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宪到革命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宿命

　　大凡革命，都是弱势者最忍无可忍的选择，只要能苟活，人都不愿意拿性命去博，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埃及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都忍了几十年，若不是失望到极点，他们还会逆来顺受、得过且过，阿拉伯之春与敌对国家的颠覆真的没有多大关系。鲁迅说中国人有史以来只有两个朝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个是连奴隶也做不稳的时代，我看阿拉伯人也是如此，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中，确实缺乏民主和自由的基因。人们不明白穆巴拉克为什么早不愿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也不明白卡上校兼作家为什么死到临头还嘴硬，倒台了还在盗用人民的名义，也不明白国内的所谓专家权威挺完老萨挺老穆，全不管他挺谁谁死。回过头来看看独裁者和他的粉丝们，真是一个巨大的冷笑话。
　　忘了是谁说过，专制者都是愚蠢的，但愚蠢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军队可不可以杀学生，火车追尾要应该怎么处置，城管可不可以打老人，这些问题只是属于常识范畴，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就偏偏有人做错了。全国人们讶异于这些人做出的事情和说出的话，堂堂高官，必是大学生无疑，甚至头顶硕博大帽，智商怎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立场，是利令智昏，是他们的利益区分。为利益驱动，一些人故意指鹿为马，一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另一些蒙上了眼睛假装看不见，愚蠢就是极端的私利。他们说谎的时候很淡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够搞的定，权力不仅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更能化无耻为奇迹，对此他们有足够的自信。于是，他们可以不受人类道德规范的约束，他们可以让自己愚蠢，而人民则一如既往的为他们的愚蠢买单。
　　但这种自信能够维持多久？晚晴的少年权贵也有这份冲天的自信，他们自信自己的江山还能万万年，他们自信自己的统治牢不可破，他们自信自己的智商国内第一，所以可以为所欲为，铁路收归国有、排斥汉族大臣、阻碍立宪，凡此种种倒行逆施在今日看来愚蠢无比，更像是革命党的卧底在故意破坏，在当日确确实实出自当权者维护自己权力的需要。在皇族内阁出台以前，革命的声势并不浩大，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革命一度陷入了低潮。孙中山的革命显然不是一次全社会的革命，革命只是部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话语，它的同情者显然并不广大也不稳固。武昌起义也不是一场准备充分、精心筹划、经过广泛发动的革命，而是漏洞百出，事起仓促，与其说是反清的首义，倒不如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老大帝国早已腐朽，哪怕有曾左李张等中兴名臣的全力辅佐，也改变不了它坠落的方向。
　　什么能够拯救帝国？
　　他们效法欧美改变政体，建立内阁制，这个内阁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甚至不能平衡统治者体制内的利益，只是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敌人。
　　他们训练新军，新军却成了革命党的大本营，起义的火药桶。
　　他们想充盈国库，却与民争利，激起最软弱的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弹。
　　愚蠢的统治者从来不愿意作任何主动的尝试，一次一次丧失改革的良机，直至让中国近代史拐弯。李鸿章申请修铁路化了十五年，申请使用电话电报化了十七年，器用如此，政治文明就不用说了，越是封闭保守，越要激起更大的反弹，他们不懂得宽容和开放，他们以为这是在维护满人的统治，殊不知是在掘自己的坟墓。
　　辛亥革命开启了一个时代。康有为说，这是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但他也许不曾想到，这个大变局，延续了一百年尚未完结。帝制没有了，专制还在时时复辟，启蒙并未完成，几千年的文化被否定，新的价值体系从未建立，自辛亥而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内陷入战争和迷茫，从此再没有一种思想能够统一全民，而那场伟大革命的任务，又完成了多少？哪怕飞船上天航母下海，只要民权不彰，我们离真正的现代化何能用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