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殇为何一蹶不振，海上霸主明朝海军的衰败之谜

　　作为15世纪的世界一流海军和中国古代军事的最后辉煌，明朝海军犹如从天而降的一颗流星，陷入了一蹶不振的深渊，直到现在都引起世界各国深深地思考……
　　明朝初年，中国拥有一支3800艘远洋战舰堪称登峰造极，它每年春夏两季时，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巡航，比如在1373年、1374年两年中，明朝海军曾两次追击日本倭寇直至琉球群岛，1409年，在北部湾又击败安南海寇。在郑和六下西洋的过程中，一支分舰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至西南非洲；另一支舰队经所罗门群岛进入太平洋，直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在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等地，敢于挑战明朝海上权威者，都被一一征服，36个国家臣服于大明帝国前来朝贡，那时的中国威名远扬，不愧为当时强大的＂海上霸主＂，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作为东方头号海上强国大约历时30年。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431——1433年最后一次航海远征的结束，明朝在海外声誉的直线下降，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了。海岸防御船队大大衰弱，以至中国沿海各省沦入倭寇的劫掠。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变化导致大明王朝无法向海洋扩展，使扬威异域的海军大国由盛转衰呢?这是一个值得充分研究的有趣秘密。最后的辉煌，远洋与朝贡贸易
　　明朝海军始建于第一位洪武年间，在长江打击敌人的早期战役中，洪武帝朱元璋就已充分发挥了船队的作用。此后，他又以此征服沿海各省，并为北方的军队运输供给品，建立起一个＂陆聚步兵，水具战舰＂的海上防御体系。
　　到了永乐年间，明朝国势日趋强盛，完成重建朝贡体制的设想有了实现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这一时期，明朝拥有完善的海运体系，有强大的中央直属舰队和海岸警卫舰队，有专门用于防倭的远洋巡防舰队，有由卫所、水寨构成的完备海军基地，还有大批常年奔波在海上的水手和海军战斗人员。国内造船场已能建造排水量从数千吨到上万吨不等的大型船舶，宝船、海运船、战座船、马船、快船、水船等适合远洋航行需要的各型船舶应运而生，功能上涵盖了一支远洋舰队所需的指挥、护卫、作战、后勤保障、通信联络等各方面，这一切技术条件的达成，为永乐帝推行向海外发展、完成重建朝贡体制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可能。
　　雄才大略的永乐帝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共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从战争中夺取政权的朱棣很清楚空言恫吓与实力展示间有着巨大差异的，要想避免重蹈洪武时期的覆辙，就必须大力强化明朝海军的远洋投送能力和远洋作战能力，用实实在在的军事威慑来保障朝贡体制的重建。
　　声势浩大的明朝海军船队
　　首先是重组远洋巡防舰队。远洋巡防舰队最初是在1374年2月组建的，巡逻区域最远到达琉球大洋与倭寇船队交火。朱元璋死后，明朝陷入靖难之战中，远洋巡防舰队的人员和船只也被双方抽来调去，损耗在各个战场上。到战争结束时，舰队已名存实亡。朱棣即位后，要想重建朝贡体制，必须要有一支能遂行远洋作战任务的海军舰队才行。1408年12月，朱棣完成了远洋巡防舰队的重建工作，并从编制体制上强化了对沿海各省海岸警卫舰队的控制和管理，明朝海军恢复了＂远洋—近海—岸基＂的三层防御体系。
　　其次是利用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对拒绝朝贡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打击，震慑其他国家，从而保证重建朝贡体制的顺利进行。当永乐帝雄心勃勃地准备向海外宣布国威，重建朝贡体制的时候，首先碰到了安南的挑战。安南权臣黎季犁在诛杀前国王后自立为王，公开与明朝武装对抗，试图摆脱藩属国的地位而独立。安南的行为严重挑战了永乐帝重建朝贡体制的雄心，这是他无法容忍的。在永乐帝的支持下，郑和这位有勇有谋、实战经验丰富的心腹内侍被选中，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远航西洋，去实现重建大明朝贡体制的梦想。而张辅则被委任为征讨安南的总兵官，率领数十万大军征讨安南。
　　征讨安南
　　1405年7月11日，永乐帝命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领27800多人出使西洋诸国。舰队自刘家港扬帆起航，经刘家河出长江口，然后＂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航行。
　　郑和的第一个任务是联络占城，配合张辅即将展开的征讨安南的军事行动。此时占城正受到北部安南国的侵略，郑和舰队的到来给了占城国王的极大的军事支持，这种帮助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占城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迫使安南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随后七月份总兵官征夷将军成国公朱能率大军讨伐安南，安南不得不将侵略占城的军队从南线调往北线，以防御明军的进攻。这样，占城面临的军事威胁解除，郑和的第一个任务完成。由于还有其他使命，不能在占城久留，所以在稳定了该国的安全局势后，郑和舰队就顺风南下，经过20天的航行到达阇婆。
　　郑和下西洋
　　在爪哇，明朝官兵遭到爪哇西王的伏击。郑和立即组织大部队前去救援，并准备讨伐西王。在明朝远洋海军的威慑下，爪哇自此臣服，从而丧失了对南洋、西洋地区的贸易垄断地位。之后郑和率舰队到达旧港，向其酋长陈祖义宣谕，要其向明朝朝贡，但遭到海盗出身的陈祖义的武装偷袭。不过武装行动以失败告终，明朝在旧港故地设立旧港宣慰使司。经过爪哇和旧港事件，明朝海军打破了爪哇和旧港对南洋地区海上贸易和海上商路的垄断控制，为西洋和南洋诸国直接与明朝开展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被纳入到明朝的朝贡体制当中，成为明朝的藩属国。
　　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在锡兰山与其国王亚烈苦奈儿发生了武装冲突。明朝指责锡兰贪财，欲劫夺郑和舰队的金银财宝。而锡兰则指责郑和欲夺取圣物＂佛牙＂和立碑，以强迫锡兰向明朝臣服朝贡。不管双方所持的理由如何，这场武装冲突以郑和的胜利而告结束，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被明军俘虏，锡兰士兵向明军投降。
　　明朝海上大战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在苏门答剌遭到了苏干刺军队的袭击。郑和指挥明军还击，大败苏干刺并将其活捉。苏门答剌事件后，郑和舰队到达暹罗国。当时暹罗国正致力于地区扩张，试图吞并满剌加。郑和到来后积极干预此事，在明朝的军事压力下，暹罗承诺放弃吞并企图。之后到达锡兰国，解决锡兰国王的废立问题。随后舰队北上印度东海岸，抵达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堡后返国。
　　在前三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以杰出的外交、军事才能有效阻止了在安南、爪哇、旧港、锡兰、苏门答剌、暹罗、马六甲等地出现的武装对抗明朝和妄图称霸地区的事件，还建立了海外行政机构和军事据点，保证了明朝重新建立的朝贡体制不被撼动，树立了明朝作为宗主国的绝对权威。
　　这些事件也使南洋、西洋诸国不敢再与明朝对抗。此后郑和再出使西洋就变得一帆风顺了，绝大多数西洋国家向明朝称臣纳贡，成为明朝朝贡体制当中的一员，中国在整个西洋地区获得了空前的声望，而这些威望的获得除了源于中国人的和平交往原则外，更离不开明朝海军所具备的强大远洋投送能力和战斗力，才使洪武、永乐两朝确立的重建朝贡体制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郑和下西洋航线图
　　通过朝贡贸易，明政府聚敛了巨额财富。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这些财富在皇帝内库和政府国库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但永乐帝无疑从中大获其利，使他有兴趣继续推动远航事业的发展。
　　那么，明朝是如何通过朝贡贸易来大获其利呢？其奥妙就在于明政府在依靠远洋海军树立在南洋和西洋地区霸权的时候，不经意间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
　　——货币发行权
　　朝贡贸易体制能否建立，朝贡贸易能否推行下去，重要的就是看朝贡国是否使用明朝的纸币作为贸易结算单位。因此，明政府不论是把纸币赠与外国，还是与海外诸国使用纸币进行贸易结算，实际上都是拿明朝的国家信用做交换媒介。
　　在纸币的使用上，西洋诸国面临着三种情况：一是明朝经济军事力量强大，纸币信用高时，向明朝臣服纳贡，使用明朝纸币进行贸易；二是明朝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纸币开始贬值，作为藩属国，被迫使用明朝纸币进行贸易；三是明朝经济军事力量严重削弱，纸币贬值，作为藩属国拒绝使用明朝纸币贸易，而明朝再也没有能力使用军事力量强迫藩属国接受纸币。可见，明朝要长时间实现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让南洋、西洋地区的藩属国接受纸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第二、三种情况出现时，为了保证纸币在朝贡贸易中的结算地位不动摇，明朝政府就必须依赖远洋海军的军事力量来维持。
　　明朝贸易中的纸币
　　洪武、永乐时期中国国力强大，纸币的信用很好，几乎可以与等重量的白银相兑换，因此海外诸国也乐于接受纸币。明朝的纸币就这样随着对朝贡国的赏赐和郑和的远航，不断向海外扩散，从而导致使用明朝纸币作为贸易结算单位的地区和范围不断扩大，明朝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由于明朝的纸币本身并不是金属货币，因此，赏赐大量纸币并不会减少国家货币财富的持有量，同时伴随着郑和舰队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这些散发出去的纸币又通过朝贡贸易渠道开始回流，从而使得藩属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不断加强了与宗主国的联系。
　　——贸易定价权
　　随着郑和下西洋建立起来了朝贡体制，朝贡贸易也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明政府从朝贡贸易中聚敛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是通过取得贸易定价权，进而通过垄断价格来获利的。可以说，贸易定价权的得与失直接关系着朝贡贸易是赚钱还是亏本，进而关系到朝贡贸易的存亡。
　　贸易定价权在朝贡贸易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通过郑和舰队的远航，西洋诸国见识到了明朝远洋海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于是称臣纳贡，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从而接受郑和的纸币馈赠，同意使用纸币作为朝贡贸易的结算单位，并在朝贡贸易中按照明朝政府制定的不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易。
　　朝贡贸易
　　当西洋诸国的朝贡使团来到中国后，明政府除了象征性地接受少量贡物外，一般都会从使团手中低价购买许多贡品和商品，主要以朝廷和皇室需要的黄金、白银、铜、马匹、苏木、药材等高附加值商品和奢侈品为主。例如，明政府向外国使者购买黄金，一两黄金付给50贯纸币，一两白银付给15贯，而当时官方的兑换率是一两黄金值400贯，一两白银值80贯。又例如苏木，1433年之前的市场价是500克价值5～50贯钱，而明政府购买500克苏木仅支付半贯钱。这就是垄断低价。通过这种方式，明朝至少从朝鲜得到1000两的黄金和1万两的白银，从安南取得了1000两黄金和2万两的白银。
　　当使团离开时，明政府回赠部分礼物，使团也会购买大批中国商品回国，这些商品主要是技术含量高的丝织品、陶瓷、茶叶、铁器等工业品，朝贡使团在购买这些商品时必须按明朝官方给出的价格购买，这个价格一般都会比国内市场高，于是形成垄断高价。即便在卖给朝贡使团商品时以市场价出售，但由于明政府在购买商品时控制着垄断低价，因此仍然从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所以，对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的控制，尤其是对垄断低价的控制，才是贸易定价权的关键。
　　通过皇帝回赐和郑和分发出去的大量纸币，最终为明朝换回来了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财富，而明朝所付出的只是一堆印有花花绿绿图案的纸。伴随郑和舰队七下西洋的征程，明朝运用远洋海军的威慑作用，牢牢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使得明朝得以依靠不等价交换原则从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从而确保朝贡体制的有效运行。
　　虽然皇帝从朝贡贸易中获利颇丰，且收益大部分进了自己的内藏库，但政府却要从国库中掏钱出来为皇帝的朝贡赏赐买单，所以，就可能出现政府亏钱而皇帝赚钱的情况。皇帝赚了钱自然对远洋活动大力支持，而政府亏了钱当然对远洋活动大加批评。
　　由于大兴土木、远征漠北、挥霍无度、巨额赏赐、贪污贿赂在纯消耗着国家财政收入。当饥饿蔓延，盗匪活动猖獗于各省时，许多官员开始高声疾呼，他们批评的不是针对海上远征本身，而是反对贪污、浪费、苛税杂税，并要求削减政府的开支。
　　永宣帝之后，虽然中国的远航事业停顿下来了，但朝贡贸易体制所确立的不等价交换原则因其制度惯性还存在了一段较长时间，明朝皇帝在这种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中还是能获利，只是获利不及以前丰厚罢了。而明政府则还要继续为皇帝的朝贡赏赐买单，却毫无收益可言，因此，明朝的皇帝对朝贡贸易的兴趣都在降低。
　　虽然明朝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从朝贡贸易中获取了大量好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明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朝贡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极端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远洋海军与朝贡贸易间反映出来的军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因此才有后来弃远洋海军和贸易定价权如敝屣的行为。
　　1425年2月，郑和舰队回国，新即位的明仁宗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对明朝海洋权益的无知，于是命＂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不许他再下西洋。鉴于永乐皇帝开创的航海事业和朝贡体制有夭折的危险，郑和向新皇帝上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但是明仁宗没有听取郑和的建议。明宣宗即位后，又听从朝中腐儒的非议，将海军和陆军从安南撤出，安南的独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威望一落千丈，朝贡体制甚至因此出现崩溃的危险。
　　自明朝海军第六次下西洋结束5年之久后，西洋诸国见中国海军长期不至，遂产生轻慢之情，向明朝的朝贡也不再积极。于是在1430年6月，宣德皇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为由，派郑和、王景弘率领舰队第七次远航西洋，到1433年郑和舰队才启程回国。当返航到古里时，63岁的郑和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1433年7月，王景弘指挥着远洋舰队回到中国。此后，明朝海上远航活动结束，郑和的航海日志被销毁，宝船被拆解，人员被遣散……大国之殇，海洋帝国的没落
　　随着时间推移，明朝也逐渐失去了能够制造大型远洋舰船所需的技术、熟练工人、原材料供应渠道等，使得明政府在以后即便有心重建远洋舰队，但也因失去了装备制造能力而不得不放弃。失去了技术支持就不可能再建造出远洋舰船，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向海外投送军事力量。随着海军远洋投送能力的丧失，建立在不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朝贡贸易格局必将被西洋诸国打破，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的丧失也是迟早的事情。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惨败，经济和军事实力遭到重创，明政府再也不能威慑西洋诸国了。
　　明朝的国力的削弱和远洋海军的消失导致国家信用也大不如前。明朝纸币此时已贬值到不及票面价值的10%，即便是中国人也不愿接受纸币，因此外国人完全拒绝纸币，要求以丝、瓷和大量铜钱作为赏赐物品和报酬。对于外国使者带来的商品，再也不能强迫他们按明政府规定的低价出售，而必须按市场价格偿付。到了1453年，当500克苏木的市场价维持在5～8分白银时，明廷固定付给7分白银，此时，朝贡贸易对于明朝的皇帝和政府而言都已经无利可图，而且在事实上赏赐贡品还变成一种纯粹消耗政府财源的负担，明朝的皇帝和政府都失去了对朝贡贸易的兴趣，便终止派遣海军远征海外以促进朝贡贸易。
　　历经洪武、永乐两朝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此时已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但这恰好为民间海上贸易的兴起让出了广阔的空间。
　　贸易禁令
　　这个时期，国家为了维持贸易的垄断，排斥竞争，禁止移民和私人贸易。但是，这些禁令对富人则无可奈何。尽管朝廷也努力抑制这些富豪大户，但是拥有地产的王公和宦官，朝廷要人的亲属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由于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全盛的时期已一去不复返，而葡萄牙人尚未到来，因此中国有一个世纪控制了东方海域的所有商业，私人贸易取代了官方朝贡贸易。
　　不过，缺乏刺激和受到阻碍，仅仅是中止海上远征的次要因素，这些远征并非偶然的事件，它们只是明朝初期海军进行广泛活动的一个方面。数次远航海外的官员，人员和船只，都是从新江口的海岸警卫队及粮食运输船队中抽调的。远征的结束与明朝海军在安南的失败，以及海岸防御船队的削弱有关，凡此种种，都是明朝海军全面衰落的因素。
　　明朝海军衰微的征兆是显而易见的。从外交政策和战略观点来看，存在着从进攻到防御，从前进到后退的变化。明朝初期海军扩展是通过宝船远洋航行而充分显示出来的。为了支持船队巡逻，将敌人阻挡在距大陆相当远的地方，人们在海中建立了海军前哨基地与沿海防卫站。
　　但是，后来战略决策有了变化。1436年，明英宗即位时即颁布诏令，禁止建造远洋海舶，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每个海军前哨基地都受到裁减。受此影响，浙江船队七百多艘船到了1440年只剩下不及原来一半；新江口船队的四百多艘船，到了1474年只存140艘还能适于航海；山东登州卫船队的一百艘船到了1503年只有3艘……
　　《明史》记载：＂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由于这些船只不是被禁闭在港口内，就是很少使用，于是都腐烂而且没有进行更换。随着海军人员的士气低落和退伍，连水手都不够了，故很少建造新船。
　　明朝河运兴盛
　　随着船队的削减，船舶制造也衰落了。当时的记载表明，明初有些船只规模巨大既可运输又可远航海外，甚至海岸防卫船队自诩，七百料战船可载四百人。不过，1411年大运河的重新开通给予沉重一击——几年后放弃由海道运粮，排水深的大型运输船逐渐被小型的平底驳船所取代。1452年，朝廷下令停止建造大型远洋战船，因为它们不能进入狭窄的湾口或在浅海操作。为此，兵部设计出欢迎的船只都是用于内陆水域的小型船只。十六世纪初，明海军拥有的最大的战船是四百料的船只，船上人员仅有一百人。据说，曾建造过郑和远征＂宝船＂的南京龙江造船厂，甚至到了＂海船已革，制度无考＂的地步。
　　与海军具体的衰弱相关联的是人员的士气低落。海军的衰落可直接归咎于官员的弊病和人员的妄用。当时粮草运输的船队是明朝海军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战斗舰队输送人员和船只，而且提供正规海军，并积极地抗击海盗。当海上漕运废止时，明朝抽调水师从事运河上的运粮、内陆务农屯田和修理船只工作，致使＂东南之卒由是困＂，水军武备废驰。
　　同时，明朝实行军队轮流进北京制度，海军军队不仅要疲惫地往返首都，而且在京期间，许多人被当作劳力用于营造宫殿和神庙。由于如此沉重的负担，水兵们大为沮丧，丧失了自尊心，加之收入微薄且受压榨，以至＂军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
　　明朝海军衰落的直接原因后面还深藏着一些战略因素，这些因素抑制中国的海上扩展，使中国的注意力转到内部问题和亚洲大陆的事务上来。
　　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明王朝面临着来自海上和陆上前线两方面的外部危险。
　　明初，来自海上的危险是倭寇，但这些日本海盗从来没有对明朝疆域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他们骚扰沿海各省，但其目的在于掠夺，没有摧毁政权的企图。况且，从1466年至1515年的五十年间，日本人由于卷入本国内部战争，不再到中国抢劫袭扰了。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和西北边境处于游牧民族政权时而入侵的局面。永乐帝曾长驱直入蒙古部落的领地，使之处于绝境，但是在他的继承者无能统治下，边境民族又变得蠢蠢欲动，并对明朝边境频频侵袭。1449年，他们在决定性的土木堡之战中，击败了明军，将明英宗掳走。在他们占领黄河草原地带后的十年内，战争沿着从甘肃到辽东的漫长的长城，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昭雪耻辱的失败和收复失地的愿望，吸引了大明王朝的注意力，并决定了其战略政策。明朝把力量集中在北方，背向海洋，从而对海军事务失去了兴趣，下令停止造船。十五世纪下半期，北方告急，东南部沿海相对安宁，于是发生了裁撤海上基地，并动摇了明朝海军根基。
　　明朝人口转移及移民垦荒
　　宋元及明初，大量人口从北方内陆省份向长江下游移动，并聚集于东南沿海，其扩展的主要出口是出洋。但是，十五世纪期间，人口已逐渐地离开了沿海各省。当时，明朝重农仰商，强行推行移民垦荒政策，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大量人口迁入内地，以求在因大运河重开而繁荣起来的地区谋生;其他的人则由于经济贫困和国内动乱的驱使，迁移至更深的内陆地区，沿海的人口却大大减少，致使海上贸易逐渐衰落。
　　海岸防卫和海军的衰弱，也是整个政治秩序恶化、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不安的象征。甚至在明代永乐帝时期，当明帝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腐败的弊端已开始侵蚀国家的心脏，损伤其元气。一旦永乐帝强有力的统治消失，弊端就更为厉害。在种种有害的因素中，最邪恶的要算是宦官篡权。这些宫廷的侍者为之一变成为＂恶魔＂，忍吓、迫害、逮捕、侮辱、拷打、处死和流放那些批评或反对他们的官员。他们指挥锦衣卫监督军队，还控制财政机构，以此作为加强权力和积累私人财富的工具。
　　宦官篡权
　　到了成化年间，＂中官布列天下＂＂搜取珍玩＂＂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利用士兵建造宫殿，使用船队运送不义之财和从事私人贸易，牟取巨额财富。有些大臣予以反击，忙于策划阴谋诡计，有些无所事事的低级官员则变得麻木不仁，贪污行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由此，官僚阶层对于私事全神贯注，明代统治者则很少考虑海军长远性发展的问题，把海外贸易视为可有可无。
　　随着政治的瓦解而来的是自然与人为经济的混乱。1418年黄河的决堤导致接踵而来的洪水泛滥，百万人民被迫无家可归。与此同时，王公、帝王家室以及宦官占地规模不断扩大，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则被剥夺了土地，沦为乞丐，加之地租高，税收重，多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沉重的赋税，五花八门难以负担的苛捐、管理混乱，不公正的行为，凡此种种都增加了人民的悲苦和贫困，由此，起义和盗匪活动变行盛行，最严重的当推1448年浙江和福建爆发的起义造成了沿海各省的大混乱。当时，明帝国正忙于滇缅边境上的战争，并面临北方瓦刺和鞑靼的威胁，这一起义从内部削减了帝国实力。
　　到了十五世纪中叶，衰微和贫困折磨着大明帝国。在以后的几十年内，这些情况变得愈加严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衰微，直接导致了对包括海军在内的明朝军事体制的忽视和破败。1425年，为了节省开支而停止＂宝船＂的远航，1436年，削减武器制造和战船建造，大量的钱财却拨去兴建皇陵……明朝海军从此一蹶不振！
　　大陆的强大吸引力、繁杂的事务使明朝统治者的注意力从海洋转向了陆地。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以及经济的混乱大大削弱了大明王朝，以致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而在这种困境中，盛极一时的明朝海军开始崩溃了，原来扬威异域的海军，现在仅能勉强地坚守在本国水域，抵抗倭寇的袭击。至此，中国花了3个世纪才登上海上霸权的地位，但却如此迅速地衰退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