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无问东西1艰苦的延安岁月篇

　　抗战是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磨难，全体中国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用生命和汗水谱写了一部不屈不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长歌。
　　当时的中国，不仅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民凋敝，连延安也物质贫乏，艰难到了极点。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穿，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境地。
　　我们来看看延安困难到了什么程度！
　　一、延安仅仅有饭吃，没有薪水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抗战时期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
　　二、抗大学员吃带糠的米，有的连碗也没有，门没有锁
　　抗大初创时没有图书馆，保安城里的党中央机关有个小图书馆，规定抗大学员可以去借书，但每次只准借一本。有些书是很珍贵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只有毛主席有一本。他们便向毛主席借来，刻印成册，每组一本，大家争先恐后地学习，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他们虽然吃的是带糠的小米饭，甚至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但学习热情却很高。3个晚上才能用一根蜡烛，他们就在熄灯后躺在床上讨论、研究。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他们，多次派人来传口信，要他们注意劳逸结合，不能拼命学，否则会把身体拖垮，并规定一定要过星期日，甚至具体规定，星期日要把门锁起来，人员都到外面去休息。可是他们却笑着对来催他们休息的领导说：＂我们无法执行这个指示啊，因为我们的窑洞根本就没有门，没有门，怎么锁呀！＂
　　三、毛教员请人吃饭，一人一碗大米饭
　　莫文骅将军回忆毛主席＂请客＂的往事也颇有意思。
　　l938年的一天晚上，他和几个人在毛主席住处与毛主席一起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习结束后，已经很晚了，毛主席诙谐地说：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毛，请你们吃夜餐。大家高兴极了，心想，毛主席要＂拔一毛＂，准能解解馋了。谁知，毛主席只是请每人吃了一碗大米饭。这在当时虽属不易，但一碗大米饭在毛主席看来已经算是心疼地＂拔一毛＂了，可见毛主席的生活是多么艰辛!
　　左为莫文骅
　　四、毛岸英回来也不能搞特殊
　　顾昌华回忆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在延安的时光：＂抗战胜利后，听说主席的儿子要回来，我们就想主席的儿子回来还不得好好照顾一下？怎么也该和主席一块吃个饭吧！那天，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主席白天工作忙，到晚上才见到儿子。一见面，就让儿子汇报学习情况，谈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父子俩谈完话之后，主席就让岸英到中央局食堂和战士们一起吃饭去了。中央局食堂是很艰苦的一个食堂，常吃野菜，还是定量的。岸英个子高，饭量也大，第一顿饭就没有吃饱。后来熟悉了，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把余下的饭让给他吃。＂
　　五、毛教员招待农民有酒有肉
　　1943年大年初一的下午，枣园又热闹起来了。主席和其他首长在小礼堂门前忙着接待客人。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人民丰衣足食，心情特别愉快。这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了，他们有的捧着油馍油炸糕，有的提着米酒。枣园的乡亲们还特意蒸了个白面大寿桃，缝制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他们要将这些礼物献给毛主席。小礼堂里并排放着两行桌子，上面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床单布，颜色十分鲜艳。花生、糖果、香烟、红枣、苹果摆了一桌一桌的。毛主席和几个老年人一起坐在中间那张桌子旁，主席笑着望望这边，望望那边，问大家年过得都好吧？大家说，主席好！枣园区的区长把大家一一给主席做了介绍……主席对大家说：我们是老邻居，今天请大家到一起吃顿饭，希望不要客气，多吃多喝……主席正说着，饭菜已经端来了。主席不断到各桌去劝酒，要大家多吃些。农民们也不断举杯向主席敬酒。整个小礼堂里，洋溢着一片欢笑。
　　六、李讷也得上大食堂吃饭
　　那时，我带李讷吃大食堂，只有星期天偶尔让李讷随父母吃顿小灶。
　　生活异常艰苦，贺老总曾看到毛泽东的饮食。内心十分不安。回到河东后，遇上机会便托人给毛泽东送点腊肉和几条鱼来。毛泽东总是分送周恩来、任弼时及伤病员共同吃。
　　那天晚饭有条鱼，江青叫我一道吃，我不肯吃，她不答应。她给李讷夹块鱼，再把筷子倒过来，夹一块给我吃。李讷特别懂事。她难得吃鱼，眼睁睁盯着鱼，吃一口便等着下一口。可是见我不吃，便搂着我一定叫我吃。她说：＂阿姨不吃我也不吃。＂多好的孩子啊！我张开了嘴，于是，一大块鱼送到我嘴里。我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喉咙壅塞了，我把李讷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条鱼，就这样被我和李讷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那时一条鱼比现在一桌席要金贵得多。
　　七、李讷怕吃黑豆牙变黑
　　那天，毛泽东同一名警卫开玩笑：＂朱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样黑呀？是不是吃黑豆吃的？＂说着，毛泽东先笑了，大家随即都跟着大笑。李讷没笑，也失去了活泼，悄悄用嘴唇吮牙，孩子有了心思。终于，她悄悄问毛泽东：＂爸爸，我的牙齿很黑吗？＂毛泽东没能马上明白孩子的心思，兴致勃勃地逗着说：＂张嘴，张嘴叫爸爸看。＂李讷皱紧双眉：＂我也是天天吃黑豆……＂她望望周围，朝父亲张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两排洁白牙齿。毛泽东抱住女儿，拍打后背说：＂我的娃儿，黑豆怎么能把牙齿吃黑呢？爸爸是跟叔叔开玩笑呢。黑豆是好东西，营养价值高，越吃牙齿长得越白越结实。＂
　　八、邓小平和卓琳订婚之时，在延安饭店请了一顿三不沾
　　卓琳与邓小平定情之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叫做＂三不沾＂！这＂三不沾＂纯属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粘牙，俗称＂三不沾＂！
　　九、抗战前期延安的物价和伙食标准
　　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0.2元，鸡蛋每个0.01元。150元可以分别购买1153斤小米、750斤猪肉、15000个鸡蛋。
　　延安在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是多少呢？据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舒湮写的《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
　　马列学院供给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在供给制下，党政机关的吃饭比民众质量高了不少，如延安女子大学一日三餐是黄米饭，有干白菜，菜内有肉，每周可吃一顿白面馍（武听琴：《忆延安女子大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
　　自然科学院吃大灶的供给标准是每天口粮1斤小米，＂每周吃一两餐白面馒头或包子，也有吃肉的时候，伙房喂了猪、羊，可以额外增加一些肉食。有时每日也吃两餐干饭＂。（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473页）
　　十、困难时期及大生产运动后延安的吃饭问题
　　1941年和 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干部、战士、学生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最困难时，359旅也学习当地老百姓的饮食方法，＂由吃小米饭改为吃‘豆杂杂’、‘ 饸饸’与‘和合’饭＂。依农时和劳动量大小调整就餐次数，农忙时3餐，农闲时2餐。（陈俊岐：《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 163页）。
　　这是延安最困难时期机关部队的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与乡村农家生活相比，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要稍好一些，除小米外，还可以吃上白面、肉、鸡蛋、菜蔬等。
　　大生产运动后，机关、部队、学校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如1943年1月至9 月，中直、军直机关吃大肉12.8万斤，牛肉0.6万斤，羊肉1.5万斤，（《中直军直展览会结束》，《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合计 17.9万斤。
　　359旅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为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499页）。
　　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党政军学等人员吃饭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按照供给标准，小米，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3斤，部队每人每天1.8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供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供肉2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
　　二是依照本机关的生产情形，生产努力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品之外，还有多余，可以用在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或者每人多吃几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
　　三是看个人生产的情形，个人生产好的吃得比较好，差的吃得较差一些（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第76页）。
　　因此，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工作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比规定的供给标准要高一些。此外，还有些不正当现象，边区的个别机关、部队、学校不顾边区政府禁令，偷宰老百姓的耕牛。（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40页）。
　　据有关资料披露，边区政府机关按照行政级别和资历的不同，在吃饭方面分小灶、中灶和大灶三个标准。其中对小灶、中灶、大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有具体规定，招待不同级别的客人吃饭的标准也有差别。
　　1943年随着边区经济的好转，提高了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规定＂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猪肉。3、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猪肉。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2），甲3，内部馆存本，1994年印行，第1页）。
　　十一、知识分子在延安受到的优待
　　八路军总部开始实施《各级津贴之规定》，这个规定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政委和正副旅长、政委，每月5元；属第六等的有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号兵、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卫生员，每月1元。这是前方作战部队的标准。
　　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兵员待遇相差很多。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薪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薪5元、连长发3元。
　　在陕甘宁边区的后方机关，1939年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共划分为五级，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干部；五级1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这样的标准，使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向国统区的老朋友写信借钱，以救济四川家乡的老母。
　　音乐家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很快他习惯了，在1940年3月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鲁艺＂的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这很让人惊讶，＂鲁艺＂助教的津贴比中央领导人还高1元。
　　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第121页）。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页）。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
　　十二、名人在延安过的幸福生活
　　最近读到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口述者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一直在领导或中央机关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边上一家起名胜利食堂的饭馆学厨，有时也跑堂。
　　萧三夫妇
　　他说：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他们来吃饭，都引进里屋的＂雅间＂。
　　萧军夫妇和女儿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
　　马海德夫妇
　　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看来那时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
　　抗战时期的江青
　　不久，组织上又派李耀宇到离延安较远的一家纺织厂门前开一个小饭馆，当时的菜价是：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有天晚上，一个知识分子带女友来吃饭，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要了两碗汤面。临走结账，花了25元。
　　十三、抗战时期延安人民的生活
　　抗战时期的边区，农村经济十分贫困，农村的饭食十分简单，基本特点是过节时稍微吃好一点，农忙时吃稠点，农闲时吃稀点。
　　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
　　神府县中农家庭只有在正月初一至十五、廿三，二月二等节日吃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有羊肉或猪肉；农忙季节每日3餐，吃稠些；农闲季节每日2餐，吃稀饭。＂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而＂贫农吃得比中农差些，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2页）
　　从吃的食物来看，边区普通农民的食物以杂粮粗食为主，即使过节和农忙时食物比平时好不了多少，而且很少有细粮和肉食。这说明抗战时期边区普通农民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许多农民连一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张闻天调查时，正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1941年公粮实征占收获量的13.85%，比 1940年高出2.2倍；1942年虽降低为11.14%，但仍比1940年以前高出许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152页）
　　因此，边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富民政策，部分农民变成了新富农，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如延安的＂曹守富种庄稼五十垧（1垧约为3亩，下同——笔者注），张作新种庄稼三十垧，两家都兼贩卖牲口，他们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延市通讯：《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解放日报》1943年6月 18日）。但在边区乡村能过上这样生活的农家毕竟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