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军望城轶事（连载六）

　　作者/沙军
　　（六）
　　1973年春天，大地回暖，万物复苏。福州军区决定在望城这块南昌步校的原址上组建军政干校，这也意味着已经撤销的南昌步校开始恢复重建。
　　福州军区副参谋长原南昌步校副校长王林德伯伯，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原南昌步校副政委董超伯伯牵头，还有福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李华和守备2师师长辛公岩伯伯等一起拉起了筹建福州军区军政干校的班子。爸爸就在这一年从福建长乐守备2师，调回军政干校，又一次开始了他戎马生涯中军事教育工作。
　　住在江西鹰潭184医院的我们似乎也感觉到又要搬家了，进入1974年，我读鹰潭铁路中学高中一年级正放寒假，184医院的一辆军用大卡车，载着我们全家回到了阔别5年的望城岗。
　　爸爸是1944年从山东牟平的家乡参加八路军的，随着部队在胶东地区参加抗日战争。进入解放战争后期，爸爸从山东兵团到了东北，以后进入吉林长春军事师范学校学习，并留校担任步兵战术教员。上世纪50年代初军事师范学校撤销，组建南昌步校，爸爸从长春来到望城任南昌步校战术系教员、副主任。
　　这次重新回来筹建军政干校，继续主持战术教研室工作，可以说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事业。以后爸爸离休选择了回家乡单独安置，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爸爸就带着我去看望他的排长。爸给我说他的排长很能打仗，打鬼子时经常掩护爸爸。后来负伤留在家乡，一直在农村当农民。
　　妈妈是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从山东海阳入伍的，有个《地雷战》的电影，就是反映她们家乡的故事。和爸爸不同，妈妈入伍后编在野战医院，1949年先随27军南下，过江后又随31军到了福建。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27军又带上妈妈所在的野战医院上了朝鲜，从朝鲜打完仗，他们医院留在了东北，这所医院以后到了大连。妈妈随爸爸到南昌步校后，是在门诊部工作。这一年回到军政干校，仍然是在门诊部工作，讲起来也许就是人们常说到的＂天意＂，命中的事情。
　　又一次住进了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地方。于5年前我们离开这里相比，干校的模样基本上没有变，只是营区已经有些破旧凌乱，不少人们熟悉的营房空空荡荡，有些公共基础设施都残损失修了。
　　负责干校恢复重建工作的辛公岩伯伯，是爸爸的老上级，时常到我们家里来向爸爸了解干校营区的情况。辛伯伯非常务实，还是个很幽默的人，特别能开玩笑，逗起乐来一本正紧、不动声色，让你有时搞不清楚是真的是假的，常令人回味无穷。在人们看来，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他。大概是在军政干校正式成立后，他又回到福建长乐守备2师继续任师长。
　　初到干校参加筹建工作，许多是原步兵学校工作过的人，有一部分来自军区机关，还有一部分来自部队。虽然在这里经历过一场疾风暴雨似的运动，风雨之后尚未见到彩虹，但是干校已经不可抑制地进入了百业待兴时期。人们在这块重新开张的土地上焕发出冲天干劲，到处可闻基本建设的轰鸣，随处可见兴致匆匆的脚步。
　　回到军政干校，久未联系的老战友还是又恢复了联系，像段青璞叔叔、许成叔叔，还有吴庆福叔叔等等经常到家里来看望爸爸。他们＂文革＂前就离开步校到地方工作了，经历这么多年，知道我们家回到干校工作后，这些旧故老友都无比高兴，真是充满着人间的温度。还有许多刚到干校和南昌附近工作的原步校战友，也像走亲戚一样，问寒问暖、你来我往起来。那段时间里，爸爸妈妈虽然紧张地投入到干校筹建时期的工作，但每次和老战友在一起都会悉心热情照顾接待。
　　节假日的时候，爸妈还会带着我们到南昌去看望老领导老战友。孙景萍阿姨家的小三，在江西医学院上大学，每个周末都到家里来，把我们家就像当做自己家一样。那种峥嵘岁月难劫人间真情，冷暖世故不解战友之义的风骨情怀，让我们感到生活里充满阳光，无比灿烂。这也许就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人的模样。
　　初到干校，我们临时住在小操场北面西头的平房里。这个时期到校的许多领导和干部大多住在附近，熟悉和不熟悉的很快就互相认识了，你来我往让这个寂静几年的大院逐渐有了生气。
　　放完寒假学校开学，读高中的同学里，杨吉晋、潘慧、周青、殷志萍、李江玲和我都选择在了新建县长陵镇，南昌开关厂后面的新建中学上学。入学第一天，杨吉晋、潘慧、周青、殷志萍和我不约而同地都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报到，那年那月在中学里犹然像是一幅景观。他们都比我高一届，于是5个人经常在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干校到学校之间，时间久了人们戏称我们是＂武工队＂。
　　老红军杨祖兴副政委
　　杨吉晋在家排行老六，家里人都称他小六。他爸杨祖兴伯伯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从福州警备区调入干校任副政委。他妈老田阿姨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军政干校的领导中，属于资历最老的。
　　那个时期我经常到杨伯伯家里去玩，他家七个孩子，当时留在家里就只有老六杨吉晋、老七杨安晋。一个比我高一届、一个比我低一届。我们恰是先后同学几乎天天凑在一起。杨伯伯给人感觉很亲切很朴实，也很平易近人，但又很有威严，有时会和我们在一起拉拉家常，有时又不苟言笑。老田阿姨受＂文革＂影响那会儿还没出来工作，天天待在家里。我们在她家玩时，她时常静静地坐在旁边听我们说话，偶尔还会点播几句，感觉就是一个饱经革命年代疾风暴雨的人。粉碎四人帮后，老田阿姨到了江西省农业银行任行长。
　　潘慧是随他妈姓，言谈举止上比较文静，无论春夏秋冬，身上穿着总是比较鲜艳，时不时还在家里摆弄摆弄小提琴什么的，他爸沙杰伯伯后来在干校任训练部长。周青家是和我们家一起从福建长乐守备2师调到干校的，待人接物显得略为成熟和老练，做起事情来也是落落大方的。殷志萍家是从福州军区司令部机关过来的，虽然说话快人快语，人却很纯朴，一副好心肠。李江玲家和我们家是同为南昌步校的老战友，＂文革＂前，我们两家就是邻里，所以十分熟悉。她在所有女生当中最具运动员身材，泳游得不错，却没有见她从事过什么体育项目。
　　新建中学那段时间还比较混乱，上课也十分松散，我们＂武工队＂的同学基本上是同进同出同来同往。有时课没上完，谁招呼一下，大家就一起骑上自行车，一阵风似地遛回家了。
　　有一天下课，我们发现自行车轮胎气被别人放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个同学都是结伴乘公交车或是走路，或骑自行车上学。
　　虽然那会儿学校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但我们学习是比较自觉和用功的。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借阅一些与学科相关的书籍，用自学的方式弥补课堂的不足，我们还会选择授课有经验的老师或是干校里一些相关专业的教员，单独请他们补习。尤其那年代时间仿佛是空白的，远没有当今如此多彩多样，使我们得以聚精会神地沉浸在今天看来极其微不足道的功课之中。
　　干校有一名姓余的战士，曾经是中长跑运动员，我和小六经常到他那里去练习田径，小余很有办法，从体校给我们提供了跑鞋和辅助的训练器材等。每天傍晚带着我们按照训练计划，用规定的训练量练习短跑、跳高和一些投掷项目。当时并没想到中学期间这些业余爱好，能为今后在部队的军事训练中打下很好的基础。在学校的作业评比和校运动会上，我们也总能取得优异成绩。
　　我们几个同学是干校建设初期，大院里年龄最大的一群孩子。那段时间，就像一群飞鸟，骑着凤凰、永久牌自行车在干校大院内外来来往往、飞来飞去。青春时光也像流星一般，划过一道闪亮，随即便无影无踪。
　　到了1974年下半年。＂武工队＂的同学除了我之外，全都高中毕业了。
　　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大概只有3个去向：一是当兵，但那几年已经没有从应届生中征兵。二是下放，也就是到农村去上山下乡。三是留城，按规定每户人家无论多少子女，只许留一个。他们这批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选择了下放。
　　杨吉晋和潘慧一起下放在江西泰和县，后来又一起上了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大学，后来的后来他们在一起了，再后来又各奔东西了。那年月，潘慧上中学时做了什么好吃的就常往杨吉晋家里端，今天说起来就像年华小说里的青春故事。
　　李江玲和殷志萍一起在新建县石埠公社农科所的知青点下放。1977年招兵，他俩都穿上了军装，以后李江玲转业到了福州，殷志萍复员一直住在南昌。
　　周青是回到江苏老家下放的，从农村出来后定居在南京。我姐也是在那一个时间单独到江西九江下放，1977年当兵，后来转业到了厦门。
　　也许是社会气候越来越缓和，也许是干校氛围越来越宽松的缘故。在这个时期里，我接触了大量的书籍。
　　中国四大名著、《唐诗100首》、《宋词100首》且不说，许多像鲁迅、矛盾、巴金、杨沫、马蜂、曲波、丁玲，还有郭小川等等著名作家的书目，以及《西行漫记》、《星火燎原》这类书籍都在悄悄地争相传看。
　　在干校我还读到了小仲马、歌德、高尔基、肖霍洛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普希金等名家的著作，以及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传》、《法国总统蓬皮杜》、《田中角荣》、《尼克松》和前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出类拔萃之辈》等书籍。
　　在家里的书橱上还阅读了《回忆与思考》、《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战争论》、《百战奇略》、《孙子兵法》等等，甚至在同学家里还看到过一本《袖珍神学》。
　　干校的广播里经常循环播放着《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听的人们心潮澎湃。直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书目依然是记忆犹新。
　　想起来非常感恩军政干校当时那么宽松方便的读书环境，不仅是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读书最多的一个时期。同时也养成了一个很好的读书习惯，虽说没破万卷，繁华世界，未悟烟火风尘，但确是备受良益。
　　新建教学楼
　　这个时期军政干校基本建设也开始日新月异。大院周围砌起了围墙，马路铺上了水泥，绿树开始成荫，许多基础设施和保障设施恢复起来，特别是教学和训练场地建设又有了新的面貌。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军政干校又进入了批林批孔运动，教员集训队附近贴出不少大字报大标语，诸如＂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列主义＂。所不同的是与早前些年相比，校领导仍然在工作岗位上正常上班，学员的授课也没有因此停顿下来，内部之间的火药味也不是那么浓厚。大约延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就进入到1975年军队整顿时期。
　　有一天我和杨安晋拿着气枪在院子里打鸟，被军务处的李天木参谋看到，他气冲冲地追过来要夺我们手中的气枪。我们在他面前边比划着边枪口对着他开了一枪，然后撒腿就跑。李参谋体胖，追不上我们，气喘吁吁地在后面大喊大骂。
　　后来有一次干校晚上在礼堂放电影，分两个场次。李参谋在礼堂外维持次序，被许多急切要进场看电影的老百姓围住撕扯起来，我们看到后冲进人群，把李参谋从撕扯中解救了出来，打那以后李参谋每到人前就夸奖我两句。李参谋以后转业在福建漳州市政府管理局工作，2004年我到漳州军分区任职时，还请他一起吃过饭。
　　军政干校建校初期，主要是培训团营干部，但不久开办了第一期参训队。参训队的学员大部分来自部队连排干部，还有部分是战士，他们入校后着实让学校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参训队自发组织了一个篮球队，经常在学校里和学校外打比赛，年轻学员争强好胜的气势在篮球场上淋漓尽致。干校这年还组织了一次长跑比赛，当时我们几位同学在南昌体校是中长跑运动员，干校也有几名战士曾经在田径队练过中长跑，大家都积极踊跃，势在必夺。哪想到发令枪一响，参训队的学员就甩开大步，遥遥领先，事后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在部队经常五公里武装越野跑出来的。
　　参训队有不少军队干部子女，他们的消息也特别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一些有关国家和军队的情况信息，通过他们时不时在干校大院一些范围的人家里悄悄传播。
　　随着军政干校建设不断发展，很快我们就住进了东门边上两座新楼。靠东门是训练部的住户，靠西面住的是政治部的干部。我们家对门是老相识李海叔叔家，有不少后续调入军政干校的干部，也住进了新建的楼房里。
　　那时候所有的供应都是凭票，全国粮票布票且不说，军政干校里还发油票、酒票、烟票、肉票、糖票等等，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东西，乃至一块肥皂都是凭票购买。每个周末在干校西区的屠宰场卖一次猪肉，一大早天不亮我们就要赶过去，排队凭票买点猪肉回家。我们和服务社有的老阿姨更熟悉一些，相处得不错，时不时也会免票地卖点小东西给我们。
　　在我们住房的院前屋后家家户户开荒种地，养鸡养鸭，闲暇时家里老少忙活在自家的菜地里，好似一副大生产、比学赶帮的气象。我们楼上一户人家特别能干，种菜种花生芋头等等是把好手，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后来烧柴禾渐渐地少了，大家开始推广烧蜂窝煤。做蜂窝煤是力气活，得用个铁模子一块一块地砸出来，散煤和水加上泥土和盐配在一起的比例也有讲究。我基本上承包了家里蜂窝煤制作，经过几回摸索，一次可以做两三百斤蜂窝煤，烧起来火候好，燃得透，封炉子不熄火，换煤块也不破碎。
　　大院里有的领导家里购买了日立牌12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放到家门口，拉出细长的天线，播放着模模糊糊、响声嘈杂的节目。尽管如此，附近邻居大人、小孩还是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大院里的鱼塘，北门外的沙河仍然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弟弟这茬孩子经常到水塘里摸出一桶桶的河蚌回家。每到寒暑假大院里电影场、游泳池、机关食堂就更加热闹，许多未随军的家属子女都汇集到大院，男男女女、沸沸扬扬，一派赶大集的壮丽景象。
　　我经常能看到在上班的路上，有的领导叔叔，左手端个保温杯，右手拿个大蒲扇，身上穿个大褂子，一步一颠地朝办公楼走去。
　　作者简介：
　　沙军，一名老兵。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入伍，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军旅四十余年，自谓一名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