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说匈奴是夏朝遗民？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能是匈奴人自称的，而汉匈之战是否是同族战争，则属于典型的当代中国式＂民族观念逻辑＂。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
　　这个记载，必须强调的是，《史记》中如此写，《汉书》也是如此写，两者并没有区别。
　　在司马迁的时代，长期的汉匈交往，让汉朝的长安城里早就有不少匈奴降人，甚至汉武帝的宫廷里也有匈奴贵族，司马迁当然是见过匈奴人的，而到东汉初年，《汉书》的作者班固还曾亲自参加对匈奴的战争，他也没少见过匈奴人。
　　这两位相隔数百年的历史学家都在＂匈奴＂的列传中如此书写，只能理解为这个说法是当时匈奴人的共识，或者约定一致告诉汉朝人的答案。
　　今天网上很多人指摘司马迁在《史记》中如何有感情成分、如何不客观，其实往往是信口胡说，相对站得住脚的，不过是暗室之语司马迁如何得闻，又为什么能写得绘声绘色。
　　其实，解释起来并不难，在当时意义上的＂暗室之语＂，旁边未必没有奴婢、侍妾，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来，此等人未必可以视为＂人＂，也大可不必回避，而正是这些人的记忆和讲述，为司马迁提供了写作的素材。
　　就《史记》本身而言，没有人敢说它的记载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司马迁本人也不行，这也是历史学本身的遗憾，即只能尽自己所能地接近事实，而不可能真的＂复刻＂事实，这个＂尽自己所能＂，从《史记》中可以与考古发现对照的文本来看，已经做到了，至于＂尽善尽美＂，则无异于苛责古人。
　　至于什么《史记》中屡次出现＂四十六日＂之类的质疑，基本上就拿着《山海经》讨论UFO差不多，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废话，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是小孩子＂抖机灵＂。
　　就《史记》和《汉书》对于匈奴人的记载而言，相隔100多年，汉匈之间交往频频，后来者班固并未否定司马迁的说法，而是照录，无疑说明他的时代并未掌握更多的信息。
　　当然，也有人说，《汉书》很多篇章就是照抄《史记》的，这话不错，问题是为何如此？
　　答案很简单，就是班固认为，《史记》的记载非常准确精当，不必狗尾续貂，而真正他所新增的信息，其实仍是看得出来的，比如：（匈奴）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汉书·匈奴传》）
　　《汉书》比《史记》少了一个字，姓，因为他们都记录着：
　　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那么，司马迁说的是谁＂无姓＂呢？
　　结合上下文，应该是匈奴单于家族，他并不确定其＂姓氏＂。
　　而到了班固的时代，《汉书·匈奴传》就写明了：
　　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信息的增量非常明显。
　　要知道，汉朝并不搞＂民族大团结＂，看待民族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用不着给匈奴人编造一个无从稽考的共同祖先，编出来了，人家认不认还两说。
　　举例来说，李广利征大宛，就提到城中有＂秦人＂，匈奴人同样称脱离汉朝统治的＂汉人＂为＂秦人＂，这里都是以是否接受＂汉＂的统治作为区分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还是南北共识，即并不以血统源流做＂人＂的标准。
　　而在汉朝人的概念里，汉匈战争也从来不是什么同族战争，而是对＂蛮夷＂的征伐，其目标也不是消灭，而是汉武帝要求的＂四夷宾服＂，也就是朝贡、臣服，在这一点上，匈奴人的祖宗是夏朝王子，还是尧舜禹汤，根本无所谓。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当时的匈奴人王族均自称淳维之后，单于则干脆称匈奴语的天之子，在和汉朝的交往中，更是自认为＂引弓之民＂的共主，就是游牧人的天子，而汉朝皇帝则是定居之民的天子。
　　不过王族的＂自称＂，并不代表匈奴全族都是夏朝王子淳维之后，其附属的部落，本身可能叫鲜卑、叫乌孙、叫丁零，各自有各自的祖宗、各有各的人种，只是在匈奴本部强大时，臣服于它，并自称为＂匈奴＂，实际上是政权名与族名的统一。
　　当匈奴本部衰弱时，他们或许会自行立旗，打出自己的名号，比如鲜卑，也有可能会臣服强者，比如匈奴西迁后，遗留在草原上的十余万落匈奴，看到鲜卑崛起后，干脆自号为鲜卑，日后的鲜卑宇文氏，即出自于此。
　　事实上，历史上的草原＂行国＂，大多数都是此类情况（远遁或被屠灭者除外），仅仅是一群部落的聚合体，靠着核心部落的武力威信维系，一旦衰弱，就是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草原上生活的人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