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发生在樊家屋场的战斗

　　樊家屋场在江汉大平原，现属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双塚村。
　　樊家屋场包括：樊沟，樊湾，东湾。其中以樊沟为中心，地势较高、险要。当年曾经是荆门至沙洋的通道之一，也是古驿道，有一条简易公路连接荆门和沙洋。抗战时期多次建据点驻军，先后由国民党游击队，新四军占领，42年秋天，国军游击队、新四军在樊家屋场联合抗击日军清乡扫荡。
　　我家祖屋在樊家屋场中心地带的樊沟，樊沟相对周围地势较高，特别是西面高地，对北、西、南一览无余，是天然的制高点和瞭望台。湾西面有开阔的大坪，有一条不断流的河（称西港）流过，形成天然屏障，过河要涉水或在桥上通过，到西面曾巷和西南到后港均有木桥可以通过。从湾的东北至西南有一条小河沟，为西港支流，河水不大，但由于经年冲刷，沟有近十米深，在西南与西港汇合后流入后港长湖。
　　樊沟三面环河，由于鱼游上水，鱼资源特别丰富，丰水季节，后港长湖的鱼会逆水而来。
　　当年，樊湾的北面、西面有战壕，以利防守、出击、人员通过。樊沟的特点是可攻，可守，可退！我们家南面有个大塘坑，是战马掩避的地方，也是对西南警戒的哨所。这样樊沟形成了完整的攻防体系。
　　我家祖屋在湾的最西边，地势最高，有16间大瓦屋，三个天井，一个用于防御的两层箭楼。当年张自忠33集团军教导队（学兵营）队部及副参谋长张克侠就驻在我家的后八间。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军第33集团军退守荆门，防守汉江，拱卫陪都重庆。
　　1940年5月16日，张将军在枣（阳）宜（城）战役中，亲自过汉江指挥对日作战，被日军包围在宜城南瓜店，壮烈牺牲。之后，日军绕开大路，从宜城山区，经刘猴集、仙居、栗溪、姚河等地抄后路南下，荆门沦陷，国军主力西撤。
　　国军撤退后，荆门县政府撤退到栗溪山区打游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在我们家乡周围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了新四军5师15旅，在我家活动的有15旅45团和荆南游击队。
　　新四军侦察参谋尹朝贵与我爷爷相识，外出执行任务时基本都在我家落脚，并由我爷爷接送。
　　尹朝贵安徽人，当年20岁上下，知识分子。解放后曾任荆门县曾集区区长，荆门县委书记，荆州地区专员等职务。
　　国民党地方绅士、实力派也拉起了抗日武装，其中王坪人郑绍青拉起了一支100多人枪的抗日武装，为国民党荆当潜游击纵队王伯膏下面的一个中队，中队部设在我家。据爷爷讲，郑绍青多次劝我爷爷做他的副官、文书，以示拉拢。我父亲当时正在鄂西求学，因日伪封锁，回家困难，郑绍青对我们家很照顾。
　　郑绍青的100多人马，驻扎在周边的樊湾、东湾、龙家台。在中心地带樊沟的北面和西面挖战壕，筑碉堡，对东、对南隔沟设警戒阵地，这样樊沟有了相对完整的攻防阵地。
　　42年的秋收季节，驻后港的日伪军100多人沿苗集、郭场北上到樊家屋场隔河相望的曾巷抢掠扫荡，并且在曾巷杀人放火后准备吃饭。
　　郑绍青得知消息后，认为自己的队伍训练了很长时间，又加上有完备的工事，决心打一仗。
　　一切部署妥当后，郑绍青便命令号兵站在我家西边的高地上对着曾巷吹号，日伪听到号声，便过河杀过来，一时枪声密集，老百姓纷纷躲避。当时我父亲正好在家过暑假，还没有返回鄂西上学，便牵着家里的牛往西南走，准备过河到朱坪亲戚家躲避，结果与几个伪军相遇，几个伪军忙于打仗，只是催他们快走。
　　由于西面是大坪，一大片开阔地，地势较低，日伪军正面攻击很快受挫，便绕到北面，占据樊湾，并以樊湾为依托攻击樊沟，并架设了机枪阵地。
　　很快，郑绍青感到了压力，觉得这样打下去队伍可能被消灭，如果撤退，日军很可能追着打，郑绍青只得向东北4公里外，驻潘集的新四军求援。
　　担任给新四军报信任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当地一位姓王的保长，一个是郑绍青的传令兵。他们从东面下河沟，沿河沟向东北的潘集方向跑。
　　王保长地形熟悉，但没打过仗，基本上直着身子跑，传令兵提醒他，把腰弯下来，注意日军打冷枪！王保长不在乎，说哪有那么巧，我们跑着呢，他能打着？话音未落，王保长被日军哨兵击中，倒地牺牲。传令兵不敢停留，一人只身赶往潘集。
　　传令兵到潘集附近，就遇见了一队新四军，原来是新四军已得到消息，正赶往樊家屋场，准备抄日军侧背。
　　新四军赶到陈家岭，被警戒的日军发现，在队伍前的一位副排长中弹牺牲，新四军攻击受阻，只能依地形强攻。
　　郑绍青在樊沟听到了北面的枪声，知道新四军的援军到了，日军对樊沟的攻击已明显减轻，仅用机枪压制。此时郑绍青如果反击，日伪军将被全歼，但郑绍青却乘机带队伍从南面溜了。
　　新四军见南面枪声停止，知道郑绍青撤退了，也带着缴获的武器，带着牺牲的副排长遗体撤回了潘集。牺牲的副排长就安葬在现在的潘集水库东南，70年代我们去扫过墓。
　　战斗结束后，日军占领了樊沟，为了报复，把我家的桌椅板凳等堆在一起点火，准确烧掉我家的房子，三天后我的家人返回，发现火没烧起来，只烧了部分家具。
　　日伪伤亡惨重，樊湾樊明礼家人返回时，其家里全是鲜血，腥臭味无法住人，很显然这家是日军的战地救护所，没办法，其家人只得用土厚厚的垫了一层才勉强居住。
　　在樊湾的东南方向，是日军攻击时樊沟的出发阵地，有一匹大洋马被打死，战争年代，兵荒马乱，马肉也是好东西，但老百姓不敢吃，怕日本人回头来要，只好任其烂掉，臭气熏天，人也不敢靠近，后来这一片成了一片林子，我们小孩后来也是不敢靠近。
　　我家南面的塘坑里有郑绍青的两匹战马，但郑绍青撤退时很慌张，两匹马没带走，我们家人返回时也没发现。等发现时已饿了好多天，两匹马饿得倒地了。好在我爷爷当年在武汉蚕桑学堂读书时，学得就是马科，经过十几天的调养，才把马救活并还给了郑绍青。
　　战斗结束后，日军占领了樊沟，为了报复，把我家的桌椅板凳等堆在一起点火，准确烧掉我家的房子，三天后我的家人返回，发现火没烧起来，只烧了部分家具。
　　日伪伤亡惨重，当樊湾樊明礼家人返回时，其家里全是鲜血，腥臭味无法住人，很显然这家是日军的战地救护所，没办法，只得用厚厚的土垫了一层才勉强居住。
　　在樊湾的东南方向，应该是日军攻击时的出发阵地，一匹大洋马被打死，本来战争年代，兵荒马乱，马肉也是好东西，但老百姓不敢吃，怕日本人回头来要，只好任其烂掉，臭气熏天，后来这一片成了一片林子，我们小孩也不敢靠近。
　　我家南面的塘坑里有郑绍青的两匹战马，但郑绍青撤退时很慌张，两匹马没带走，我们家人返回时也没发现，等发现时已饿了好多天，已饿得倒地了。好在我爷爷当年在武汉蚕桑学堂读书时，学得就是马科，经过十几天的调养，才把马救活还给郑绍青。
　　我们小时玩耍，捡到铜弹壳是常事，还曾将捡到的铜弹壳卖给供销社换钱文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