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画花儿，画鸟儿

　　画花儿，画鸟儿
　　我和彩坐在树荫下。
　　彩握根木棍儿，在地上画画，画花儿，画鸟儿，画过了划掉。彩弯腰弓背的样子，像个大号的拳头。我也像大号的拳头，是戴了拳击手套的大号拳头。彩长得小，这不怪彩，彩出生时没奶吃，彩的母亲觉得，香喷喷的玉米粥一样吃得饱，直到彩长到一岁，别人家的孩子满地跑了，彩依旧软软地躺在摇篮里。这时候，彩的母亲才开始着急。彩小时候长得小，长大了还是小，大家一个个疯长时，彩仍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让我们一个个瞅着着急，想着是不是可以停下来等等她。
　　彩偶尔和她的母亲抱怨，她的母亲就找我的母亲解闷，一再地讲，那时候再困难也该给孩子买包奶粉喝喝，是不是。我倒是觉得长得矮小没什么关系。人矮了聪明，姥姥是这样说的。姥姥这样说的时候常用手压我的头，她的儿孙们个个人高马大，却瞅着笨手笨脚的，相反，那些长得小巧的，心眼儿却个顶个地多。
　　彩的小学是在镇子里的中心小学念的，而我上的是街办小学，校舍是原来的清真寺，家跟前，两分钟跑个来回。彩本应该和我上同一所学校的，彩有个姨妈在镇子里的中心小学当老师，就去那儿了。我也想去，中心小学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家远。一样上学，彩每天早出晚归，能带回一些新鲜事儿，我的学上得跟闹着玩似的，就觉得自己是一只井里的蛤蟆，天天守的就是那一小片儿天。我日日纠结于自己的成绩不好和读的学校有关，便常常央求母亲转学。母亲不同意的理由是去了那边就不能免学费了。
　　有时间我愿意和彩在一起玩。我们寻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地点有时候是我家的房山头，有时候是彩家的菜园子。经常，彩说得多，我听得多。我说得不多，是因为我没有彩有那么多好说的。彩说得最多的还是学校里的事。彩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天天收同学的作业跑老师的办公室。她说她根本不想当学习委员，作业本实在太沉了，抱不动。我能想象得出，小小的彩，抱着半人高的作业本爬楼梯的情景。但是，不管彩怎么说，我都不相信那是彩的真心话。在我看来，能每天出入老师的办公室是多么光荣的事。我直到小学毕业，也没有去过一次老师的办公室，能给老师跑腿学舌的永远是像彩那样成绩优秀的学生。
　　我也反省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不能像彩那样将老师教的知识全部装进脑袋。彩写作业，我也写。我的乘法口诀背得和彩一样流利，不过是在汉字听写时，错几个，或者再多一些，十几个。我觉得，错就错了，下次不错就行了。彩不错，每次打满分，是连标点符号都写不错的学生。我呢，错了一次还会错，可能，是我的小人书看多了，这是不是要归咎于我那个对小人书着迷的哥哥呢。每次，只要哥哥不在，哥哥装小人书的小木箱子无论藏得多隐密，都会被我翻到。彩没有哥哥，彩专注于学习的时间，我则沉浸在小人书中战天斗地的革命故事里。每当我将看来的故事讲给彩听，看着彩一副安心而又津津有味的样子，心里却止不住地忐忑，希望自己不只会讲故事，学习上也是响当当的。
　　由清真寺改造成的小学校，条件简陋，破桌子破椅子，黑板是用水泥在墙上抹出来的。学校给老师只提供粉笔不提供黑板擦，老师便动员学生动手做。学生们积极响应，逢一天，讲台上黑板擦堆得像座小山，圆的、扁的、不圆不扁的，三扁四不圆的，大大小小、奇形怪状，只要能用，老师不挑捡。自制的黑板擦是用布缝制的，布不是结实的布，黑板是响当当的硬，三下五下，一个黑板擦就报废了。我是同学当中给老师提供黑板擦最多的一个。我觉得，老师喜欢成绩好的学生，也喜欢做好事的学生。学习不好，想得到老师的表扬，只能在这上面努力。
　　当然，做好事不容易，像缝黑板擦，我是瞒着母亲躲在家里的小黑屋里偷偷进行的。做黑板擦，主要的材料，除了布还有棉花。棉花稀缺的年代，母亲曾给一个冬天还穿着单衣的、邻家的孩子用一下午的时间赶出一条厚实保暖的棉裤。而我，是将好端端的棉花做了黑板擦的填充物，难以理直气壮的。
　　彩不需要做这些，一样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的奖状贴了彩家的半面墙，我就是将家里所有的棉花全部变成黑板擦，也不抵彩的那一墙纸。小小的彩，像一个闪闪发光的小宇宙，即使她的身高不用我仰视，只要和彩在一起，我都觉得我的脖子永远都是酸的。
　　初中时，彩升入镇上的第一中学，我升入二中。一中挨着蚂蚁河，依山傍水。二中是原先的寺庙改的，在镇南的半山腰上，是不是因为庙的关系，想起二中，心里的感觉都是阴森森的，和我在由清真寺改成的学校里渡过的小学生活一样，彩注定要在我的眼皮下一次又一次过着和我不一样的、令我无限向往的校园时光。
　　高中时，我终于和彩进了同一所学校。第一次进入新学校，我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因为有彩在，凡是彩在的地方我都觉得好，觉得荣耀。一中在镇东，我们的家在镇西，每天步行往返七八公里。彩初中三年，高中一年，加起来已经比我多走了四年，彩不嫌远我更不嫌了。而且，可以和彩结伴是多么快乐的事。每天放学，我早了我等彩，彩早了彩等我，一旦我们走在路上，就像笼子里放出来的鸟儿。上高中之后的彩不似小时候开朗了，倒是我多少放开了自己，学习成绩不再在彩跟前遮遮掩掩，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彩每天教我永远都学不好的英文，我依旧给彩讲故事。
　　我的故事早已从小人书里脱胎换骨，大量阅读史书传奇的结果，是我心里涌入了太多的英雄，他们在我的脑海里上天入地、左奔右突，我需要有个对象消化，彩成了最好的倾听伙伴。而且，不只如此，电视机走入家庭之后，我可以将一部十几集的电视剧一句不落、一字不错地以语言的方式连续播放给彩。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也会观察彩，希望彩不是出于礼貌才不得不当我的听众。
　　还好，彩听得专注，听到激动人心的地方会和我一起叫好。偶尔，只是偶尔，彩会以商量的口气给我建议，和小时候比，我已经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角色，变成了学生堆里最会讲故事的人，明知道不对，我就是停不下来。彩似乎也没有让我停下来的想法，我们都没有学会如何批评对方。
　　彩也讲故事，只是不像我，云里雾里、天马行空的。彩讲小时候，尽管我们一个院子里长大，还是有我不知道的事。彩常常提起我哥。我哥比彩大半岁，彩会走路了，哥就领着彩玩儿。那时彩家借住在我家，两家住南北炕，我还没有出生时，两个孩子像一个家庭的一双儿女，合合美美，其乐融融。彩还吃过我母亲的奶，如果我母亲的奶足够多，说不定彩不用等到两岁才会走路。
　　彩说我哥哥好玩，过年了，有一种小蜡烛叫磕头了，邻家的叔叔逗哥哥，说蜡烛点着了，一磕头就了了。哥哥左磕一个，右磕一个，还是有。哥哥还捏着公鸡的嘴在墙上写字，让她望风，害得她和哥哥一起挨骂。相比，长大以后的哥哥却极少提彩，或许是身高的关系，哥哥的眼睛渐渐便从彩的头顶越过去了。是哥哥的眼光有问题，还是彩自觉地站到了哥哥的目光够不到的地方，或者，一个含蓄、羞涩的年代，男女有别，长着长着便自然地分开了。说实话，对哥和彩是否在一起的事，我还是有所期待的。
　　彩对很多小时候的事记忆犹新，而且，越大越提小时候的事儿。彩只有说起小时候，头才仰得高高的，背挺得直直的。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地发现，即使彩多用力挺，她的后背也是弯的。从小到大，大杂院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有一件事是不能当面说的，就是彩的身体，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彩的身体畸形是无法忽略的事实。彩时时刻刻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让我愿意相信是出于天性，如果不是，便是伪装。
　　彩走路的速度快，走的快慢有时候和腿的长短没有关系，和频率有关系。因为走的快，彩的两根大辫子甩起来特别有力量，像两根鞭子，一不留神便被抽到。彩的辫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疯长的我不清楚，仿佛我们用来长身高的力气彩都用来长辫子。因为彩的那两根引人注目的大辫子，让很多人忘了她的身高。
　　大杂院里的高爷爷说过，人生来的力气是一样的，就看往哪使了。高爷爷这样说，当然不是指彩的辫子，我提起高爷爷，也是觉得，无论是长身高还是长辫子，只要是身体里的力气都憋不住。而且，彩或高或矮，辫子或长或短都没有关系，萝卜是萝卜，白菜是白菜，大杂院了几十个孩子，彩就是彩。
　　入冬之后，常有雨夹雪的天气，下起来又湿又冷。那天也是，那天叫人讨厌的不只是天气。我看见彩的时候，彩正站在教室门口。离彩几步远的地方，还站着一个人，一个高高瘦瘦地戴着眼镜的男生。彩偷偷地看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则偷偷地看着另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生。我知道那个男生，学校里的几乎所有女生没人不知道那个男生，那个学习上一级好，蓝球足球一样玩的疯的家伙没办法不让女生不知道他。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彩也会是其中的一个。有句话说的对，不管什么样的女孩儿，心里都有一位王子。
　　我没有立即招呼彩，彩在我的脑海里一向清晰的形象在那一刻突然变得模糊。我远远地望着。教室里漾出来的桔黄色的光抚过彩的脸，也抚过那个戴眼镜的男生的脸，直到彩决定迈下教室门口的那几级台阶，将那个雕塑一般的男生撇在身后，我才在后面叫彩，跑过去，和彩肩并肩融入放学的人流中。我悄悄地看彩，观察她的反应。彩没事人儿一样，和我径直走着，反而是我，回头看了一眼了彩刚刚站过的地方。那个戴眼镜的男生不见了。
　　出了学校的大门，学生们朝着不同的方向散去，我和彩向西，阔步走向人影稀疏的铁路线。渐渐黑下来的天空，越来越浓郁的夜幕催促我们加快脚步。车站里远远近近打过来的光，红黄蓝交织，温和、神秘，雪花在光影中摇曳，周边的世界隐去，天地空旷，仿佛只有我和彩两个细细长长的影子在飘。
　　一路上，我一直期待彩说点什么。第一次，从小到大第一次，我发现了彩另外的一面，因为这个发现我甚至激动、紧张。我一直以为，彩是个没有秘密的人，至少对我。但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幕证明我错了，可能秘密一直有，从很小的时候，从那个蹲在地上画花画鸟的小丫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也是，可能也是从看着彩画花画鸟的时候开始的。即使我和彩在一起，形影不离，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也不代表我们能完全敞开心扉。我有不说的理由，或者说，有些人和事说了也和没说一样，比如我将某个名字写在树上，写在课桌底下，或者在纸上反反复复地写，不管怎么写这个名字代表的人都是和我无关的人，那么不如不说。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没想到彩也会，即使彩站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将天空望穿，那个戴眼镜的男生也不会和她有半点关系，何况，那个男生关注的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生。退一步讲，即使没有红衣服的女生，还会有黄衣服的，绿衣服的，花衣服的，而彩，或者我，我们需要克服的，从来不只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
　　彩终于开口了。彩说，这景色多美。我说，美啊，像梦一样。彩说，即使这样的路，我也想永远走下去。我裂了裂冻得快不听使唤的嘴，说，我也想。彩说，有什么样的法宝能让时间停下来呢。我说，是这样的天吗，还是免了吧，快要冻死了。彩笑，推我一把。彩极少这样，平日里都是我比较抒情。我们的声音很大，尤其是彩，像是在喊。我们被大片大片的雪花包围着，仿佛不大声，声音就会被吃掉；仿佛不大声，就不能表达我们的决心。我们还听到了回声，像是有谁在远方响应我们似的。听得出来，回声是从包裹在夜幕中的，一条快要冰封的河，以及河对面连绵不断的群山里传过来的，那么响亮，那么悠长。
　　雪片越来越大了，没有风，我和彩合撑着的伞挡不掉全部的雪，我们衣服已经湿透了，刚刚不知不觉慢下来的脚步开始变快，对家的渴望让我们突然振作起精神。而与此同时，在我们所走路基的正前方，一辆机车正全速驶来，强光伴着巨大的嘶鸣，丝毫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常年沿着铁路线走，我们知道，我们所走路基属于闲置车道，从来没见车辆行驶过。但是，那天是个意外。我和彩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迫近。当光束越来越强，我们的反应还算敏捷、迅速，几乎是从路基上飞出去，然后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个庞然大物近乎是贴着我们的身体开过来，驶过去，车速带起的风险些将我们一起卷走。
　　我们忘记了喊叫，惊魂未定，第一反应就是跑，跑出铁路线，跑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下来，捂着胸口，喘着粗气，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连哭带笑。我们断定，刚刚躲过了一场生死劫。彩和我一样，语无伦次，啊，啊，吓死了，听到人家骂了没，该骂，吓死了，太危险了，怎么就来火车了呢，怎么就有火车了呢。
　　那天我们回家以后谁也没有和家人提起放学路上发生的事，只有我们俩个时，我们无数次地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彩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假如。我从彩的口气中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对那一天那一时刻的惊恐，甚至还能从彩的眼眸中捕捉到一种只有节日才有的的欢乐气息。一时间，我无所适从。彩看起来一如平常，我们依旧一天又一天地积累着我们的时光，每天进出大杂院，上学，放学，以为可以无休无止的校园时光终于画了句号，彩先我一年高中毕业了。
　　在我努力习惯没有彩陪伴的那些日子里，彩一样也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煎熬中慢慢地打发着时光。我相信，一直相信，彩完全有力量过得了那座独木桥，即使千军万马都在桥上，只要彩来了，都会给她让路。一个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学一周了，所有高等院校的录取全部进入尾声，甚至有成绩低于彩的也开开心心地步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彩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彩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是考前的体检。彩一直羞于启齿、极力逃避的问题还在她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那年秋天，彩去了一个外地的亲戚家。彩和我说是去散心，彩的母亲说是找工作。无论是散心还是找工作对我来说都一样，彩乘坐的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不管多不情愿，彩的确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彩在写给我的信里说，她吃得好，住得好，还长个了，让我不要担心。我不担心，彩说什么我都信，天天盼着彩回来。某一天，彩真的回来了。彩当然没有长高，因为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反倒感觉更小了。
　　回来的彩，又进了学校，准备参加我那一学年的高考。我虽然有满腹的疑问，但是高兴，又可以和彩一起上学了。彩的母亲因为要再次负担彩复读的费用，时常唠叨。彩不争讲，不想听就躲到外面去。彩只要出去我一定跟着，我们拎本书去爬山，爬累了就赖在半山腰的草地上晒太阳。秋阳暖暖的，和煦的风吹来吹去，彩闭着眼睛，两条乌溜溜的辫子从颈后绕过来搭在她起起伏伏的胸上，碎格子小衫绷住她小小的腰身，娇小玲珑的彩像一棵熟透的樱桃掉进了繁茂的绿草间。
　　我们不怎么说话，或者是彩不怎么说话。不说，我们就静静地呆着。尽管，彩不在的那段时间我又积攒了好多的故事，关于书里的、还有我的，但是，我发现，彩已经不是可以专心地听我讲故事的状态了。
　　彩变了，变得让人不安。从彩的只言片语间我了解到，彩原本不想复读的，亲戚答应给她找工作，结果，还是身体的原因，没有工厂要她。彩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看我，她知道我在听。我也只是听，并不搭话。其实，不搭话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什么。彩是第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身体，彩似乎也不在意我说与不说。
　　彩有时候说着说着突然跳起来，山坡上的野花是不是美到足以让一个好好躺着的人突然跳起来，需要另当别论。我配合地坐起来，听着她大声地感叹，看着她手舞足蹈，然后，再做出一副被感染了的样子和她同呼吸共命运。我心事重重地体会彩，体会一个从小到大看似和我亲密无间的伙伴正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了舞台。彩有什么错，不是故意的，不是存心抱残守缺，命运是天生的，而天有时候争不得。
　　彩重新回到学校之后，学习比以前更努力更刻苦了。受彩的影响，我也稍稍收敛，充分认识到，做为学生，会讲多少故事都不如认真地做好一道数学题，记住一个方程式。只是，我的努力为时已晚，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的内心一样充满着无望和迷茫。
　　那一年，彩仍然与大学失之交臂，我同样名落孙山，我们平静地与寄托了无数梦想与希望的校园告别。我也和彩分手，彩去了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学做了一名乡村教师，我则离乡背井，去了几千里外的父母的故乡——鲁西北平原上的一个小镇继续读书。我们的离开，更像一场名正言顺地离家出走，尤其是我，仿佛走得越远，离心中的梦想越近。至于彩，从我们离开大杂院开始，便中断了联系，故意的，与其走到哪儿，都免不了受伤，不如学会不说自己。
　　多年之后，我看见彩了，知性，阳光，笑靥如花。我们相对，抢着说话，炒豆似的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过去的陌生的光阴炒熟了，我们被重逢的喜悦熏染得找不到方向，我们最大的感慨是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到热热闹闹的大杂院儿，坐不到月亮底下，看不到一大帮孩子在玩。但是，我仍能清晰地向彩描述出那时的情景，彩蹲在树荫下画花儿，画鸟儿，我则看着彩画花儿画鸟儿。
　　我们说起梦想，梦想好像在那个秋天我们躺在草地上望天的时候，像天空的云朵一样，被风吹走了。彩指着远处，我看见一个刚刚摔倒的孩子正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彩说，这些年如果还有梦想的话，就是可以像那个孩子那样，摔倒了可以坐在地上无所顾忌地哇哇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