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话说七夕

　　话说七夕
　　王人天
　　七夕了，牛郎织女与＂鹊桥＂、乞巧等故事传说及风俗在我们的眼前展现，身处这个多情的节日，作为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引发了许多人抒发一己心情，极致温婉缠绵大献玫瑰，向心上人表达所思所想。可是对于七夕文化呢，似乎被一些人遗忘了。从网上许多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仅是作了爱情的表达，从特定的七夕来看，并没有多少联系，古诗文中是一定要提到特征的。
　　这样，就让我对＂七夕＂的文化产生了独钟，上下求索，寻芳踪，觅来源，解惑释迷，弘扬七夕文化。
　　说起七夕，必追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起于牛女故事，牛郎在早期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均称为＂牵牛＂，直到唐代才发生了变化，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黄河》中有＂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正式使用＂牛郎＂一词，后来就一直延续下来。作为中间还有个过渡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作是孟郊的《古意》，＂河边织女星，河畔牵牛郎。未得渡清浅，相对遥相望＂，直接作了牛郎是＂牵牛＂过渡的解释，而＂牛郎＂原本本义是指牵牛耕田地的人，并非指放牧的人。到了宋代，牛郎一词已普遍使用，被百姓和文人全盘接受，以致在诗词中覆盖了＂牵牛＂。
　　可是由＂牵牛＂却对＂织女＂引出了差误，＂牵牛星＂也称＂河鼓＂，由于吴地方言的读音化为＂黄姑＂，吴兆宜注引《岁时记》：＂河鼓、黄姑，牵牛也，皆语之转。＂齐、梁时萧衍《东飞伯劳歌》中有＂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李白《拟古》中也说：＂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可是却有文人将＂黄姑＂中的＂姑＂字从＂女＂，理解为＂织女＂，直接杜撰了错误，譬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落花》：＂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把＂黄姑＂与＂织女＂混为一个人，将＂牛郎＂变了性，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实质上混乱也不奇怪，作为不理朝政的亡国之君整天只知道和身边的女子玩耍，那些帮闲文人也是舞文弄墨作献媚状，杜撰取乐，由此不出现混乱才是怪呢。
　　更为凑巧的是，作为亡国之君的两大诗人——李煜与陈叔宝，两个都爱女人，两个都爱诗词文赋，在同时代里身边都出现不少的七夕诗，而他们的这两个时代都对七夕文化不加深究，弄出笑话，造成七夕文化的混乱。南朝陈叔宝时期御用文人陆瑜在《七夕四韵诗》中写道：＂月上乃为镜，星连可作桥。唯当有今夕，一夜不迢迢。＂开＂星桥＂误解之典型，南朝梁庾肩吾《七夕诗》有＂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指出渡牛女之桥为鹊桥，其子庾信《七夕诗》又写＂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星桥＂是指由天河见到牵牛人所凭借，并非鹊桥，陆瑜等人的误引误用，不知道＂星桥＂的产生另有原因，据赵奎夫《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中说：＂星桥的情节产生于江南之地，同那里湖泊如串、水道如网的自然环境有关。人们俯视映在水中的星星，因而联想到用它作桥。＂至唐朝李商隐《七夕》：＂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点出横跨天河的星桥是飞鹊所架，终使＂又被恢复和凸显出来＂（张银《唐代诗赋中的牛郎织女故事撷拾》）。缘何如此，依张银所说，李煜与陈叔宝昏君的御用文人＂锦衣玉馔、饱食终日、胸无点墨而只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对着一些嫔妃歌伎，歪吟酸唱＂的结果。
　　然而到唐代，牛女徒步经过鹊桥相聚会的事实变成了织女乘车到牛郎这边相聚，刘言史《七夕歌》：＂云衣香薄妆新态，彩軿悠悠度天津＂，何仲仙＂凌风宝扇遥临月，映水仙车远渡河。＂等等彰显了隆兴盛世下的浮华，其织女的华贵形象与高贵身份跟唐以前及以后甚至现在都大为不同。到武则天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又让七夕成了乞巧的舞台，而牛郎织女故事却被边缘化了，人们越来越多地重视到了女性，宋之问、沈佺期、孟浩然等都写了乞巧的内容，如宋之问《七夕》中＂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孟浩然《他乡七夕》：＂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绪风初减热，新月始登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之后，写七夕的诗，乞巧内容很多，唐代以后，朝代更换再也没有魏晋南北朝那样的长久和复杂，乞巧便在七夕的活动中占了主要地位。
　　到了现代，七夕节实质上成了中国传统上的情人节，人们更在乎的是那两情相悦、两心相印的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与对神话纯真演绎的美好向往。七夕文化、七夕文学成了我们美好的寄托和研究的对象，至此，神话的演义和美好的爱情结合成精神载体，成为我们对爱情贡献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