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坦汗与明朝的和平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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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勒坦汗与明朝的和平互市
　　阿勒坦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封建割据和混战状态之后，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蒙古草原的牧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商品交换的发展。
　　蒙古人有必要以马匹、牛羊和皮毛等，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布匹、绸缎和各种日用品。这种物物交换对于促进当时蒙古社会生产的发展，满足蒙古牧民的生活需要，都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草原和明地的商品交换是具有传统的历史，自西蒙古瓦剌时期，到达延汗以及阿勒坦汗父亲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统治时期，都与明朝曾发生过和平互市关系。
　　阿勒坦汗继前辈和平互市的传统历史，从蒙古封建主的阶级利益出发，也考虑到蒙汉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互市的迫切要求，一向主动要求与明廷恢复和平互市关系。但是，明廷对蒙古历来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对阿勒坦汗的历次要求一概加以拒绝。尽管如此，阿勒坦汗仍然为了与明朝恢复和平互市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541年（嘉靖二十年）秋，阿勒坦汗遣使臣石天爵向大同巡抚请求互市，不但遭到拒绝，而且还悬赏巨额来征购阿勒坦汗的首级。后来，阿勒坦汗在1542年和1546年，又两次派遣使臣至大同塞要求开互市，但都被拒绝，并杀掉使臣。1547（嘉靖二十六年），阿勒坦汗为争取互市，在派遣使臣至宣府、大同要求互市之前，还特意召集了一次全蒙古封建领主贵族会议，在会上还提出了公平互市的盟约。据《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六年（1547午）所记载：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彼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峰，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缎一匹与大神挂袍、麒麟蟒缎等件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人犯。今与中国约，若达子人边墙作贼，中国执以付彼，彼尽夺其人所蓄马以偿中国；不服则杀之。若汉人出草地作贼，彼执以付中国治罪，不服亦杀之。永远为好，递年一二次入贡。若大师每许代奏，即传谕部落，禁其生事云。总之，阿勒坦汗自1541年至1547年间，先后向明朝遣使要求互市，约数十余次。据宣府、大同总督兼山西都御史翁万达说：虏（指俺答）自冬春以来，游骑信使，款塞求贡，不下数十余次，词颇恭顺。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阿勒坦汗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到北京，要求议和与互市，并提出双方互不侵犯，汉人既可以安心务农，蒙古人也可以自在放牧。但是这一次，仍然遭到明廷的坚决拒绝，阿勒坦汗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互市，于是完全绝望了。
　　明廷以天朝自居，对漠南蒙古实行高压政策，在政治上孤立，在经济上封锁。这就破坏了蒙古草原与明地传统的经济联系，一方面使蒙古人无处销售自己繁殖的马匹、牛羊以及出产的皮毛；另一方面又换不到他们必需的粮食、布匹、铁锅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这对蒙古社会的生产和牧民日常生活都有影响。
　　阿勒坦汗要求互市的愿望和诚意，屡遭明廷的拒绝后，他为了对明廷进行报复，便用兵侵袭明边诸郡，企图迫使明廷在经济上作出让步，以达到和平互市的目的。如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阿勒坦汗亲自率军直人北京近郊，明驻京诸将领皆悮懦不敢战，唯关闭城门严守。阿勒坦汗在围攻京城时，向明廷重申和平互市的要求，明廷以退兵作为和谈互市的先决条件，阿勒坦汗接受了这个条件，随即率军由古北口出塞，退回蒙古本土。由此可见，阿勒坦汗侵袭明朝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迫使明朝开市。
　　1551年（嘉靖三十年）达成协议，在大同、延、宁等地开放互市。开市后，据汉籍记载，蒙古赶来大量马匹，虏马尚多，以我缎、布既竭而止。俺酋约束部落，始终无敢有一人喧哗者。事实证明，阿勒坦汗在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互市后，令蒙古诸部不得违法贸易，是非常严守盟约的。但是，明廷却是背信弃义的。当阿勒坦汗撤兵后，京都的困境一旦被解除，明朝很快就把边市封闭了。
　　互市停止后，阿勒坦汗与明朝之间的战争又重新开始了。从1551年到1570年一直连续了二十年。在这种持续的战争年代里，长城内外蒙汉人民部饱尝了战争的苦难。一方面明廷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增加汉族劳动人民的赋税，发动长城沿边战争，每年派遣大批军队出塞，进行捣巢，烧荒，使一望无际的草原顿时化为灰烬，造成牧区人畜的大量死亡。正如《万历武功录》所记载：我兵出境，捣巢赶马，虏亦苦之。阿勒坦汗在其《贡表文》中也说到：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同样，战争给与明朝的损害也不小。大学士高拱在奏文中指出，阿勒坦汗遣使要求互市，边臣仓卒不知所策，店堂当事之臣惮于主计，直却其请，斩使绝之自此拥众大举人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蓟昌，或直抵京畿。三十余年，迄无宁日。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则往岁失计之明验也。另一方面，由于二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明朝与阿勒坦汗双方损兵折将，在长城内外到处出现了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离，横死载道，城郭丘墟，刍粮耗竭的十分悲惨的景象。
　　阿勒坦汗对明朝进行的战争是被迫的。明朝对蒙古草原每年进行的烧荒、捣巢以及一贯采取经济封锁政策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s但是，在《明史》中，往往把阿勒坦汗说成是长期抢掠明朝边境地带的罪魁，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只要翻开《明史》，野蛮、抢掠，便成了蒙古游牧民的本性。如明代仇鸾曾说：虏中生齿浩繁，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谓虏中生齿浩繁、食用不足，必然要引起抢掠战争的观点，是十分荒唐的。阿勒坦汗统治下的蒙古人口，虽无详细的记载，但也不会生殖过剩。通常阿勒坦汗只是控甲十万骑，把平民百姓计算在内，也不超过三四十万。数十万人口的食用牲畜，从当时蒙古牧业生产情况来看，应该说是自给有余的。否则，蒙古社会的经济不可能有互市的需求，并在互市中，也不可能出现虏马尚多，以我缎，布既竭而止的交换情境。
　　其次，阿勒坦汗对明朝的用兵，并没有侵占中原地区的野心，也不是为了缓和蒙古内部的阶级矛盾，而必然要深人内地抢掠。他的用兵主要是出于反抗明朝对蒙古草原捣巢、烧荒、赶马，以及与明朝进行互市的迫切性，以和平的方式达不到互市的目的，便以战争的形式威胁明廷开市。但是明朝当局一向采取灭虏的策略，往往撕毁协约，拒绝互市，挑起战端。于是导致蒙古封建主与明廷之间，长期以来处于十分紧张的冷战状态。
　　不管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多么曲折，明廷与蒙古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是多么尖锐，而长城内外蒙汉两族人民之间和议的愿望和和平互市的要求，总是迫切地需要解决。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下，明廷考虑到在互市问题上拒虏甚易，而灭虏实难。倒不如采取缓兵之计为宜。于是，明廷采纳了大学士高拱等人的意见：今虏既效顺，受吾封爵，则边境必且无事，正欲及此闲暇之时。积我钱粮、修我险隘，练我兵马、整我器械、开我屯田、理我盐法、出中国什一之富，以收胡马之利。这就是明廷赞同与阿勒坦汗恢复互市的主导思想，或者说恢复互市的主要原因。其次，由于阿勒坦汗的嫡孙把汉那吉逃往山西败胡堡，明廷为了削弱阿勒坦汗的实力，便以把汉那吉换回了阿勒坦汗的军师赵全等六人。这也是达成和议和恢复互市的次要原因。不论是主要的，或者是次要的原因也好，明廷及其近臣们都己认识到，在战争与和平互市两条道路之间，他们应该走和平互市的道路，和平互市不仅有利于他们的封建统治和边塞的安宁，而且也符合长城内外蒙汉两族军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于是阿勒坦汗长期要求与明朝恢复和平互市的愿望终于在1570年（隆庆四年）实现了。
　　恢复和平互市的协议达成后，特别是在1571年（隆庆五年）三月，明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之后，阿勒坦汗与明朝之间的互市贸易日益频繁。据统计，在1571年，明朝首先开放了大同得胜堡、新平堡、水泉营、清水营、红山墩和张家口等长城沿边诸郡六个互市场所。其中仅在得胜堡、新平堡、水泉营和张家口等四处的互市（包括官市和民市）中，蒙古人就以二万八千六百五十四匹马，换取了大量的布匹、绸缎，粮食、食盐以及其他各种日用物品。又据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市的统计，1571年（隆庆五年）初开市时，共易马七千多匹，以后逐年倍增。1573年（万历元年）共易马一万九千三百零三匹，到1582年（万历十年）以后，宣府、大同、山西三市每年共易马达五万匹，随着互市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每年规定的易马定额数字也逐年增加。1575年（万历三年），明朝规定年易马定额不得超过三万五千匹，但到了1578年（万历六年）以后，仅张家口一市就每年易马达到三万六千多匹。由于马市的繁荣，不仅解决了明朝的军马，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中原地带的主要交通工具和耕畜，可见，互市对明朝的军事、交通运输和农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明朝与阿勒坦汗互市中，除定地点、定时间、定限额外，还限制某些品种的交换。最初，明廷只许汉人出售广锅（即铜锅），而不准出售铁锅，使蒙古人不可多得铁，以防止用铁锅制造兵器，增强蒙古各部的军事力量。后来到了1574年（万历二年），也允许汉人出售铁锅了，但在数量上仍有限制。其次，在1571年时，只开放马市，后来逐渐放宽到交换五畜和其他各种物品。据《俺答列传》记载，汉人以缎绸、布绢，绵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易虏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诸种。由此可见，当时的物物交换，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品种己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自明朝边塞各郡和蒙古各部和平互市以来，阿勒坦汗一向维护协议，遵守条约的。他严教所属部众，不得违反协议，破坏盟约。每年按期互市，违者严惩。1576年（万历四年），蒙古打喇明安部银定台吉掳去膳房堡采柴官军十余人，明朝当局责备阿勒坦汗，于是阿勒坦汗则以蒙古法惩银定台吉一千只羊，二百零七匹马，三峰驼，并把这些牲畜和被掳去的官军送到所属督抚处处理。1577年（万历五年）闰八月，阿勒坦汗西行青海（迎接达赖喇嘛）之前，曾巡视塞外各部，并特令各部不得破坏盟约，攻掠明郡。若有敢背约盗边者，罚如打喇明安例。1578年（万历六年）正月，阿勒坦汗在迎接达赖喇嘛西行的途中，还警告随军毋近城堡，毋践禾苗。1579年（万历七年），阿勒坦汗由青海东归时，曾假道关内，经行沿边地方，秋毫无犯。由此可见，阿勒坦汗自从1571年达成互市的协议起，直到他去世（1582年）为止，一直与明朝和平相处，坚守盟约。并严禁其部众人边掠夺，所以明朝沿边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
　　总之，由于和平互市的结果，完全消除了漠南蒙古与明朝之间长期互掠的战争，加强了漠南蒙古草原和明朝的经济联系，满足了蒙汉人民之间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出现了明代长城内外空前未有的和平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由于蒙汉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共同努力外，阿勒坦汗也作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历史功绩
　　转载自《塞外城寺一美岱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