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那一方小屋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文｜彭伦波
　　在我二十二岁之前，每一年都会有数天时间在离故乡不远的青山间度过，在山路上奔跑，穿梭于竹林间，扯一根在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汗水流淌之际，回望山脚下那片房屋，白墙黑瓦，在阳光里温暖如软糯的棉花糖。而如今，我却害怕回到那幢屋子，我知道，后院的枇杷树也许还结着生涩的果，营养不良就会掉落，而二楼阳台前的葡萄架，却再也无法垂下令人垂涎的紫葡萄。
　　屋里的人不在了，屋子像被抽空了生机，快速走向它荒凉的宿命，客厅里那一盏昏黄的灯，再也不会亮起。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几间房屋在我的记忆中恢复了活力，泪光朦胧中，我所忆起的，是我在屋内最后的七天时光。
　　大二寒假，我独自一人上了一趟大巴车，大巴车吱呀吱呀地从县城开向了一条乡间主道，这条路通向我的外婆家，我从出生伊始就跟着妈妈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外婆有三个女儿，还收养了一个儿子，古往今来的父系社会，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他们估计是想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也得养个儿子。
　　这时，外婆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行动不便，女儿们都在外地过活，除了打电话问候以及提供给他们吃穿用度，对实际的陪伴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患病的外婆、同样年老体弱的外公、加上有时神经兮兮且干活迟钝的舅舅、八岁的表妹组成了相濡以沫却又矛盾重发的一家人。
　　我在车上拨通了外婆的电话，刚接通，她就在电话那头虚弱地叫了我一声，继而又略带怪罪地问我：＂你还打电话来做什么。＂我顿时回想起三天前我就跟她说过因为要在家陪爷爷过生日，只能三天后再去她家。可能她没有听清楚，又或者在家望着电视等待，等了一天又一天，病痛中混沌的她认为过了很多天，以为我说要去照顾她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我顿时感觉委屈，眼泪浮在晶状体上，我抬头望着车窗外对着电话说：＂你要舅舅去路口等我吧，我马上就到你家了......＂我眼睛都不眨地望着窗外，生怕错过了外婆家。
　　下了车，是小表妹来接的，我看着她那双在脏兮兮的棉衣的衬托下宝石般纯净的大眼睛，笑着问她：＂你奶奶生气了？＂她淘气的摇头带动了细小的身躯：＂没有。＂我和她走过弯道，舅舅正站在路边的榆树旁，背着手，趿着脏布鞋，习惯性弯着背，眼睛、鼻子和嘴巴挤在了一起，对我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屋里还是那么昏暗，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只有一盏均匀沾染着油渍的灯泡，发着淡黄色的光。外婆坐在一个圆形火炉旁，眼睛不眨地盯着闪动的电视屏幕，病痛已经把她折磨成不知时间、不看日月、不屑变动的木头人。
　　＂把药吃了吧！＂外公对外婆说。她接过药瓶，却没有拿稳，药瓶里的小圆片全部滚到了凳子底下，外婆只能动左手，也不能起身，挣扎着怎么也捡不到那些药片，我心酸地为她把一颗一颗的药片拾到她纹路复杂、皮肉枯萎肿胀的手掌心里，弯腰时略带娇嗔地对她说：＂外婆，你生气了吧，快别生气了，对身体不好，这几天我会照顾好您的。＂她皱着眉望着电视说：＂我没生气。＂
　　外婆家离我的生养地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还得从县里转车。稍稍长大后，到了入学的年龄，我就不再频繁往返外婆家。我对外婆的记忆不是很多，很多竟是不那么美好的记忆。
　　小时的我在外婆家住过一段时间，去赶集时，我拿出一条裙子正要穿上，她皱着眉头说丑，我瘪着嘴把那条公主般的白色纱裙藏在箱底，再不敢拿出来；
　　我回家了，外婆来看我，皱着眉要我洗头，说我脏，直到洗出来一盆黑水；
　　她问刚开始发育的我，有没有穿内衣，我不懂，她皱着眉头说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不开始穿内衣；
　　大姨妈带着我表姐和外婆顺带着我去阿姨家玩，我没有鞋穿，只能穿大头的泡沫拖鞋，外婆又皱着眉头说你怎么穿这样的鞋子就来城市，等会儿出去给你买双凉鞋；
　　我们跟着阿姨去了海底世界，路上经过好多卖鞋子的店，好看的凉鞋琳琅满目，令小村庄出来的我看得流口水，外婆嫌贵，我只好穿着那双丑丑的红色泡沫拖鞋看遍了所有类型的五光十色的鱼。当看到购物区那些亮晶晶的鹅卵石时，我挪不动步伐，心里想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圆、这么好看的石头，那时我对外婆说我想要一个鹅卵石做纪念，她还是皱着眉头，不满地说，这要十块钱呢，最后给我买了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五块钱的小橡皮鱼——回家就被我扯掉了尾巴。
　　外婆以她自己的方式对我好，没能顾及一个乡村小女孩的敏感和好奇心，我却渐渐熟悉她的皱眉，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在没有妈妈在身边的留守日子里，她以令我不快的言辞和行动教会了我作为一个女孩应有的自我照顾。
　　眼前的外婆胖胖的身躯消瘦了许多。我讨好般地扶她上厕所，喂她吃药吃饭。她的嘴唇很大，当我把放满饭菜的勺子放到她嘴边，她的嘴唇就会把饭粒像扫帚一般扫到嘴巴里，她总是很快的把我喂她的饭嚼完，又或者都没有嚼就伴着汤吞咽下去，然后说：你快去吃吧。
　　外公的身体也不大好，大概也是肺或者气管的毛病，他总是喘不过气似的呼吸，伴随着喉咙的哼声和痰的震动声，我听着听着感觉自己的喉咙也充满了粘液，也时不时小咳一下，我知道这只是心理作用。
　　外公待我很好，他说我来了便是客人（外孙不同于孙子，也许他对我的客气是存在于一套亲属理论中的），不要我洗碗，也不要我煮饭。似乎没有什么具体事件能构成我对外公的记忆，他不善言辞，但我对他的面容却很熟悉。他老是戴一顶在老头中还算洋气的皮帽，鼻子高高的，眼睛小而深邃。妈妈说在她小时候，外公总会跟她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故事，什么刘备周瑜呀，武松呀，什么三十六计呀，外公闭着眼睛就能说得流畅且有水平。
　　外公作为一位民间知识分子，有一部分的精神是依托于书的，知识分子的情怀漂浮于空中，清高而理想，无情的生活却带给了他无数的困难，让他喘不过气。坚强面对是一回事，精神被压抑便是另一回事了，他爱上了酒。
　　舅舅是两位老人寄予厚望的儿子，却俨然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他比他的父亲还要好酒，喝起酒来没个限度，喝完要么发脾气，要么就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在浸着到稻草根的田地里打滚，在路边呼噜噜睡大觉。以前外婆花尽心思把招待客人的酒到处藏，舅舅却总能找到，我从小时就怀疑他的鼻子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无论酒香在空气中如何稀释，他总能顺着味儿找到酒瓶。父子俩有时一起，喝一口酒，闭着眼睛，摇一下头，抿一下嘴，再喝一口，好像酒成了琼浆。酒害了他们，它夺走了外公的健康，舅舅醉酒摔到精神失常，变得更傻了。
　　也许是幼年受外公潜移默化的熏陶，舅舅对《三国演义》很感兴趣，见我正上大学，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本脏兮兮的《三国演义》，问我，＂你看得懂吗？＂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看起来邋遢到和书格格不入的舅舅说：＂你给我讲讲吧。＂
　　只上过一年学的他，挠了挠乱糟糟的头皮，认真地用家乡话念起了这些文字，坑坑洼洼，断断续续，念完一段还小心地抬起头用挤挤的眼睛看看我的反应，他是要在我脸上搜索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是惊奇，是沉醉，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他有一种很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对知识和文字的敬畏。对于酒，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方，很多人喜欢喝酒。＂＂酒有什么好喝的呢？＂他挤了挤眼回答，＂你回去喝喝就知道了。＂我白了他一眼，哪有舅舅要外甥女去学喝酒的。
　　无论我决定照顾外婆多少天，外婆都只能坐在火炉边，除了上厕所和晚上睡觉要移动一下位置，其他时间都不能行动。她目光呆滞地持续望着电视，望着冰冻的水汽从电视机上方的窗户上一条一条留下痕迹。我尝试着给她讲我上学期间的一些趣事，她都没有太大的反应。厨房里柴火的浓烟无处消散，我的眼睛时不时被烟熏得闭也不是，睁也不是，只能眯着眼睛流眼泪。
　　这个家，是围着外婆转的，外婆挑食，外公就拖着有风湿的腿半瘸着赶到集市上，按外婆想吃的菜买。他会很有耐心地问外婆想吃什么，舒不舒服，看什么电视，而外婆只会缓缓摇头，一脸烦躁。小表妹天性活泼，是外公外婆心中的寄托。但她瞧不起她爸爸，两人经常反目，打架，每次都是小表妹大哭结束。
　　外公因儿子不争气，一个劲儿地嫌弃舅舅，说他不会做事情，大声骂他，吼他，舅舅只有服从，从不敢反抗。
　　生活虽苦，但外公依旧种了红薯，红薯粉要做成红薯粉条，外公叫了两个在行的同龄人帮助他揉粉，用有漏洞的大铁勺捶挤粉丝。狭窄昏黑的的客厅里，做粉的爷爷从自己家带了两个带脑袋上的电筒，一个自己带上，一个由我戴着为架起的两个一冷一热的大水锅照明，顺带烧火。水锅中的水沸腾着，粉丝断断续续从大铁勺下面一根一根漏出，掉落入锅中，形成晶莹的粉丝。
　　舅舅导致了现场的混乱，老人们所有的言语矛头都对准了干活迟钝的舅舅，因为他总是把稀释的红薯粉抖到地上。我在浓烟里隐约看到了一个揉粉的爷爷和一个捶粉的爷爷还有捞粉的外公他们三张嘴巴一张一合，吐出无数攻击舅舅和嫌弃舅舅的字眼，我看到舅舅老实巴交地干着属于自己的程序，脚和手却不能有效的结合，他颤抖的手把粉团不小心抖到了地上，继而拾起，又抖掉，又拾起，反反复复，不知疲倦，耳中充斥着针对他的字眼，他突然有点恍惚了。
　　舅舅留下了喝酒摔跤的后遗症，身体不灵活。最后做粉阶段，我因为心急，想掠过舅舅去舀粉，不小心踩到了舅舅的后脚跟，他摔倒了，怎么也爬不起来，我抱歉地支撑着他起来，他没说什么，喝了几碗外公好不容易拿出来待客的白酒，踉跄着跑到自己的房间，不睡床上，却在水泥地上打起了呼噜，我知道，他并没有怪我，只是对自己不听使唤的身体感到了绝望。我使劲憋着眼泪，继续干活。
　　这个家，因为疾病和苦难，充满了冲突。那期间，我很想为这个家注入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让外婆开心点,或者家里家外打扫和整理一遍，让其不再那么乱，亦或者换一个灯泡，我以前觉得昏黄的灯泡很有家的感觉，但并不是这样，没有健康乐观和睦的家人，它只会衬托凄凉。
　　但是我没能改变其中的任何一项，外婆并不喜欢说话，她的快乐早已被病痛消耗殆尽，留下的只有烦躁。外公、舅舅、表妹也早已习惯了这个生养他们的环境，他们四人虽有冲突却又相互扶持。我甚至想象这屋子被一个厚厚的气团包裹，这个气团充满着独有的气息，这里面所有的事物都包含着一段历史，东西和人包括那只会趴在柴火边烤火的猫都共同经历了悠长的历史，我如果将其改变了却走了，他们会不习惯。
　　可是，怎么办才好呢，要想要改变，只能改变其血液，外公外婆的三个女儿脱离了这个环境，她们在属于她们各自的气团里生活，已经不知道如何为爸爸妈妈作出改变。难道这就是留守老人面临的心酸困境吗？
　　返校的日子迫近，我不得不走的那一天，外公哭了，坐在柴火旁遮住眼睛，喉咙里发出只属于他的哽咽，我安慰他，他却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要塞给我，我不肯要，把它塞回了他的口袋。我走出屋子，走到小路，路边摊开的席子上晒着前几天在混乱中做好的歪歪扭扭的红薯粉。
　　这个席子是我跟外公早上合力抬出来的，晚上他该如何独自把它收进去？我手里的《耶路撒冷》，在这七天里我用晚上的空余时间看完了，它的封面上留下了可能从屋里任何地方粘来的污渍，怎么擦也擦不掉。回想我看书时，小表妹把床当蹦床跳，大声地唱着歌。她年少，不懂辛苦。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就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都出去了。都出去吧。跑得越远越好。＂徐则臣在第一页写道。那老年人怎么办？我问自己。
　　这本《耶路撒冷》至今还好好保存在我的书架上，只有它，承载了我一段心痛却再也回不去的记忆。
　　作者：彭伦波，笔名芗岑，一位用心讲故事的人，故事只有讲出来，才会永远留在记忆里。本文系作者投稿作品，配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