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是明灯，也是检视自己的一面镜子，有它独特的魅力，我个人其实还是非常喜欢历史的，《资治通鉴》《史记》这一类的书说实在的，都算是历史迷人人必备的书籍了，甚至有的人还会买不同的版本，我自己也是一样。
　　其实说起这类历史书，咱们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两本书也是这两本，《史记》是以纪传体的形式来为我们讲述历史事件，而《资治通鉴》则是以编年体的形式来为我们讲述历史事件。
　　这两种形式其实各有利弊，纪传体看起来更加整在一些，把历史人物的所有事件都归纳在一起，而编年体则是看起来更一目了然，按照时间线的顺序往下排列，不容易弄混时间。
　　当然纪传体里按照人物去记载，你想知道年份的话还得去查阅；而编年体呢，事件都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的，会让人觉得不够整在，总之真的是各有利弊，但不能改变的是，这两本都是历史类书籍里的好书。
　　熊逸版的《资治通鉴》有个特点，那就是原文后面他会附上牵线的，通俗易懂的解释和翻译，这就很方便读者去看了，机能看到古书里原文的内容，看不懂的直接看下面的解释就好，特别的方便，而且里面还加了好多作者的解释。
　　里面最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点出了这类被咱们当做正史的史书，其实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也就是说史书有的时候也难免会夹杂个人色彩。
　　比如说里面提到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对于范雎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有些许的不同。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范雎和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看他口才出众、仪表堂堂，给了范雎很多的赏赐，范雎推辞不受。须贾听到消息之后勃然大怒，认为范雎出卖了国家。
　　《资治通鉴》里面则是直接跳过了范雎推辞不受，须贾回到了自己国家直接把这件事报给了魏齐，像是范雎真的接受了齐襄王的赏赐一样，按理说司马迁不该有这样的纰漏，显然带有了他自己主管的好恶，他觉得范雎是个小人。
　　当然史书本来就是人写的，带有一点主管的情感非常正常，只要大体的历史事件能够还原就足够了，而且咱们看历史类的书籍也可以对比着看，不要光听一家之言，多看看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这版《资治通鉴》里面对于项羽烧阿旁宫的描述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语文课本里总说是项羽烧的，原来史书里包括咱们现在考古发现的，项羽烧的是咸阳宫，阿旁宫那会儿根本还没建起来呢，等于是因为一首诗，项羽纯纯的背了口锅，也还挺有趣的。
　　总之，历史这个东西常看常新，可能你几年前看这本书的时候是那样的感受，隔一段时间再看你又有不同的感受，这都很正常，我自己也是这样。但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不断思考的感觉的，确实，历史能够带给我们现代人的思考太多了，希望我下一次翻这本书的时候，又有新的感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