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的言论

　　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言谈的人，但我是一个有话就要说的人。这两者并不矛盾，对于这种习惯绝对不是随便就能形成的，当然也不具有规律性。即使有的话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但我还是倾向于没有。在做一个健谈者与沉默的思考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始终相信健谈者往往耐不住寂寞，往往需要听众，一旦听众缺席就会焦躁不安、坐卧不宁。还有一个更有趣、更有利的证据是你会发现这类人俯拾皆是，说话时时可以滔滔不绝，可真正有用的话语寥寥无几。不过话又说回来，往往健谈者的随从又成群结队，用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来形容应该稍微可靠些，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沉默者并不是都不会说话，而是不会说无用的话；健谈者并不是都会说话，而是常不能说真话，无论是沉默者还是健谈者，失言不如不言。话不在多，说好就好。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和别人说话，自己对自己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不要太在乎你说了什么，而是要关注你是怎么说的！虽是同一句话，但你的听众会根据你诉说的方式而作出不同的回应，方式决定效果。从这点来看，说话绝不是张口就来的动作，而是最起码来说要经过大脑的加工一番。
　　说话在很多时候是相当具有艺术性的，能说并不一定会说，会说并不一定能说好。说话的艺术与说话的技巧是迥异的，至于这点自己倒有一些自我的俗见带技巧的说话大都不具话语的艺术性，而且常常有损于艺术本身，带艺术性的话语一定含有技巧，而且通常超越着技巧本身。我向来不会去学习技巧，也不具备那方面的能力，即便是有也不会损伤艺术的原本而去开发这方面的潜能，这是相当划不来的。
　　至于谈到我是一个有话就要说的人，一方面与自我对话语权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是这是一个长久养成的习惯，更确切地说是骨子里本来就充溢着的气质。说话是一个人的权利言论自由。这句话自然只能在这个时代才一定程度上的享有，这个时代之前反正是很少且不能乱说话的，以前不能乱说话是我听来的，现在同样不能乱说话是我亲自看到的。但前者是由于权力的受限，后者是由于谣言制造权力的受限，从这点来看都不具有权力，实质却有着质的差异，稍有点明辨是非能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如果有价值的话不说实属损坏话语价值的本身，更是对自我的极大否定。那么可以推断出有话就要保持言论的自由，只要加上言论具有可靠性这个前提就妥当了。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每个阶级、集团、个人都受制于权利，也都行使着权利。
　　在王小波看来话语即权利，权利即话语，此观点是具有一定的偏颇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过于绝对，如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但究其个人来说是有差异的。有话语不一定有权利，反之亦如此。玛丽？安？格伦顿在《权力话语》一书中指出权利话语所具有的负面效应权利间的相互对峙形成的法律僵局；责任话语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的乐土；对传统的背离，将政治言论演变成为了一场不负责的脱口秀，从而扼杀了普遍对话的机会，损害了有序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基石。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都话语的权利，却又不享有乱说的权利，尤其是说些影响安定的话语，在这方面来说我还是比较支持的。玛丽？安？格伦顿说扼杀了普遍对话的机会，这点着实不假，既然机会都被扼杀了，那就干脆不说，于是选择沉默，接踵而至的后来者也效仿桌沉默者，最终没有说话的了。
　　沉默是一种病，是国人通有的病；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个人单独享有的生活方式。这个时代之前的人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通常是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而这个时代的人是什么都不说，因为几乎没有信得过的人，此类事多半或是全部发生于充满冷漠的城市之间。说得高尚些就是人们逐而把沉默作为了表达情感的方式，说得真实些就是如今世态炎凉、人情的冷漠。如果在二者之间作出自我的希冀与肯定，我还是悲哀地选择前者，至少是可能流转出沉默真正意义的一个希望。
　　如果是出自于贴近心灵的话语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尴尬的沉默与人心距离之间的孤独守望。只有出自于内心深处的语言才能触及心灵，深入人心。说话必须要有真实性，更多的是诚实，两者都是难能可贵的品德，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几乎没有人不说谎的。毕淑敏说：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一生都在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有的人偶尔说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也无妨。在说谎上我还是秉承宽容的态度说几乎没有人说谎，而不是没有不说谎。我相信不说话那是一个存在并可以追寻的境界，虽然当前我是一个说过谎并在克服说谎的人的一份子。
　　可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很多人宁愿相谄媚的假话，却不爱听道出实质的真话。在落得个倒猢猕散、国破身戮的帝王将相那里得到了最真实的印证，历史上诸如此类也屡见不鲜。商纣时的忠臣王子比干，为了挽救先王基业，仗义执言，结果被剖心而死；汉文帝时的贾谊，才华横溢，少年得志，深得文帝赏识，不断破格提拔，一年之中，贾谊被提到太中大夫。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一批人都强烈反对并诋毁他，最终被贬做长沙太傅，心情极度抑郁，于是在赴任途中投湘水而死。而种种都是源于对颜面的维存。
　　处世要求我们：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隐逸在世上要求我们：假话不能说，真话自我说。人最难的事就是处在俗世却又站在一个高度审视问题，栖居于人世，隐逸于俗世。在本身一个世上划出一道鸿沟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解脱，更多是作为大多数人的悲哀却又具有不可更改性，天生就要求有那么一些人寻找那化解悲哀的办法，究其最终来说也只是一个方法，等多的还是使用方法的那个人。
　　在说话态度上我认为林语堂先生说得最具体不过了。他说：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盾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可得的。
　　论及真实上来说，我认为蒙田要胜过培根。培根在自己的著作中虽多次出版却还不断增删修改，精雕细啄，终成不可弃一字之作。然而，比起蒙田的著作无心问世，读者却有钦佩之心却不那么真切感人肺腑。诚然，语言是愈加修饰、愈加精雕细刻才会达到精炼的程度，但在逐而逐渐、雕刻的过程中那思想本身质朴的美就会失去。真实不带表不加以加工，唯是力求保证原本的质朴、单纯、达意。没有谁写文章一气呵成后字句不改，更何况纵横历史来看，也无此类人士。有的也只是有文章却无锤炼的文豪。如今很多人都喜欢写些华而不实的话语，内容肤乏无味，不过倒也欺骗了很多幼稚的读者，虽然欺骗一词有些刻薄，但作为一个有话就要说的人憋着实属难受，更何况为文不真实、无病呻吟、附庸风雅（往往是庸而不雅）就是对文学的一种损伤。
　　言谈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沉默是金这句也只是相对的，毕竟缺少是真正沉默者这个前提。然而，倒也证明了夸夸其谈者出不了金，更多的是缺乏智慧。夸夸其谈者无非有两类，一类是谈些老生常谈、妇孺皆知的东西，为此我常惊诧不已；二是学会不了沉默、缺少倾听的智慧。一位古罗马哲人揣摩出了造物者的意图，之所以人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因为人更多的是要倾听。我觉得一个人在对方说话时还能不断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一种缺乏智慧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