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宰白鸭案件为何屡禁不止？因为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怪圈

　　什么是宰白鸭案件，这就要从一个故事说起，在清朝嘉庆年间，福建的一个大牢内关着一个死囚，年龄16岁都不到，看上去骨瘦如柴，脸上也是稚气未消，他进监狱的原因是犯了命案，而且还是用残忍的手段将被害人杀害。衙门里的审讯者觉得案件有些不同寻常，便连续审问此少年，哪知道少年每次口供都是一字不差，像是在背课文一样。审讯者看出里面有猫腻，于是好心开导少年，少年这才哭泣地说是冤枉的，自己就是只白鸭。原来在当时的福建，许多富豪犯了命案，就会出钱让贫困者顶罪伏法，称之为宰白鸭。然而这起案件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在整个清朝时期，宰白鸭可谓是屡禁不止，其内容也是丰富异常，笔者为此做了一个简要分析，来说说清朝源远流长的宰白鸭史。首先，哪些人会去做白鸭
　　宰白鸭交易要完成，自然离不开白鸭。白鸭仿佛串联电路上的一个开关，即使诸如贿嘱者、说合者、贿金等元件均属齐备，没有白鸭这一关键要素，通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一般而言，按照寻找顶凶者的时间划分，有两种情况，一为常见的事后贿嘱，二为宗族械斗中常见的预先敛费。而贿嘱者首要关注的目标群体，则为穷苦之辈。
　　这些人中，一部分是甘愿受幸以便留下香灯钱的贪财白鸭，另一部分则是身不由己、牺牲一人换取全家性命，比如清代奇案里著名的王小山案件，此类人群贿买的主要筹码就是钱财，也可称之为一笔生意。除钱财外，道德伦理亦是寻求顶凶者的重要武器，清朝诸多亲属顶凶案件均属此类，他们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均受缚于封建伦理这一枷锁中。
　　诱骗亦是白鸭交易得以完成的重要策略，比如晚清著名的王树汶案件就是个典型案例，王树汶在并未被告知抢劫情由的情况下，被诱骗顶替胡体泼，奸邪之人告知其承认自己是胡体泼则会无事。王树汶信以为真，直至即将行刑之际才知被骗，临刑呼冤，才被救下刑场，导致案件重审。然而更多的情况下，被诱骗顶凶之人并非如这般幸运，糊里糊涂便送了性命，由此可见，在清代诱骗白鸭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白鸭的受益人，也就是始作俑者
　　宰白鸭的主要受益人，也就是凶案的始作俑者。他们急于逃脱法律的制裁，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撇清自己与凶案的关系。若有可能，就会通过毁尸灭迹让案件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成功掩盖，一旦案发，凶手亦会考虑通过买通官府乃至受害者家属的方法，将案件阻止在官府受理之前。通过这样的暗箱操作，命案依旧，但性质已大为不同，他杀转为自杀或意外，最终真凶也可逃脱法网。
　　但若是前述两个阶段均未把握，亦或是未能成功，凶手便把目光转向了白鸭。对于有钱人来说，钱财便是他们交易成功的重要筹码。但对于潦倒之人而言，交易难度便加大了数倍。他们或是主动投案，寻求宽减；或是寻求亲友帮助。然而在性命攸关之际，很少有人愿意舍己为人，不求回报，故而家庭、宗族的道德绑架便成为推动宰白鸭完成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宰白鸭成功，原犯罪者也不是最后的赢家，他也许能够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苟且偷生，但他也许会一辈子生活在愧疚与悔恨中，艰难地偿还欠下的命债。在宰白鸭交易中，悲剧永远是最主要的基调。宰白鸭也能让受害人家属获益
　　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斯人已逝，已成定局。若真凶落网，最终得以偿命，对于枉死之人而言，必定是极大的慰藉，但对于受害者亲属而言，失去亲人的命运已无从改变，这些家庭中，或是失去了维持生计的顶梁柱，难以为继：或是失去了绵延香火的子嗣，后继无人。虽然正义得以伸张，但于事无补。
　　而白鸭交易则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经济上的补偿。无论如何，始终有一人为其枉死亲属偿命，虽然对象并非凶手本身，但也属一种替代性的复仇。在有些社会，复仇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凶手本身，尤其是在以家族为社会单位，个人完全隶属于家族的社会，复仇的对象其实是凶手的整个家族，而同样，肩负复仇责任的主体亦包括受害者的整个家族，家族、宗族间的械斗便多由此引发。除此之外，复仇对象的广泛性，亦可以解释部分受害者家属接受原犯罪者的亲属代为白鸭的情况。
　　在贿买白鸭的交易中，受害者家属是贿买者需要扫除的主要障碍，这种以钱赔命的交易对受害者家属而言也许并不吃亏。他们需要做的，仅是指证顶凶之人为正凶，如道光四年广东巡抚咨文中提及的沈阿敌冤案，受害人亲属谢杨氏、谢谦炳、谢有赞各听从凶犯及犯母贿嘱，捏指沈阿敌等为正犯。更有甚者，只需乖乖闭嘴不生事即可。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交易就以秘密的形式成功完成，若大家都兑现承诺，则这起命案就此尘埃落定。但若有一方毁约，尤其是贿买一方不按约定给予贿金，则案发便不可避免。普通百姓做白鸭的无奈
　　清代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我们已经无从准确知晓，但通过一些流传下来史籍资料，我们可以窥见一些人的生活，已经困窘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有些时候，家徒四壁已是幸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描述的群体更是不计其数。清代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较明朝相比显得更为恶劣，彼时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使得普通民众对本就有限的资源更加求而不得。根据文献上统计的数据，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接近三亿，及至道光中叶，人口继续激增，甚至突破了四亿大关。
　　在这般经济萧条却人口爆炸的大背景下，大量的无业游民出现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普通民众己是自顾不暇，自然也无从接济这些流离失所的贫困者。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一书中所描绘的那一场冲击整个清代社会，使百姓为之惶恐，使官员为之寝食难安的危机，其最初的导火索亦是这经济下行、人口上行的大环境下四处流浪的无业游民。然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并非所有的人都饱受煎熬，穷人不得已卖掉自己的土地来维持一时的生计，富人却伺机大量低价买入土地，致使土地兼并的进程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社会财富集中到了本就富庶的家族中，对于贫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便借刘姥姥之口道出了当时令人咋舌的贫富差距：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
　　富人家一顿的餐食花费，竞己达到普通民众一年的开销，如此也就可以理解富人贿买白鸭的底气和穷人以命换钱的无奈了。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之下，富人有钱，穷人有命，命案发生之后以钱买命的交易大有市场。甚至还有受害者在奄奄一息之际主动向正凶提出以钱卖命的交易请求的情形。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张福与里豪争路，被里豪推搡坠至桥下，因河面结冰，摔伤至顿骨破裂，奄奄一息。后张福主动找到里豪，言之曰：君偿我命，与我何益？能为我养老母幼子，则乘我未绝，我到官言失足坠桥下。至张福死后，里豪并未守约，张福之母控告于官，然而张福生前有所供诉，有据可凭，无法翻案，最后里豪因马惊坠桥而亡。这在那时候人们看来，是因为里豪未能遵守与张福的约定而遭到的报应，故事的结局可谓大快人心，也很符合因果报应。遗憾的是现实里的里豪之流则不一定会遭到天谴，甚至因为购买白鸭顶凶而一劳永逸，不禁令人唏嘘。清政府对宰白鸭案件却异常宽容
　　清政府纵容宰宰白鸭，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大清立法依旧延续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法律，首要保护的利益不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普通民众的利益，而是占支配地位的统治者的利益。在统治者看来，法律不是保障私法意义上的个体权利，而是作为统治者维护统治、消除一切威胁因素的工具。
　　总而言之，封建社会制定制定法律就是以维护统治者政权稳定为主要目的。譬如清朝时期多如牛毛的宰白鸭案件，官方对于该类罪行的应对具有一定的消极性、被动性。在道光以前，官方仅仅对其进行普通的干预和调解，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倾向，仅以和稀泥的态度企图不了了之，甚至可能出现因犯罪人数众多而以法不责众为借口置之不理的情况。
　　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南方六省的宗族械斗愈演愈烈，几乎处在失控的边缘，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着手制定专门条例加以规制。此后针对宗族以族产贿买他人顶凶，企图规避主谋为首之人罪责的情况，除对参与宗族械斗并预先敛费或是事后贿买顶凶的主犯严纠定拟外，若处在案件把关的最前线之族长、乡约不能指出白鸭的幕后黑手，也要会被一同治罪。虽然如此，这一立法最终的适用范围也极为有限，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及至清代灭亡之时亦未能推广至全国。
　　究其原因，该类案件的地域局限性决定其对统治者政权威胁的有限性，且宰白鸭本身对清朝政权的威胁远不如聚众抗税、逞凶殴官等事件来的厉害，故官方并未对此予以更多的关注。
　　正如学者孔飞力在《叫魂》中对叫魂这一行为一针见血的指出，对于皇帝来说，其最在意的并非叫魂行为是十恶不赦妖术，对百姓个体产生了巨大伤害，而是叫魂行为所造成的聚众
　　事件的潜在危险，关系到其政权的稳定与安全。
　　无论是因削发造成的身体伤害或是因妖术造成的精神恐慌，无论是叫魂行为的谋反或是惑众倾向，都不是最终的落脚点。统治者的担忧很直白，就是要稳定政权，而前文所提及之宗族械斗亦是如此，在处理此类案件之时，聚众才是官方首要考量的标准。一二十人以上、三十人以上、四十人以上被严格区分，参与械斗的人数越多，对应的处罚也越重，这就体现出清朝统治者对可能威胁政权的一切事物产生恐惧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