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和纽约一样，给人以万箭穿心的感觉

　　夜声
　　我告诉儿子，晚上是一只动物。夜里，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喘气声。儿子半信半疑，跑到外面去，找个最黑的角落站了一分钟，又跑回来说，那是空调机。我让他再听，他扭过头说，外面有氟里昂。谁知道什么时候有了＂氟里昂＂这个词呢？
　　我从来就相信，夜晚是一条平卧着的、又重又大的生命。再辉煌、喧嚣的白昼，也要听候神的安排，大面积地迎接辽阔、灭顶的黑夜。晚上，是载着把握时光转换的神。它使海洋和大陆顿时成了一介盲人。在那黑暗之袍中，历史一层深过一层，在墨色中推进。
　　人渺小无助，静躺在不可能揭开的黑幕里，眼睛必须关闭，脑子在自己的街市里游走，谁也不能遍走夜晚，遍触它的手足。人对夜晚有着无名恐惧。
　　有人把美国的那些古老的红杉树称做＂世界爷＂。我想，夜晚才是地球上最长寿者。上帝在创世之初，首先剖开混沌，被它一分为二的就是夜与昼。
　　夜晚的声响，是特有的。
　　田野都寂静的时候，就开始能听到它：低沉。深长。稍微带有一些抑郁。它把人引向幻觉的幽井深处。
　　谁没有听到过晚上的声音，那只能说明，他的内心太嘈杂了。
　　在很多年以前，我以为晚上是被蒙上眼睛的黑人，它的职责就是陪着人入睡。北方冬季的晚上奇怪地长，从下午四点半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将近十五个小时都是黑的。这个黑人通体颀长。我总是能听到他的鼾声，无边无际。我在它的身体里，我说，好黑呀。
　　飘着大雪片的晩上，门被急促地被敲响。然后，我就跑到门口去。看见母亲在灯下满脸严肃地披上蓝色大衣。她本来就是性急的人，突然的事件，使她变得更加严肃和敏捷。这时候，已经有人守着旧吉普车在拉门儿外等她了。我蹭到拉门儿边，挤着，看见一缝夜晚，雪片飘舞像满天的白蝴蝶。母亲走之前总要说，马上到床上去睡。我绝不会像今天的孩子去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也不等，反正要一个人上那吱吱响的钢丝床。那年代的警车是不叫的。她走到雪里，把日式的玻璃拉门儿拉严后，就消失了。
　　这样，我独自和晚上在一起。我把稻米壳的枕头砸出个窝儿，把一只耳朵和半个脸放进去。我一点点听见夜晚又粗又长的喘气声。在这喘息里，我还听见母亲的黑色警察皮鞋踩在雪地上嚓嚓嚓的节奏。这种节奏很快能使人睡去。
　　白天，是人们法定的上班时间。可是为什么晚上还要出门呢？我不明白，但是我从来不想，我不是一个依恋母亲的人。这是历史的责任。算到一九九四年，我的母亲已经做了四十六年的警察。从国民党在那个城市投降的第一天开始，到早已离开岗位的今天，她没有从事过第二种职业。她这一生连很多睡觉的时间都给了革命。
　　直到我去插队，我才明白，所谓警察皮鞋均匀地踩在雪晶莹的身体上，完全是荒诞的。那声音不过来自我的心跳。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全部孤独，胡思乱想，异想天开，都是和深夜的声息一起度过的。
　　晚上的声音很复杂。它有时睡得很沉，有时睡不踏实，它也在辗转。
　　下雪的天，晚上的声音像闷在鼓皮里。刮风的天，它几乎是一个失眠的疯子。火车压榨一根根路轨，通过夜晚，重低音散布向全城。那些光亮的钢轨是它的脉管。总是在深夜，我听见蒸汽机车时长时短的鸣叫，放出强大的气流。有时候，估计是调度室的人与搬道岔的人，对着高音话筒互骂上几句：张三，李四，把我的皮帽子藏到哪儿去了！王八蛋！或者，太冷的晚上，就单纯地骂：＂他妈的，这么冷的天！＂那叫骂，大概全城都能听见了。除了晚上，光天化日下，有谁能骂到这么辽阔，这么强横。可惜，蒸汽机车和扳道岔的工人现在都少见了。
　　有一旧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我插队以后，夜更加长，而且，晚上更加静。它的喘息更沉闷悠长。我们的邻队是个＂强盗村＂。三四十户人家，全是赤贫成份，荒着田，全靠偷窃为生。秋天的夜里，沉甸甸的，肯定盛满了粮食的麻袋，拖过我们门前的土道。男知青给吵醒了，恶声恶气地叫：小捋，小心爷们砍了你的手！＂小捋＂的意思是小偷小摸、手脚不干净。麻袋听见了，拖得更响更快。贼跑光了，开始有黄鼠狼在墙头上窜。农民说，黄鼠狼是黄仙，能迷住人的，没人敢惹它，任它夜夜出来狷獗。人和黄鼠狼都走了，又听见夜晚一声续着一声地喘气，间杂了几里地之内各种皮色的狗厉声地叫。
　　很多类似的晚上，很多睡不着的晚上。
　　我们这一代人，能得到的母爱与社会之爱都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孤零零地长大，孤零零地冥想。比如我，十一岁文革，十四岁随父母下放农村，十九岁再插队。这其间的白天多是短促，无所事事，甚至痛苦和焦虑。有一次，我在割玉米，手里拿着镰刀。东北平原的玉米地，长得没有边儿。我想，我要累死了。这天什么时候才能黑下来？
　　只有晚上，谁也不能侵入你。
　　有的时候，黑了灯，我回想我的半生。许多晚上，想不出一点眉目来。个别夜里，想出了光采，翻转着，听着晚上在一层薄玻璃之外，反来复去地也难平静。我想，它也失眠了。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也有不能安睡的时候。
　　其实，天亮以后，生活完全换了另一个面目。人的光彩，怎么可能盖过太阳给予万物之光。最光采的，只能是太阳之光。阳光日复一日，从没有增加过半度的明亮，人的种种奢望，还能无以复加地膨胀吗？
　　从北向南迁徙，我在深圳住到了第十一年，看见这个城市从荒芜中一天天丰盈。它的晚上，反而雪亮，四处暗香，是人们正在过着＂夜生活＂。夜生活的意思是，今天的人不仅白天要生活，晚上也要生活。生活被理解为享受幸福。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夜里陪他散步。他用小手指头点着前方说：我们到热闹的地方去看看吧。他指点着的是城市中心那些节日焰火般的霓虹灯。最近，连我们这住宅区附近也有酒楼和霓虹灯了。而且我的楼上那一家，在三十几平方的客厅里装了大功率的窗式空调，整夜整夜轰呜不停。他们是商人，可能请了客户来打牌，可能刻意要输钱的。我常常设想，他的客厅可以做二次大战期间盟军运兵专列的候车室了。不然，何以日夜通明，响叫着，像列车整夜滚动。
　　夜里，有巨光的灯照亮着路，有珍奇动物被油烹火煮，有银盏高脚杯狼藉，有无数的空调无灵魂地工作，有许多百姓一试再试着歌喉与舞步……晚上，超负荷地折腾着，做着过去白昼的工作。
　　我担心它将体力难支。
　　前几天，香港电视台中说，有一个叫＂特丽莎＂的女性台风逼近南海，直吹吕宋岛。那个晚上，才真是月黑风高。窗扇、树干、残叶、塑料袋和旧报纸，满世界地翻滚卷动，没有一只门窗不被摇撼震响。我站在阳台上高声叫过儿子来，让他用他正在长大的手去试一试风的质地，让他听四野里闯荡的风之声。我告诉他，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晚上，是有生命、有性格的晚上。
　　没有什么不是活着的。一桌一椅，一石阶一坯土。何况这陪伴每个人走过全部生命的黑袍巨人。
　　上帝把混沌切开，让人在亮处行走劳作，让人在暗处独自面席，每夜静思，三省吾身，谁打扰了日和夜，必然会跌回到混沌之中。
　　我听见别人没听见的。我看见别人没看见的。它的黑袍，正在抚过。无论别人有没有感觉。它是我私人的朋友。
　　世界何以辽阔
　　我问世界，你为什么辽阔？
　　世界缄默。
　　现在，我远离了深圳。在宽阔的呼仑贝尔草原上走。我坐在飞机里的时候，就重复不断地想，我终于是一直向北了。
　　一直向北。一直向北。
　　在草原上，我走了二十多华里，没有见到一个人。只有各种各样变幻在空中的彩虹，女妖一样时隐时现。十公里内，我只看到一匹马。它低着长而发亮的头颅，在饮水，溪水里的马头，波粼闪闪。
　　在草原上独自徘徊游弋的马，才是真正的傲岸高贵。所有的水和草，都等待着它蹄印的踏落。怀着多么博大的慈悲之心，草原为这匹马而宁静着。
　　从北又一直向南，我回到深圳。生活的轮转再次开始。在医院，我看见一个医生问病人，你哪疼。病人说不清，指着腹部，说这里面疼。医生恶声说，那么大的肚子，到底哪个部位疼？你说清楚。
　　训斥，使病人更加糊涂。
　　个人的腹部，他自己说不清。这么大的世界。我们又怎么说得清。我们每天在走，整个一生，我们只是在它的身上画过了几条细线。
　　四十六年前，法国杳无声响、毫无抵抗地被德国军队占领。纳粹像在自已家的院子里闻着花香一样，走在巴黎的大街上。萨特说，法国人被迫和德国人之间建立起某种可耻的、很难说得出的、休戚与共的关系。
　　法国人说不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疼。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巴黎平民，烤面包的中年男人，他独自向南走，望到了阿尔卑斯山。他看见高贵洁白的雪。他突然发现，压迫了巴黎人将近四年的是德国军装上那灰暗的气氛。面包师向着雪山放声大哭。在白雪遥远的晶莹起伏中，好像看见炉火上的面团。他看见耻辱是完全有形的。
　　其实，相比巴黎被占领的四年，世界任何一座城市都同样疼痛，甚至惨烈。它被人群轰挤着、拥塞着。人的生存和艰难，使城市沉坠、下陷。它用大厦和灯光，咬紧着人。它是人手上的水泥猎物。人的手，世代进化。该抓住的，绝不会松脱。这种绝望的休戚与共，只有像宠贝古城，一瞬间被火山熔岩吞没。
　　在世间各种如日中天的持续耐力中，人是真正的优胜者。意欲抓住的，到死也不放手。
　　谁能进入每一个人的细部。看见那欲望之火的燃烧。就仿佛在深圳盛夏的中午，什么眼力能看见煤气灶里喷出的蓝火苗。
　　一棵弱小的黄槐，它那有限的荫凉下面，挤了几十个等巴士的人。他们都向着车开来的方向侧望。但是，他们之间却互相视而不见，讳莫至深。暗藏着他们心中各种形态的火苗。
　　城市，不是停车场和摩天楼房。它为那一夜出现的繁荣，替一切人隐瞒着真象。
　　庄子说，人所能用到的只是立足之地。那地界只是一双鞋的大小。而同时，他又说，山地必须空虚。才能放得下心神的不适。所以古人已经懂得了疏密的哲学，因而不断地携囊远足。虽然他们的年代，走到城郊就相当于走到呼伦贝尔度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的脚并没有明显地加大，而脚下的土地已日益地不安稳、不平坦。随时可能颠簸倾覆。
　　我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要向宽广深远的地方走。生活太充盈了。我们需要空虚。
　　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同学痛切地告诉我：深圳和纽约一样，给人以万箭穿心的感觉。他要回北京去买一片荒坡。他说他需要一块空旷的地方，舔这些年的伤口。＂东方紧张症＂和过于嘈杂的环境，使我们黄色的伤口，愈合得极其缓慢。这个朋友已经去了北京。听说他现在已经有两间瓦房和五条狗。在临走之前。几个朋友一起看过霍夫曼的电影《午夜牛郎》。这是好莱坞有限的几部悲剧之一。那个同学说，男妓和咳嗽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不能闪避的人。
　　我想象着北方茅草的荒坡。
　　我还是要问这个世界，你为什么声色不动，又秀丽辽阔？难道你明白我们不只需要立足，我们还需要躲避。我幻想着再看见那匹饮尽清澈溪水的马，带着被万物期待和注视的高傲。
　　在几年前，我写过一首诗。我说歌颂山河的人都死了，人只要歌颂我们自己。其实，用＂歌颂＂多么不当。这个词已经死灭。
　　世界无声无言，一边悲天一边悯人。从庄子直到今天。它顽强地保持着山形和地貌、像肥草和露水期待一匹孤独的马。我想再次出门。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去看看它的慈悲究竟有多么广大。如果它愿意收留那些不被城市收留的人。那些内心永远被火烧灼的人。我可能会在那个隘口停下来。
　　世界难道会只为个别避难者而秀丽辽阔？我怀疑这答案。
　　世界，它坚持缄默。
　　本文选自《放逐深圳》，王小妮／著，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