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与刘邦同是王朝的开辟之君，刘秀这位光武大帝却为何不火

　　刘秀和刘邦，分别为东汉与西汉的开国之君，为什么刘邦常常为后世所提起，刘秀却很少走上历史的舞台，即便是与其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少之又少。
　　刘秀，字文叔，籍贯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南，东汉开国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汉高帝刘邦九世孙，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
　　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5年），刘秀出生于陈留郡济阳（今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东北 。早年与兄刘縯等率宾客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
　　刘玄称帝后，被拜为太常偏将军。更始元年（23年）与王凤所率起义军配合，取得昆阳之战的胜利，歼灭王莽军主力。刘縯遇害后，刘秀隐忍伪装，取得更始帝刘玄的信任被派往河北，镇压并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势力大增。被封为萧王后，即拒绝更始召命。
　　更始三年（25年），刘秀公开与更始帝决裂，即位于河北鄗县南千秋亭  ，建立东汉，定都于洛阳。后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据势力，统一全国。
　　刘秀于中元二年（57年）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光武，庙号世祖，葬于 原陵。 朝代因素
　　东汉：西汉的复制版
　　提起大汉王朝我们都知道西汉在前，东汉在后；班固写的西汉史叫《汉书》，范晔写的东汉史就只能叫《后汉书》。
　　如此一来，东汉就很容易被当成西汉的进阶版，导致许多想了解汉朝的人往往会把主要精力花在西汉而不是东汉上，从而使东汉的受关注度远不如西汉。
　　例如：西汉时，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封狼居胥山，这被后世视为武将建功立业的至高荣誉。到了东汉，将军窦宪打败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勒石记功，纪汉威德。
　　虽然窦宪以外戚掌权，且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世对他有许多负面评价，但他的燕然勒功没有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出名，恐怕主要还是霍去病封狼居胥在先，而窦宪的燕然勒功难免会给人以＂复制版＂的味道。
　　实同创革，名为中兴
　　也就是说，虽然刘秀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王朝，但在东汉的官方舆论里，东汉只是西汉的延续，并不认可刘秀是一个开国皇帝。
　　《出师表》的影响
　　诸葛亮的《出师表》其中提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出师表》的流传，让许多后世之人喜欢西汉，而不喜欢东汉。可如果咱们能理性地去思考这句话，就会发现其中颇多蹊跷。《出师表》是丞相诸葛亮写给蜀主刘禅的奏章，有人猜测，他这么说的目的无非是避免刘禅接触到诸葛亮给其安排的＂贤人＂以外的人，防止刘禅形成自己的势力，从而避免皇权逐渐强大威慑相权。
　　两汉：士族政治的成熟程度不同
　　说到两汉的主要差别，就必须提到一个关键词：士族政治。
　　两汉是士族政治的早期，其中西汉是士族政治的萌芽时期，而东汉是士族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段。咱们对比两汉的历史会发现，两汉时期士族政治的成熟程度是不同的。
　　西汉时期有个叫朱买臣的人，家贫，爱读书，经常因挑柴时读书而被人嘲笑，最后连媳妇都和他离婚了。后来，他被人推荐给汉武帝，拜为大夫。
　　可再看看东汉史，从建武十二年天下略定之后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前，在东汉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像汉武帝这样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举动，也很难找到有人向皇帝举荐朱买臣这样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才的行为。
　　这说明与西汉相比，在东汉时期，随着士族政治的逐渐发展，社会阶层的固化逐渐加深，社会底层人才的上升空间明显变窄了。
　　为什么西汉时期士族政治没有发展到东汉时期的程度？我们先要看看两汉开国皇帝的区别。
　　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出身平民，曾为泗水亭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虽然是布衣出身，但刘秀这位布衣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刘秀是西汉皇族的后裔。在当时人心思汉的背景下，他当皇帝有着光复汉朝的＂法理＂意义。
　　所以，尽管刘邦与刘秀都曾是平民，但在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圈上，刘邦与刘秀相距甚远。
　　刘邦起家的班底是从老家沛县走出来的创业团队，其中樊哙曾以屠狗为业，当过县吏的萧何、曹参都属于出身地位不低的人了。
　　再看刘秀。虽然刘秀的创业团队里也有吴汉这样出身贫寒的将领，但这样的人才在团队中所占比重并不高。很多将领都是像耿弇、马援这样的官宦子弟。
　　而且刘秀在位时期，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策，这为西汉旧贵在朝为官创造了条件。由此可知，刘邦的创业班底有很强的草根味道，而刘秀时期的朝臣有很强的贵族气息。
　　这样两套不同的班底，对其所开创的朝代，影响是深远的。
　　因为刘邦是草根班底，所以在当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舆论氛围充斥着社会每一个角落，毕竟刘邦和他的团队就是一个鲤鱼跳龙门的例子。
　　在西汉王朝，特别是前期和中期，社会阶层的固化并不是很严重。像一边挑柴一边看书的朱买臣，可以被汉武帝破格提拔；曾经在海岛上养过猪的公孙弘，可以在汉武帝时期当丞相。总之，西汉是一个能够让草根人才多少可以看到晋升希望的朝代。
　　东汉则不同。刘秀本身就是西汉皇室的后裔，其创业团队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官宦色彩，而且经过西汉二百年的统治，已经形成了一个权贵利益集团。
　　刘秀称帝后，又将西汉旧贵族引入朝堂。这等于说东汉把西汉原有的士族政治早期萌芽接盘后，又进行了持续发展。由此，在东汉时期，随着士族政治的发展，社会阶层相对固化，草根阶层很难有上升的渠道。
　　后世的美化
　　来自史料编写者的刻意塑造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提到汉高祖刘邦时，曾用了＂好酒及色＂四个字；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写刘秀时，却并不吝啬＂灵庆既启，人谋咸赞＂＂于赫有命，系隆我汉＂这样的溢美之词。
　　在中国古代，本朝人要是写本朝史，一般对开国皇帝会多有维护。可司马迁作为本朝人，对刘邦尚且有些不留情面，但范晔作为后世之人，对四百年前的刘秀的缺点却多有隐晦。
　　要了解一件事情的原因，一定要了解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惨受宫刑，对西汉或有不满，在创作《史记》中难免有所发泄。范晔是南朝时期的士族，在仕途上沾了士族政治的光。而刘秀作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对士族政治的发展多有推动。所以，范晔在写《后汉书》时，对刘秀自然是多有维护；又通过维护刘秀的形象，来强化士族政治的＂合理性＂，以维护南朝士族的利益。
　　但司马迁的发泄与范晔的维护却产生了令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
　　随着《史记》的流传，刘邦在人们心中是一个缺点很突出但才华很隐晦的人。所以，在对刘邦的争议中，许多人喜欢深挖他成功背后的门道。这促成了刘邦的大红大紫。
　　刘秀则刚好相反，因为有了范晔这样史家的维护，加上后世文学戏曲的褒扬，在众人心中刘秀几乎成了一个没有缺点的人。这导致了一直以来许多人心中的刘秀严重失真。没有缺点，也就很难有争议；没有了众多的争议，那么人们心中那个＂刘秀＂也就很难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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