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云说话，观雾思宝，清三代还你一个百年流水

　　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溃，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宫廷瓷器四处流散，古董从皇家及传统士大夫手中，转向民国的新军阀、新官僚手中，转向江南各地的买办、新贵手中，转向东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
　　从宫里流出的大量宫廷瓷器、书画及其他艺术品，一下子提升了我们民族整体的艺术审美，过去这些深藏不露的珍宝，源源不断地流落民间，满足了国内新贵收藏的野心和东西方国家权贵们的占用欲望。
　　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古物来度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遗老遗少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那时，外国人尤其喜爱中国瓷器，而且肯出大价钱。
　　从民国盐业银行曾经拍卖一大批宫里抵押的珍贵官窑瓷器，便可看出民国时期宫廷瓷器流散之严重。
　　1914年张镇芳办盐业银行时，岳乾斋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他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和照顾。他们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乾斋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因此极有人缘儿。
　　加上张镇芳原是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成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文物保护者和收藏者)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们的信任感。
　　岳乾斋，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
　　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借了这样的巨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押品，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
　　这才将押品作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最著名的是一套16只金编钟，合计毛重12000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
　　盐业银行因此大获其利，以至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成为银行的账外之财。
　　日本军队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编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银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还有许多事例证明，民国时期持续不断的战争，是国宝流向民间和海外的主要原因，因此，时至今日，民间不断地、大量地出现明清时期的官窑真品，也就见奇不奇了，见怪不怪了，一些所谓专家们还在坚持民间不可能有官窑真品时，这样的＂专家＂何必相信他们的鬼话！
　　明清两朝的皇家收藏，极大丰富中华文化艺术品，晚清的屈辱也使民间对国家珍宝一见真容。宫廷这些艺术珍品的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社会，迎合了人们的艺术品位。
　　有权利的军阀、官僚和有资本实力的买办们，可以肆意收藏这些流失到民间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