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苾雯我家分餐制的前世今生

　　黑色的幽灵紧紧扼住了咽喉。
　　最初，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幽灵是谁，来自哪里，它用什么办法使一批又一批人悲惨地倒下？终于，专家们给出了答案和说法，这个幽灵叫＂新冠状病毒＂，有可能来自某动物，传播的媒介是患者的＂飞沫＂，家庭聚集是疫情传播的温床。
　　什么是＂飞沫＂？＂飞沫＂就是唾沫星子，一个成年人每天要分泌大约1-1.5升唾液，说话的时候会飞出唾沫星子，吃饭的时候筷子、汤勺上会沾着唾沫星子，这些唾沫星子如果帯有病毒就会变成隐形的杀手，伤害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还有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在这次爆发的新冠肺炎大流行中，不少家庭一人感染则全家感染，甚至酿成空门绝户的惨剧。有的人仅因为参加了一次同学好友的聚会或聚餐便成了感染者，然后又殃及了家人。
　　痛中思痛，最近不断有人呼吁在全国推行分餐制，甚至希望国家立法以保证分餐制的实行。对于习惯了合餐的中国人来说，实行分餐制无异于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其难度应该不亚于辛亥革命后的女人放小脚，男人剪辫子。
　　为什么说它难呢？因为我有切身体会。我们家就是分餐制，而且分餐制的路走了36年之久。如今回望，曾经为是分还是合，犹豫过，纠结过，争执过，甚至哭过闹过，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走到今天。
　　实行分餐制难，难在几千年形成的习惯。这个习惯里有亲情有友情，当你在每一盘菜上摆上一副公筷时，那双公筷常常会成为刺伤亲情、友情的刀剑，让亲友的心流血，也让自己的心流血。说它难是因为实行分餐制得六亲不认，得忍受各种眼神，抵挡各种冷嘲热讽，得将＂矫情＂进行到底。
　　我家的分餐制，始于1984年。
　　那时女儿年幼，常常被感冒、肺炎纠缠，隔三岔五就得去医院，几乎每次去都得静脉注射，几个月大的人儿，小手上找不到静脉血管，只能扎在额头上，有时扎几次才能找到血管，小人儿每次都拼命挣扎，哭得声嘶力竭，让人心痛。
　　孩子为什么爱生病？我和先生分析认为，祸根也许在我俩这里。我们一个是云游四方的记者，一个是与人与稿件打交道的编辑。吃百家饭，握千人手，难免不会将病毒带回家。而且我们注意到，有时候感冒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全家感冒，我们的感冒好了，孩子却从感冒转为了肺炎。
　　于是我们商量后决定实行分餐制。采取什么样的分餐形式呢，如果一人一盘饭菜，剩菜剩饭不好处理，倒掉又可惜。最后取了最简便的方法，即三人各备专用碗筷，每一盘菜上都放一双公筷或公勺。为避免洗碗时交叉感染，各人的碗筷都单独在水龙头下冲洗，并各归其位。后来又买了消毒柜，每天对碗筷进行消毒处理。
　　刚开始分餐时，着实很别扭，不是动不动拿错了筷子，就是公私筷混战打得不亦乐乎。一餐饭下来，神经紧张，食不知味。
　　实行了几天后，有心打退堂鼓，却被先生驳回。
　　硬着头皮坚持了一月有余，竟也渐渐习惯了。公私筷交替使用，渐趋自如。
　　那时候，有亲朋好友来访，一般都留客在家里吃饭，很少带客人去餐馆。一是餐馆饭菜贵，口袋钱少；二是觉得只有亲自下厨在家里待客才能表达出十足的诚心诚意。
　　一日，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在厨房做饭时我心里就一直为用不用公筷纠结。饭菜做好后，我悄悄将先生拉到一边说：今天就不用公筷吧，怕别人不习惯。
　　谁知他说：有人来了就不分餐，那分餐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只好将公筷摆上桌，红着脸向朋友解释说，我家一直实行分餐。说这话的时候满心的理亏和不安。
　　朋友虽然点头说＂好，好，这样卫生＂，那脸色儿分明在变。
　　看朋友在餐桌上手忙脚乱，我心里充满了歉意。我说，不是你来了用公筷，平时只有我俩吃饭时也用公筷。
　　朋友笑了笑没说什么，回去后却对人说：＂这两口子太矫情＂。
　　1988年父亲去世后，母亲跟我们一起生活。要让老人接受分餐制真不容易。首先，她不接受这种使用公筷的吃饭方式，她说，我养了你们姊妹几个，不都是在一起吃一起喝长大的吗，也没见闹什么病，在一张桌上吃饭，每人弄双公筷，这不把人弄生疏了。
　　我跟她讲用公筷的好处，好说歹说母亲终于愿意用公筷，但却常常弄错，用公筷夹了菜后不记得换私筷吃饭，公筷又变成了私筷。那时，母亲已经有了阿尔茨海默初期症状，使用公筷确实太难为她了，于是每次吃饭我都先把菜夹到她碗里。
　　可是，分餐制坚持了五六年后还是险些夭折。当年，我在鄂东南一个小山村下乡插队，一呆就是三年。老乡们对我很关照，经常给我送来自己做的辣酱、腐乳、腌菜，那几年，我几乎是吃百家菜过来的。更让我感念在心的是他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在一次我误食了毒蘑菇、毒性发作昏倒后，他们将我抬上木板车，一路奔跑将我送到六七里地外的乡卫生院。若无他们及时相救，也许我就死在那间独居的小屋里了。我对老乡们一直心怀感激和感恩。90年代初，村里一些手艺人开始进城打工，得知一位老乡在离我家不远的建筑工地干活，我去工地找他，邀请他来家里吃饭。
　　这次为吃饭时放不放公筷，我和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说如果放公筷，别人会有想法，会认为是歧视他、不尊重他。在农村，人们聚在一起吃饭就喜欢热闹，大家的筷子在一个碗里搅来搅去才是亲热，酒杯不分彼此拿起来就喝才是兄弟。如果我将一双公筷放到他面前，他会怎么想！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这么做。
　　后来先生作了让步，却在自己的饭碗上放了一双公筷，并坚持一直用公筷去夹菜。我看在眼里浑身不自在，他手里的那双公筷无异是一把伤人自尊心的利刃。我只好不停地给老乡碗里夹菜，尽量不让他有自己夹菜的机会。那顿饭吃得既尴尬又沉闷。
　　其实，精明的老乡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不久有人告诉我，老乡回去后跟村里人说：＂他们嫌我这个农村人脏，吃饭还摆个公筷，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要知道他们嫌弃，我肯定不去吃这顿饭＂。
　　我生先生的气，气他不给我一点面子，气他让我背上忘恩负义的恶名。从那天开始，我赌气不用公筷。过了几天，他也赌气不用公筷。
　　实行了几年的分餐制就这样夭折了。
　　恢复原来的老习惯，竟也如同当初实行分餐制一样别扭。夹菜时，常下意识地去拿公筷。见沾着口水的筷子在菜里搅来搅去，再美的佳肴顿时也没了胃口。
　　第二年初冬，感冒流行。先是我鼻塞咳嗽头痛发烧，继而他们父女俩也染上了。全家一起吃药，一起去医院打针。
　　两个大人渐渐好了，女儿的感冒却日日加重，最后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由于肺部感染严重，医生说要打青霉素，先做皮试，皮试后有点红肿，可是护士说可以打，没想到青霉素还没打到一半女儿突然脸色苍白、大汗淋淋，几近休克。我吓得大声呼叫医生，医生赶来后说是青霉素过敏，护士赶紧拔掉针头，马上给她静脉里推注了一种抗过敏的药，这才渐渐缓过来。
　　这次事故让我们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实行分餐制，并表示，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怎么讥讽怎么指责，决不放弃分餐制。
　　从那以后，有人来家里做客，一般都由女儿去放公筷，她会奶声奶气地告诉客人：＂这是叔叔的公筷，这是阿姨的公筷，这是┄┄＂避免了大人之间的尴尬。
　　习惯了家里的分餐制，便难以接受外面筷子大合唱的合餐制。我经常出差在外，与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饭，有时，热情的接待方不但摆上一盘盘美食，还会不停地用他的筷子为我夹菜。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待客的热情，只有这样才是对坐在身边的女性的关爱与尊重。这个时候我总不能端一盘饭菜到一边吃去，如果那样，对方一定认为我神经有毛病。
　　朋友们也常有聚会，热热闹闹中，我总不能说，咱们用公筷、实行分餐制吧，这不但会扫了大家的兴，还会认为我是矫情。
　　一天，我与两位朋友去餐馆吃饭。菜端上来后，他俩拿着筷子不动，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看着我说：＂来来来，请实行分餐制的女士先吃。＂闹了我一个大红脸。
　　中国人的亲情与人情，好像只有在餐桌上才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大家围桌而坐，挥着筷子，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场面既热闹又温馨，却不理会相互之间交流了多少口水！亲朋好友聚到一起，大家推杯换盏，唾沫与酒水横飞，似乎只有这样的＂相濡以沫＂，才能酣畅淋漓地表达情感。
　　据说当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时曾两次途经上海，见中国人吃饭时竟然都用自己的筷子在同一个盘子里夹菜，喝汤共用一个汤勺，惊讶得目瞪口呆，并将中国人的这种陋习写进了他的远东之行日记。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不得不经常在外面吃饭，在大多不放公筷的餐桌上，我只能自欺欺人地睁只眼闭只眼。可是我家先生却难以适应没有公筷的就餐。
　　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见到了一些很久未见的朋友。我们原说好了散会后一起回家吃饭，可是朋友们一再挽留，我不好意思拒绝便打算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他却执意要回去。我将他拉到一边，劝说他留下来，他仍坚持要回去。我了解他的脾气，知道再劝也没用，只好帮他打圆场，说他中午有事必须回去。于是，他如释重负地挥挥手骑上自行车走了。
　　对于他来说，最苦的是出差。偶尔外出几天，回来后就叫苦不迭，直叫肚子没吃饱，他说每道菜端上来他只夹一筷子。
　　经历了一次次分分合合，如今，我们家的分餐制已坚持了30余年，并已逐渐推广到我们大家族中的一个个小家庭，在同样走过一段可称之为痛苦的阶段后，他们已经接受了分餐制，喜欢上了分餐制。
　　最近，一直宅在家里的大外甥女，在＂幸福滴一家人＂家族群里写了一段话：吃饭用公筷这个好习惯是从二姨家学过来的，三十多年前就这么做且影响了一大家人，要给二姨二姨爹点个大大的赞！＂
　　这场让近10万人染病、数千人失去生命的疫灾，终于让人们认识到千百年沿袭下来的饮食习惯的危害，认识到曾被视为＂另类＂、讥为＂矫情＂的分餐制，才是最安全最文明的。
　　但愿经历过这场大疫后，分餐制能普及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张餐桌。
　　作者： 吴苾雯， 女，湖北黄梅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72年高中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返城后历任武汉铁路局工人、打字员、局团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中国青年报》湖北记者站记者、站长，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高级记者。后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94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一个女记者的梦》、《今日台湾探秘》、《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漫漫征程》、《两个人的故事》(合作)、《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逃离大学》、《高三家长》、《哪把椅子是我的》、《是谁杀了我》、《向中国大学说不》、《父亲档案：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先后发表中篇小说《今天不是昨天》、《无冕之王》、《寻找母亲》、《来自天堂的琴声》等十余万字，散文、随笔20余万字等。《漫漫征程》、《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分别获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