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散文大喇叭响起忆乡愁

　　乡情散文：大喇叭响起忆乡愁
　　文：张宗龙
　　疫情突然来了，村里沉寂的大喇叭冷不丁又响起来了。年轻的村长在大喇叭上用本土的方言一广播，村里不管男女老少，都第一时间知道了新冠肺炎的危害和防疫知识，倒比用手机群发消息或朋友圈通知方便多了。
　　这突然响起的大喇叭，响在了大年初一大拜年的团圆时刻，令多少在外打工回乡过年的游子记起了乡愁，也让多少本村的老人们回忆起了过往的岁月。
　　＂喂，喂，全体社员注意了，全体社员注意了，今儿清起来男劳力都到东坡割麦子，女劳力都到场里准备压场。要割麦了，家里喂的牲灵子都看好喽，白出来豁害粮食——＂
　　＂嘀、滴、滴……＂，拉长的最后一声滴后，是主持人温馨的提示：＂刚才最后一响，上午八点整——＂
　　＂山东人民光着腚来——＂小时候听的云里雾里，多年后才听清，原来人家说的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
　　这些美好的回忆，全都来自小时候我们村里的大喇叭。五十多年过去了，村里的大喇叭至今还傲然耸立在村东头元纪叔家的二层房顶上，只不过现在喊的内容变成了收土豆的几月几日到村里，价钱几何，大小咋算，有愿意卖的老少爷们过来拿纸箱子云云。多数时间它是沉默的，喇叭里也不再播放新闻节目，以及评书、戏曲了，更没有大队干部喊着学习开会或出工了。它常常静静地立在那儿，默默地望着村口广场上现代化的移动式音箱，和随音乐跳起广场舞的女人们。现在家家都有电视了，人人都用手机了，谁还有闲功夫听大喇叭瞎叭叭呢。
　　但从前大喇叭却是村里好几代人的娱乐设施和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尽管现在常常沉默，重要时刻还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新冠疫情突发而至，蔓延到广大农村，不少人的抖音上都传播着农村大喇叭下通知的视频，那些乡土乡音的喊话让人发笑，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村干部通过大喇叭喊话注意事项、宣传防疫标语，让村人迅速认识到了病情的严重、见识到了防疫的难度、体会到了干部的苦心，大喇叭一响，人人听得清，还不用集中，竟比层层开会传达方便多了。村人在家里听着大喇叭里村长的大声喊话，甚至有时是严厉的提醒或批评，其实心里感觉是暖的。
　　我们村里的大喇叭是随着村里通上电而设立起来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村就由公社电工树起了电线杆，拉起了照明线，亮起了电灯，响起了喇叭。那时四个硕大的喇叭口分别朝向村子的东、西、南、北四面，高悬在村部办公室门外大约十几米高的电线杆上，顺着一根电线通向村长办公室的桌子上。那里有收音机、功放、喊话器（后来知道那叫麦克风），简易的书桌上铺着一块红毯子，喊话器上也绑上了红绸子，让人对大喇叭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自从大喇叭中传出大队支书威严的第一声咳嗽，它便成了全村人了解国家大事、收听历史评书、播放戏曲歌曲、干部发布通知、群众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
　　那时我们村子还没有进行规划，很多人家的房屋都是根据老辈人留下的家业，不规则地到处建着，大多是低矮的土墙、窄巴的草房，只有村西头大队部的办公室是一排红砖瓦房，显得很是气派。大队院很大，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们村部购置了一台21寸松下彩色电视机，那是全村人的宝贝。每天天刚擦黑，大队干部便会把电视机搬出来，把天线架在高高的树上，由一根扁平的信号线连到电视上，开始播放电视剧《霍元甲》。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院子，只有下午就来占座连晚汤也顾不上喝的小孩子们，坐在前几排能看清电视里的人影，大多数人在后边踩在凳子上也看不清演的啥，只能听到打打杀杀的叫喊声。但《霍元甲》却让我们记住了爱国歌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听的我们热血沸腾，那几年村里年轻人习武的风气也盛行了几年。
　　电视虽好，但受时间限制，不到黑天看不到人影。大喇叭却可以随时响起来，伴随我们一天的生活和劳作。小时候的早上，是没有闹铃叫醒的，我们常常被一阵悠扬的《东方红》歌曲吵醒，然后大队支书就在大喇叭上念上级文件精神、播放重要通知、或安排当天的活计，铿锵浑厚的男中音带着些威严，让支着耳朵听的社员们不敢懈怠。通知播放完，大人们也大都吃完了早饭，喂完了鸡鸭，打发走了上学的娃娃，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下午收工时，社员们听着大喇叭里播出的戏曲《朝阳沟》、《打金枝》，在夕阳的落晖中慢慢往家赶。牛儿哞哞叫，羊儿咩咩喊，和着喇叭里的唱戏声，一派温和的农家景象。回家收拾一下，趁着女人们烧汤的功夫，男人们便端着小凳、揣着旱烟、提着烟袋，聚集到大喇叭下的空地上，听刘兰芳演播评书《岳飞传》，＂啪！金国的四郎金兀术追赶牛皋，眼看就要追上，突然从林中飞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正是岳飞岳元帅＂，书说的字正腔圆，故事听的扣人心弦，往往在听的正入神的时候，刘兰芳就会卖关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人有一种欲盼不已的感觉。评书听完，有些意犹未尽的老汉不愿回去，在电线杆下猜测第二天的故事，有时还会争执起来，要等在村小学教书读过《岳飞传》全书的老师作权威发言才肯罢休。
　　小时候感觉只要大喇叭里传来大队支书＂喂、喂＂的开场声，社员们便都放下手中的活计，跑到院子里，支楞起耳朵仔细地听着，唯恐错过了什么重要信息。有时那喇叭接触不好，＂刺啦＂一声颤得人直起鸡皮疙瘩。那时的大队支书在村里是绝对的权威，又常常代表着上级发布精神，他在大喇叭里喊话必须仔细听，认真做，要是做不好被支书在大喇叭上点名批评，那可就在村里丢大人了。
　　后来，村里家家通了小话匣子，一根长长的电线把一个个四方的小喇叭盒接到了村民家中，村人不用出屋就能听到上级的精神，还可以用一个拉线开关决定是否想听里边播放的娱乐节目，感觉方便多了，村里的大喇叭悄声了一段时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施行，大队支书和村干部的权威遇到了挑战，人们再也不用等大喇叭叫醒、也再也不用听村干部安排，每天天一亮就早早下地了，连村干部自己也都要下地干活了，那村里的大喇叭便沉寂下去了。
　　当村里的大喇叭再次经常响起的时候，计划生育就成了国策，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村里育龄妇女的生孩子问题。农村人观念旧，不见儿子不罢休，工作难做，村长就在大喇叭上成天呱呱。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只生一胎的必要性、生男生女的平等性、超生被罚的危害性，都通过大喇叭进行宣传。谁家的媳妇该查体了，哪家该去交罚款了，那谁谁都生了俩闺女了，再生就该扒屋了。那时计划生育严，超生的真的扒屋牵牛，有时还连累邻居，村里人都乡里乡亲的，村干部也没有啥权力，除了在大喇叭上喊喊，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村里换了一个年轻的村长，比较注重宣传工作，每天早、晚按时播放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有时也播一些科学种田的知识和流行的歌曲。随着经济的发展，村人们的文化素质增强，大多的村人更爱关心国家大事了，人们在地里各自干着农活，听着大喇叭里主持人字正腔圆地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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