判处谋杀罪；安妮惠勒（AnneWheeler）于1711年在厕所将其非婚生子闷死而遭到起诉。
　　1717年，伊丽莎白亚瑟（ElizabethArthur）在厕所将其非婚生子淹死；伊丽莎白哈瑞德（ElizabethHarrard）于1739年淹死她的非婚生子而获罪。而那年，有4名女子因谋杀自己的非婚生子女而被处以绞刑，她也是其中之一。
　　案例不胜枚举。1700年至1800年间，光是中央刑事法院（OldBailey）的纪录，就有多达134起杀婴的审判，这当中绝大部分遭到杀害的都是非婚生子女。不过实际有多少非婚生婴孩遭杀害？真相将永远石沉大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受审的女子都很穷、没结婚、无依无靠，或者说是在完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的。曾有法案认为：孩子若死亡，凶手就一定母亲？
　　女性发生婚前性行为或不小心怀孕，通常会被人们说成被毁了（ruined）或堕落了（fallen），传达了婚前性行为要承担的后果。
　　如果怀孕的女子有钱，便能在怀孕期间躲起来，然后再把婴儿托付给亲戚或付钱请人照顾，最终避开丑闻。但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人来说，后果则会很惨，社会加在这些准妈妈身上的污名，严重到可能让她们被逐出家门、丢了工作，待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像《芬妮席尔》（FannyHill）这类18世纪的情色文学，就很爱说这类故事，说她们因为不检点而遭抛弃，只能依靠性服务才能生存。并且可悲的事实是，上流社会的女孩一旦被毁了、堕落了，能有的选择也确实少之又少。
　　理论上，性工作者对避孕方法和堕胎渠道应该很熟，但宝宝的诞生还是在所难免。1993年，纽约五点区（FivePointsdistrict）挖掘出一幢19世纪的合租房，在厕所低土层处发现两个足月婴儿的骨骸，很可能是双胞胎。当时的证据显示，这户楼确切的地址橘街12号曾是一家妓院。虽然以前就曾在厕所挖出过胎儿的遗骸，但因为这次和性交易背景的关联很强，所以意义重大。
　　未婚妈妈为了逃脱绞刑，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孩子是死产。1624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未婚妈妈隐瞒其非婚生子女的死亡定为死罪，这项法案认为，孩子若死亡，凶手一定就是母亲。而母亲为了证明没有隐瞒分娩，必须出示至少一份证人的说词，来证明婴儿确实是死产。
　　另外，控方也必须证明该母亲有故意隐瞒怀孕和分娩。前面提到的安加德纳经证实，确实是谋杀了自己的婴儿，因为她没有为这孩子的出生做任何的准备，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怀孕了。
　　犯人答辩时几乎无话可说，似乎没为这孩子的出生做任何准备、没人听她说过有了孩子、也丝毫没人察觉她怀有孩子，而且詹姆士一世的法令（1624年的法案）对这类案件的要求，她都没做到。犯罪事实明显，最终陪审团裁定她有罪，最终于1708年1月15日行刑。18世纪的伦敦扶幼院
　　1739年，英国慈善家汤姆士柯伦（ThomasCoram）开设伦敦扶幼院（LondonFoundlingHospital）。主要目的是提供给孩子庇护，因为这些孩子的母亲都是不幸的女子，被心怀不轨的男子诱惑，而相信虚假的承诺，成了受害者，留下难以挽回的耻辱。
　　当初开院时，院方预计收留20名婴儿，结果是供不应求。最后，院方不得不将入院限制调成两个月以下的婴儿，再通过投票完成入院。为了让母亲将来能把孩子从院所接回家，院方鼓励母亲留给婴儿信物，方便日后相认。
　　不过最终这些信物：放在这些弃儿身边的丝带、顶针、缺角的硬币、小盒坠饰、小钮扣、纸片、贝壳等等数以千计的信物，如今仍静静待在院所的博物馆内。1741年至1760年间，被送往医院的16，282名婴儿中，只有152名被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