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我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

　　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
　　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乡下的塾师有这权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
　　习俗相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致于到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
　　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扬扬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
　　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是使用着精心结构的笔名。当然这不过是人情之常，谁不愿意出众一点？
　　即使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每一个数目字还是脱不了它独特的韵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谨愿的田二姑娘。
　　符号运动虽不能彻底推行，不失为一种合理化的反响，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实在是过于复杂。一下地就有乳名。从前人的乳名颇为考究，并不像现在一般用＂囡囡＂、＂宝宝＂来搪塞。
　　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点秘密性质，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轻易告诉人。
　　在香奁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小名，是被认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娇嗔。
　　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唤。他另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至于别号，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
　　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了个匾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
　　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
　　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
　　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的角度端详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的膨胀。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素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螮蝀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蔺烟婵，又名女姽。＂
　　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一个人，做他自己份内的事，得到他份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
　　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
　　我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
　　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名张瑛，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其祖父为张佩纶，外曾祖父为李鸿章。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改入香港大学。1943年，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同年发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等。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记》和散文集《流言》。1955年留美定居。1995年9月8日于洛杉矶家中去世，终年75岁。
　　周末在家，闲来无事，翻阅张爱玲，身心既能放松，又能汲取＂人与情＂的能量。
　　或在雨天，聆听＂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做一个无伤大雅的＂香港梦＂；
　　或在咖啡馆等人的间隙，看一个世纪前的上海如过眼云烟。
　　化身张迷，品读月亮构筑起的永恒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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