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凤凰大视野是如何报道建国初期广西剿匪的（三）

　　凤凰卫视2012年8月3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戈辉：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正式向南韩发起进攻，并大举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就此爆发，两天后，最让毛泽东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是欣喜若狂，美国无异于救了国民党的命，一扫他内心半年来的郁结，他急切地盼望朝鲜战争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借美国的力量实现反攻大陆的大计，朝鲜战争爆发当天下午，他就复电李承晚和麦克阿瑟，决定派出精锐的52军约33000人，经空中或者海运赴朝鲜战争投入战斗，朝战消息传到广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当地的反动势力倍感沸腾 （水开了才叫沸腾） ，扬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起，＂蒋介石反攻大陆＂在即，于是，广西各地暴乱又起，甚至比恭城、玉林暴乱的时候还要严重。
　　解说： 1950年八九月间，广西全省102个县当中，就有97个县匪势蔓延，500多人被杀，2800多万斤公粮，26万多头牲畜被抢，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地痞恶霸势力到处扩大组织，建立政权，反共组织由分散领导走向统一正轨，7月，台湾当局派中将高参陈家礼潜入十万大山，与韦雨庄策划召开桃源会议，韦秀英以＂反共救国军盟主＂的身份参加，会议决定，邕宁和钦县两地的各路＂反共救国军＂统一由＂两广边区民众反共救国会＂指挥，一个月后，这个组织再次开会，讨论扩大＂游击区＂和扩充反共骨干计划。
　　反共之势日益水涨船高，而解放军选择的应对方案却是＂以退为进＂。1950年进入7月，广西天气已酷热难耐，不再适宜进行大规模剿匪，广西军区部队进入夏休，只在局部爆发暴乱的县乡实施重点出兵进剿，7月13日至8月3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的指导下，南宁、中共广西省委召开了，广西地委书记整风会议，亦称第二次高级干部会议，8月10日至9月1日，广西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
　　解说： 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莫文骅，在3月第一次高干会议上做的《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的报告中提出，＂宽大与镇压＂的政策在执行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偏向，即＂宽大无边＂和＂乱打乱捕乱杀＂。时隔四个月，莫文骅在做《八个月剿匪与发动群众总结报告》时，这两种偏向依然存在。
　　解说： 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莫文骅，在3月第一次高干会议上做的《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的报告中提出，＂宽大与镇压＂的政策在执行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偏向，即＂宽大无边＂和＂乱打乱捕乱杀＂。时隔四个月，莫文骅在做《八个月剿匪与发动群众总结报告》时，这两种偏向依然存在。
　　张付华： 有些土匪放出去以后，就把举报他的那些群众杀害了，杀害了还讲你跟着共产党走，我被抓到共产党宽大我，我现在抓到你我不宽大你，把农会主席都杀掉，最后群众就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毛主席讲宽大，他就不敢靠近共产党了，我举报了，结果你把他宽大了，他回过来报复，把我全家都杀了，这有很多教训。
　　谭开光： 我们当时剿匪的时候，按照中南局政策来说，广西比较特殊，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省像广西一样的李白控制组织二十几年解放的，没有，再一个广西过去历史上的土匪比较多，匪民不分，所以就提出广西剿匪要稳妥一点，这个，这个稳妥一点，是我们领导在剿匪方面的要求，偏宽了一些，说你抓来了以后，看看本来就是群众，抓来以后就放了，本来是匪你有的当成群众也放了。
　　解说： 基于广西的特殊情况，广西省人民政府和广西军区于7月1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乱捕乱打乱杀者必须依法惩办的命令，＂今后凡有任意侵犯人民自由权利者决以依法惩处＂，对于＂宽大无边＂的现象，广西省委军区则颁布了《关于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规定》，指出要严厉镇压的六类匪首恶霸，通过整风，统一了剿匪认识和决心的广西省委军区，于9月18日发布《冬季剿匪指示》，10月，冬季重点进剿在开展土改的17个县开始，1月后即取得剿匪1.8万人的战绩，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开始向主要山区，他们的反共游击根据地集中，广西军区受到中南军区的通报表扬。
　　毛泽东为何亲自过问广西剿匪？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撤往台湾，但仍留有一小部分 （几十万） 残兵占据深山密林，在大陆负隅顽抗。他们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潜伏下来的众多特务相勾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新中国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做出了在一定时间内消灭土匪特务的决定，这就是建国之初著名的＂镇反＂运动。
　　1950年3月中央下发《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其中说到：对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地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同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要求全国广泛开展肃清土匪特务的斗争。
　　四，疏于管理。对在押土匪特务的管理较松，并未采取非常措施，以至于群众说这种关押像是住旅馆；
　　一，镇压力度不够。到50年8月，在捕获的二万五千零四十一名特务中，处死的只有六百三十九名。所破获的一百三十五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的仅十余起。南京自解放以来只处死过四人，青岛只有两个，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未有一人；二，量刑较轻。由于过分追求宽大处理，往往重罪轻判，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的恶性循环；三，处理不及时。如石家庄对＂十九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延了三年才判死刑。而且从批准到判决手续繁多，也使案子拖的时间太长。在押人犯更是大批积压，以致接连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四，疏于管理。对在押土匪特务的管理较松，并未采取非常措施，以至于群众说这种关押像是住旅馆；五，漏网较多。由于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漏网的土匪特务很多，因此匪患此起彼伏，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土改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执行者怕在＂镇反＂中出现过左倾向，不利于土改政策的执行；再就是怕打击面过大，不利于统战；三是因为当时的司法束缚。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司法体系，因而量刑尺度上多有束缚。
　　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毛泽东当时之所以做出果断决定， 路卫兵 认为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国际形势的需要。当时适值中国出兵朝鲜，为了防止后方也就是国内出现不利形势，必须彻底肃清匪特。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国民党匪特趁机起事，对我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散布各种谣言，甚至还在一些地方进行＂反攻倒算＂，形势极其严峻；
　　二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在国际形势影响下，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的影响和作用，也自然而然地突显了出来。他们人数众多，在许多地方还笼络了基层党政人员。他们在匪特怂恿利用下，开始走向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动；
　　三，为了发动凝聚群众。这种大规模的＂镇反＂行动，不仅是对匪特的淸肃，而且是对广大基层民众的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教育过程，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土改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匪特的一个＂千载一时之机＂。
　　但尽管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剿匪镇反工作都很顺利，唯有广西一地一直没什么进展。这是为什么呢？
　　在路卫兵看来，存在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因素。广西地处边陲，偏安一隅，相对闭塞。境内多山高林密之地，便于隐匿。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散落的土匪就有9万人之多，枪支20余万支，以至于＂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这些土匪又与特务勾结，辗转丛山密林，危害百姓，给剿匪工作带来不利；
　　二，广西土匪根深蒂固。广西素以多匪著称，其一直是军阀割据之地，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老窝，流匪众多，土匪多是军阀旧部，根基雄厚，很难攻破。而且气焰极其嚣张，广西许多地区党的干部外出，都需要武装护送，可见匪患之猖獗；
　　三，蒋介石一直将广西作为反攻大陆的筹码之一。不但给予经济和武器的支持，在广西潜伏的特务也多，组织也比较严密，消息灵通，匪特动向很难把握；
　　四，剿匪方法不当。剿匪兵力分散，战线拉得太长，往往是哪里出现暴乱就往哪里调，缺乏协调，被动应战，以至于土匪＂越剿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50年11月16日转发的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上，对广西剿匪工作提出了批评：＂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简报，总结成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随后，中央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指导剿匪工作。毛泽东电告陶铸：＂在广西应久留一些时间，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再回＂。
　　陶铸到广西后，很快确定剿匪方案，剿匪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主要总结了两点经验，一是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集中财力，集中兵力；二是在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政策上更加明确坚定。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并回电：＂十二月卅一日关于广西剿匪工作顺利的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并提出了具体的剿匪意见。
　　群众发动起来，成为强大力量的源泉。
　　1950年11月，广西解放一年了，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利用广西复杂的地理环境，四处流窜，冒出了很多＂番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自封＂司令＂什么的。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当时在广西主持工作的是张云逸（后授衔大将），年事已高，毛泽东主席便指派时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前去接替，领导那里的剿匪斗争。
　　亲自动手
　　我们在广西剿匪开始执行的是片面宽大的政策，群众举报抓到的匪徒，经过一番教育往往就释放了，有的匪徒抓放七次之多。由于这些顽固分子对群众实行报复，群众心中就产生了种种顾虑，造成了广西匪情的复杂和反复。
　　陶铸首先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需要制定一系列政治标语。他非常重视标语的内容。他说，＂标语是为实现特定时期历史任务的行动准则，是党和政府政策的简明宣示，标语的内容就是一种责任承诺，一种性质区别，一种奖惩规定。必须以最简明的语言，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最确切的涵义。＂
　　省委、军区，都设有宣传部，可以请他们先行拟制，自己做最后的审定。但需要一个过程，过程就是时间。发动群众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更重要的还是政策的内容。陶铸直接接受了中央的政策指示，是第一手资讯，与其辗转去办，不如亲自动手。凡重要文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请人代劳，已成了一种习惯。为此，他把自己关在小小睡房里---那也是他处理日常工作的地方，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拟出了一系列标语口号，作为领导层讨论的基础，确定后便大量地印发出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深深的思考，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我已经不能记起那些具体内容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标语口号集中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制定这些标语、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动，实践我们的政策，既有目的要求，又要切中实际。它承载着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成为强大力量的源泉。
　　广西的剿匪形势开始好转了。
　　实际。它承载着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成为强大力量的源泉。
　　广西的剿匪形势开始好转了。
　　广西的剿匪形势开始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