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学生时代

　　散文：我的学生时代
　　文：杨晓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时代列车隆隆地驶进了1963年站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就像一节损耗严重的车厢，总算解列脱钩了，被甩到了废弃的站台上。全民大饥荒的历史终于落幕，中国进入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新阶段。
　　这一年是农历癸卯兔年，当年出生的孩子就像农田里的庄稼，保稳产，夺高产，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诞生了近3000万只＂63兔＂， 超过1960年和1961年的总和，也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的峰值。
　　我身为一只＂63兔＂，从奶奶的言谈当中，没听说过托儿所、幼儿园这样的词儿。连奶奶都不知道，自然我更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了。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只有不足四百万的幸运儿有机会上幼儿园，有机会享受学龄前教育。当时的农村孩子不仅没有学前教育，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复式班＂——大孩子和小孩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给大班学生讲课时，我们趴在门板搭成的课桌上写作业，轮到老师给我们讲课，大班学生随便交头接耳，下座抄作业，老师出于呵护幼苗的一片爱心，尽力＂吓唬＂住我们这些低龄学生，对于高年级学生的管束，老师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也忌惮被扣上＂师道尊严＂的帽子。
　　上小学和初中时，学校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上课时课本短缺，学农支农随时停课，基本上没有正规的期中、期末统一考试。校园里只流行三支革命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
　　那时上学各省的教材不统一，我所在的河北省昌黎县晒甲坨，我上小学用的是北京地区的教材。已经开学了，可是订购的教材刚开始印刷，要么就在托运的路上，没办法，只好借读高年级学生的旧教材，往往一本教材，至少培养出两届学生。
　　有时教材到了，却不是装订整齐的成册书模样，而是像《河北日报》那样的大型张，学校把＂报纸＂发到学生手中，需要自行装订成册。我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型的＂课本＂领回家，让奶奶帮着用剪刀剪裁，我再按照页码摞到一起，磕打整齐＂书＂的边角，由奶奶戴上顶针穿针引线地装订到一块，于是我有了简装版的线装书。
　　从春天捯麦，到秋天收获大田作物，田野里时常能看到我们小学生劳动的身影。麦收季节我们放麦假，帮着生产队捡麦穗，秋收时节放秋假，在生产队里捡花生，装白薯筐，种冬小麦踩种。由于学农任务重，正巴经上文化课的时间少之又少，没办法，老师只好压缩课程，讲重点，划重点，背重点，考重点。剩下讲不到、讲不完的课程，就留给学生自学了。
　　这对我来说，倒不啻为一个很好的培养自学主动性的学习方法锻炼，我不仅把课堂上没来得及学的课本学习了，还翻出了父亲和叔叔五十年代的＂马粪纸＂老课本，囫囵吞枣地阅读起来。鲁迅走夜路踢鬼的故事，萧红童年时看到的变幻出各种动物的火烧云，西门豹兴修水利破除河伯娶亲迷信的历史传说，甚至竖排版的《毛泽东选集》，都在我的阅读涉猎范围内。我把南屋爬满了憋鱼子（学名＂衣鱼＂的蛀书虫）的藏书笸箩，读了个底朝天。
　　在一册老教材的课文中出现＂情郎＂一词，我怎么也没弄明白这个词的确切意思，直到老师在课堂讲评课文有一句＂天气格外晴朗＂，我才＂茅塞顿开＂，大概＂情郎＂相当于＂晴朗＂。甚至于当我对同桌漂亮的女同学，从心理上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好感，也并不知晓＂情郎＂究竟属于拟人还是状物，抑或另有其他特定含义。当我了解了其真实指代属性，已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其时，我作为一个＂63兔＂，已经告别了少年时代，带着青春的光环和理想的钥匙，朝气蓬勃地追寻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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