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少其做大师们的领导，我学了不少东西

　　赖少其
　　（1915—2000）
　　广东普宁市人，斋号木石斋
　　赖少其先生是杰出的革命文艺战士
　　更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大师
　　在艺术领域非凡的创造
　　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对21世纪
　　中国艺术发展极具启示意义的文化遗产
　　文/画 赖少其
　　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不可能所有的画家都走一条相同的道路。
　　现在我谈一谈我的创作道路，可能对大家有借鉴的作用，也可能不会有什么帮助。
　　我已经展出我的作品，我这些作品是怎样创作的呢？
　　我对临摹和创作的看法
　　我在一幅临摹陈老莲的花卉中写道：
　　＂临画的目的是为创作。把临摹当创作与骗子何异？空论学传统，自己又不临摹，岂不也是骗子？自己不知道什么叫传统，但否定传统，这种青年岂不太狂？把一切传统当宝贝，结果害人不浅。只临摹，不到大自然去写生，容易走入邪路。只叫多少次上黄山，画了黄山，便自称黄山画派，这种人不可相信。余学花卉，以陈老莲为师，先是临摹，同时写生；但不受老师限制，并且坚信能超过老师—这也是为人师者最希望青年者。＂
　　从何着手
　　每位画家，如果他要改变以前的画法，或从头学起，就有＂从何着手＂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
　　我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在30年代，我本来是一位专业画家，因1939年参加革命，不能经常搞创作；我虽然在美术学校毕业，学的又是西画，后来搞版画，要改为国画，就有一个＂从何着手＂的问题。
　　解放以后，我虽然做文艺工作，但长期做领导工作，组织别人创作，自己没有机会搞创作。好在我搞的是文艺领导工作，特别是后来在上海搞美术领导工作，因此我认识了不少著名画家。如在南京，我认识了傅抱石和陈之佛先生；在上海，我认识了黄宾虹、潘天寿、唐云、吴湖帆、谢稚柳、王个簃、江寒汀、朱屺瞻等先生，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因我是＂领导＂，所以也就不得不学习有关画画的一些知识，在理论上不得不对国画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尽可能把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
　　我原来是学西画的，特别喜欢印象派，因此把印象派的技法带进了木刻。尤其是套色木刻，因研究国画和民间木刻，也把国画的技法和民间木刻的技法带进了木刻，使木刻有民族气派，但我仍然不能称为国画家。
　　虽然如此，对我从事国画创作，形成自己的国画风格有颇大的影响。我在领导国画家创作期间，也积累了不少失败的教训，当然也有成功的经验。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缺乏创作国画的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没有国画创作的实践经验，谈不到有＂真知＂。这点，对我的教训很深，有不少美术理论家就是缺乏这种＂实践的真知＂，往往不能说到＂问题＂的点上。
　　我从何着手呢？应该说，我是从临摹陈老莲花卉册着手。
　　当时（1958年）我在上海购得陈老莲一册花卉画册，我开始了临摹学习，并同时进行创作：一方面我刻了版画《初夏》，另一方面我创作了花卉。这是我从版画过渡到国画的开始。
　　1959年，我从上海调到安徽工作。带领一批青年木刻工作者上黄山，为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创作了一批大型木刻，同时我开始临摹程邃和戴本孝的山水画，学习＂干笔渴墨＂之法。但他们的画不雄伟，我又临摹了唐伯虎的《匡庐三峡》。此画我临摹了四个月，感到四个月画一幅画，时间太长，不符合现在时代的＂紧迫感＂。
　　我刚刚开始学国画，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被打翻在地，把我的临摹画当作黑画批判，直到＂文革＂后期，我和一批青年木刻工作者又重新开始从事木刻创作，这些木刻后来大部分被挂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版画界称为＂新徽派＂。因我长期在安徽工作，上黄山画画很方便，我开始以＂干笔渴墨＂之法画黄山，之后画九华山，唐伯虎没有画过黄山，他到过齐云山，画过庐山，巍峨雄伟，非常壮观，但他的画过于沉繁，我倒难以学他。
　　因此，我转学明末金陵八大家之一的龚半千，龚半千喜作大画，气势雄伟，对我影响极大。同时，我也学梅清的积墨法，也研究萧尺木和渐江，特别是黄宾虹如何画黄山，对我帮助也极大。特别是我学了金农的漆书，以漆书入画，好像木刻，非常厚重。但不如程邃、戴本孝的空灵，这是我的不足，也是我的特色。
　　移动透视
　　台北的一些先生用＂移动透视＂一词来论证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方法是符合艺术规律的。用西画的透视法无法画高山，更不用说画长江大河了。中国画画高山，是上上下下，左右观察，可以俯视，也可以仰视，先取局部素材，再画全境，把这些素材作为＂画本＂，然后再加工创作，可以一次一次地加工，这与西画写生不同。屁股坐在那里是不准动的，一动便不符合焦点透视。这种不准移动的写生方法，若到黄山，英雄无用武之地，近处往往会被一块大石头遮住，远处一片模糊不清。这种方法实在过于呆板，不如中国画的方法灵活。
　　一般来说，我每画一张画，至少要移动三次。第一是先选好＂前景＂，往往是选一块好的石头，或一棵好的大树，仔仔细细地画，把它画好。第二是找＂中景＂，往往要找比较有典型的流水、瀑布或建筑。
　　最后，找一块能看到大山轮廓的地方，作为＂背景＂，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曾到过武夷山作画，手拿一个本子，爬上爬下，走到那里，可以说＂游尽图成＂。我也看到一位油画家，他背着一块大板，汗流浃背，实在辛苦，不是被这边遮住，便是被那边挡住。
　　我们再看唐伯虎的《匡庐三峡》，他用俯视画五棵非常高大的大树，山头更高，也用俯视画成；可是山脚却用仰视，使你感到树大、山高，使人兴叹。黄宾虹先生曾说：＂天上有乌云，就是本来受光的地方，也可以变黑。＂似乎西画家只知道有一个太阳，如果画早晨，太阳一定从东升起，这当然是符合科学的规律。但如果是在室内，有三盏灯、三个光源，就会把一个太阳所发射的光打乱了。
　　因此，我认为有一种科学叫＂自然科学＂，这就是西画的焦点透视；还有一种科学，应该称它为＂艺术科学＂，这就是中国画所采取的＂移动透视＂。哪一种好呢？我以为＂艺术科学＂更加符合艺术规律。如果我们画一幅长卷，用＂移动透视＂法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困难，如果用西画的画法—我们称之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照相机，是画不出长卷的。
　　中国在两千年前就知道＂墨分五色＂。可是西方在发明黑白照片以后，才证实一个黑的颜色可以表现各种色：
　　头发是黑色，脸是黑色，衣服是黑的，山和树也是黑的，真是不可思议。
　　元代大大发展了水墨画法，就是着色，也是淡染。本来应该是绿的树，可用水墨画。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画法已经是十全十美，也可以吸收西画五彩缤纷的方法，但不能照搬西画，一定要经过中国画家再创作。中国画过去很少画水影，现在也已经有画水影的了。
　　要不要＂变法＂
　　我在三年前，即1986年初从安徽回到广东的家乡定居。安徽有黄山和九华山，广东虽没有像黄山、九华山那样美的山，但它是热带，五彩缤纷，所以广州叫花城。
　　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地方，高楼大厦有如春笋一般林立，农村也变了，怎么办？有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要搞什么＂变法＂，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提什么＂变法＂？我已回到老家，家乡变了，我的画也应该变。我戏称＂丙寅变法＂（1986年为丙寅年）。实际上，我已在福建、山东、广东汕头用写生方法反映这些地方的山水；我再向前发展，反映家乡现实，这完全是可能的。
　　如何变？
　　画法要变，我以中国画的线条为基础，吸收西画印象派的颜色。我在安徽经常把画装裱成轴，画是长方块的，我开始变为方块，然后变为＂横幅＂，不用轴，而是用镜框，这就使我不仅画法要变，构图也要变。特别是花卉，我画得多了，又重新临摹陈老莲，做了新的尝试。
　　我还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方法，画了黄山春、夏、秋、冬，为了加重画的内涵，我在画中加了诗。春是送别，夏是黄昏，冬是大雪（强调要登攀），只有秋，没有题诗。有不少西方的朋友对我的＂变法＂表示赞赏。当然，这还很不成熟，我还要继续探索。这不过是一个开头罢了，请多多指教。
　　我认为，我们不仅应向古人学习，也应该向同代人学习，向全世界的同行学习，向民间学习，向青年学习，只要自己的立场站得正，就不怕向别人学习。学习的结果，应该是使得中国画更加丰富、更加美。我想世界人民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发展，而不是把中国画变成了西画。没有中国画的特色，这不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我们常常提＂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国画是一朵鲜花，让它在世界的百花园中齐放吧！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中国画也应该前进！要前进，就应该＂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