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百年诞辰卢世雄

　　一百年前父亲诞生在一个名叫姚家川的村庄。那时姚川盧家已成为河州小西乡颇有名望的耕读之家，祖父祖母亟盼有个儿子将来能肩负起承上启下的重担振兴家门，父亲没有辜负祖上的希望，不仅成为盧门的顶梁柱，而且竭力效忠家乡群众，以勤廉务实的作风，吃苦担当的责任心成为有口皆碑的人民公仆。1999年父亲走过了八十三年风雨忧患的苦乐人生，长眠不起，同行挽以＂临夏水利先驱＂的赞语，家乡群众以最隆重的仪式迎灵安葬。
　　一、 无愧家国的人生
　　父亲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所有风霜雨雪悲苦喜乐，从血流成河田园荒芜的河湟之乱、民国十八年大饥荒、国共政权交替的革故鼎新、土地改革、肃反镇反、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在如许迭宕起伏的时代大剧中，他不仅是观众而且更是剧中人。
　　父亲童年时，祖父特意在家延请塾师启蒙课读，先后请了两位老师教读《三字经》《论语》《大学》《孝经》《孟子》。两位先生都严格要求，在背诵、习帖上打下扎实基础。民国十七年＂河湟事变＂后私塾停办，避难到甘南藏区，十二三岁就承担起许多家务劳动，放牛、拾粪、劈柴、喂牲口、打扫卫生、守售商摊，培养了艰苦节俭、勤于劳作的能力作风。河湟事平度过民国十八年大饥荒后进城入中山小学读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从河州城回到姚川老家途中受到沿途亲友迎接，为乡里门庭赢得极大荣誉。即而升入临夏中学，读书刻苦认真，深得校长张敬伯，老师徐芳山等师长的垂青，刻意加以培养，在读书中深受屈原、文天祥、岳飞等古代爱国贤臣的节气熏陶，养成胸怀正义、注重气节、廉洁奉公的气质。初中毕业到兰州参加会考，被兰州一中录取，后因父辈分家，缺乏支撑门户的男子而放弃升造机会，在家协助祖父料理家务。起初几年受聘到新集学校任教，所教学生中有数人后成为新社会高中级干部。因家中农田较多，且又经营木材生意，不久辞去教职肩负起兴家立业的重担。在经营木材生意中与马鸿逵家族、河州城内富商、马步芳家族和县商会打交道颇多，社会影响较为广泛，经常为家庭、乡里事务与上述势力据理拼搏，群众威信逐渐树立，被推选为县参议会议员。在议会中数次代表民意提出改良弊政的建议，引起城乡社会各界赞称。后因政治腐败，愤而辞去议员。辞去议员后本想一心务农时，发生韩集乡乡长恰子耀因摊派赋税、夫役不公被乡人赶跑，县政府在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反复动员父亲出任韩集乡乡长。韩集乡是马家军阀的老家，面对马家家族势力、多民族、多宗教复杂社会状况和民穷负担不公的现象，父亲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合理负担赋役，拒绝加派；二是公私分开，公务人员特别是县警、乡丁不可到家办事；三是任期一年，到期准辞。县府答应承诺后才就任乡长。在一年多的任期中，主持公平合理负担赋役，使马氏家族与其他民众一样承担赋役，减轻了老百姓负担，尤其在强抓兵丁中机智保护一批青年得以脱逃被抓丁当炮灰。还利用乡长之职巧妙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吴俊义、汪叔锋逃脱军警追捕。
　　1949年夏，父亲因营救家乡王建国、蒲五龙、盧尕成等五青年被抓兵，遭到韩起功部下追捕而避往甘南藏区隆瓦沟。临夏解放后军管会托人请父亲到专署报到，遂参加新政权工作，任命为韩集区区长，领受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组织 民工、征集粮秣支援解放大军渡河西征。父亲带头捐献家中存粮八十石，并将征粮任务分摊到阳窪山、漠泥沟等大户，按时完成征粮工作。因在征粮中使漠泥沟何家三十多户大户负担较多任务，这三十多户地主暗中唆使人焚毁了我家封存在马集场棚滩的上千方木材以示报复。焚毁木材事件不仅未使父亲动摇从事新政权工作的信心，而且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在任韩集区区长中，经历了摧毁保甲制度、巩固新生政权、安置难民救济灾民、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等活动，表现出竭尽全力、忠诚担当和不畏艰难的信念意志和扎实作风。在土匪马英贵部武装包围区政府的危急中，带领区政府干部持枪坚守，几次打退进攻，直到解放军三十二团赶来解围。在漠泥沟、马集下乡中被土匪伏击，与通讯员一起开枪还击，冲出伏击圈。在土地改革中带头拥护土改，将土地财产全部予以公开，接受没收分配，主动回避本乡土改，而到他乡开展土改工作。在抗美援朝中倾家所有带头捐献，组织全区富户捐献飞机大炮。韩集区辖今韩集、掌子沟、漠泥沟、马集等乡镇，其中韩集是马鸿逵、马鸿宾的老家，漠泥沟是马步芳、马仲英的老家，社会情况复杂，有许多国民党军官亲属、逃亡海外的旧官僚家族、残存的土匪势力，宗教派系复杂，因河湟之变遗留的民族关系紧张。在解放初期巩固新政权的各项工作中，需要准确贯彻党的政策方针，熟悉社情民意，公正处理民族宗教关系，及时识破和打击敌对势力的明攻暗斗。父亲在韩集区的工作中立场坚定、严于律己、敢于担当、处事有方，得到上级充分肯定和群众支持拥戴。当韩集区的各项工作进入协调稳健之时，县上决定调任大河家区工作。
　　大河家区辖今大河家、刘集、四堡子、石塬四乡镇，是回、汉、保安、撒拉、东乡族杂居的贫困边远山乡，也是三马家族中马占鳌家族的老家所在，社会情况复杂，民族宗教关系敏感。前任区长难以妥善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而被免职，县上考虑到父亲在韩集区的工作表现而派往任职。父亲到任后，尽快深入群众调查，熟悉情况。有次到过去干部不曾去过的＂难民湾＂下乡，发现有一户人家炕洞里藏着一个人。经询问知悉这家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因无裤穿躲进炕洞。于是发动区乡干部摸清最贫穷的家庭施救，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的信赖。＂难民湾＂访贫的事被演绎成多种版本的故事流传很久。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选送了十几名保安族、撒拉族青年到西北民院附中读书，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成为优秀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州县领导，如马如麒、马如麟、马福元、黄进春、马桃花、马正荣等。民心如镜，几十年后，我大哥和我到大河家，许多老人提起我父亲依然怀念不已。
　　1954年，父亲被任命为副县长，父亲在日记中写到：＂奉甘肃省人民政府4月9日（54）府人字第○二六一号命令并经二百四十九次行政会议通过盧曜天为临夏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名列罗兴唐之后），希即到职工作＂。4月27日县长内部分工，父亲以第二副县长身份分管民政、文教、工商、银行、税务、修建和检察院工作，后又调整增加农业、合作社工作，从此开始，在县级领导工作岗位上履职。那时县级工作中最繁杂的工作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民政救灾、安排困难群众生活。父亲对所分管的工作尽心尽力，一丝不苛，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全力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在分配救灾物资和安排群众生活中精准细致、公平公正，严防每一分钱的跑漏错失。1954年抗击旱灾中，在发放救灾物资的同时，发动马集乡群众兴修渠道取得当年农业好收成，继而又开工建设刁祁乡的夏惠渠和尹集乡的尹集渠。在修建这三条渠道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引起省、县领导注意，委派修建南川渠并兼任渠工委主任。南川渠基本建成后，又被地、县领导委以北塬渠的测量设计队长，带领省、地、县抽调的水利工作队，用四个月时间完成勘测任务进入工程设计。从1956年3月到1957年10月，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北塬渠水利工程的施工，在当时经费不足，无施工机械的条件下，依靠广大民工的艰苦劳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认真负责，克服塌方、洪水等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坚守工地，以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实干精神，奋战20个月，完成施工任务，实现了北塬人民千百年来的引水上塬梦想。鉴于在水利建设中的工作实绩，以副县长身份被推选为临夏州筹备委员会委员。自治州成立时被任命为州民政局长，还未到任就被省上负责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发现，建议调整为水利局长。北塬渠建成后即到任组建水利局，开始谋划全州水利建设事业。1958年大跃进中开工建设南阳渠水利工程，虽然当时条件不具备，但到1959年一度将水从牙当水库引到东乡锁南坝。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东乡动乱，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中带领工委人员冲出突围，险些牺牲。1959年到水利部干部学校进修，刻苦学习水电专业技术，在测量、设计、施工、电工、识图、水土保持、工程计算等九门功课均获优秀成绩，还到官厅水库建设工地实习，从经验型干部变成熟悉水电业务的技术型干部。1961年县市分家后又被任命为第一副县长到临夏县工作，分管农业、民政工作。从1961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在经历社教、四清等复杂政治运动冲击的同时，长年奔波于山乡农村救灾安排生活、农田基本建设、水土保持、农牧业发展和兴修水利。常常日行几十里路，夜宿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时人民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下乡工作的纪律严格，吃群众饭要及时付清伙食费和粮票，在基层社队不可多吃多占搞任何特殊化。在清贫的生活条件下，对所担负的工作一丝不苛，务实严细。
　　在后来人的观念中，非党领导干部似乎就是统战对象，民主人士，主要工作就是开会、参观、务虚不负实责。其实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父亲是任实职，挑重担，干实事，扎根基层，不曾一日虚度时光，遑论当摆色、撑门面。党和政府信任父亲，敢于把许多艰难工作任务交给父亲负责完成，看准的就是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有实干精神、吃苦耐力。在同辈同事中，父亲的文化程度和实际能力也是出众的，所有工作方案、会议讲话、汇报材料、统计图表、总结报告都是父亲亲手写撰，从未依靠秘书代笔。至今留存的工作笔记，我这个所谓的大学生都不能企及许多。
　　二、 承先启后的家庭栋梁
　　我们这个家庭是旧社会耕读传家、勤劳致富、友善邻里、积善尚德的小康之家。在新社会是读书就业、靠工资吃饭，遵纪守法、勤奋工作、爱岗敬业的职工之家。在我们这个家庭父亲是承先启后的家庭栋梁。
　　姚川盧氏，于乾隆末年从北塬盧马家逃难出来，几经徙居，终于落户老鸦关河边的姚家川村。虽然祖辈艰辛创业，但因社会动乱，几番兴起几番衰败。在几番兴家立业的过程中，代有栋梁。到父亲成年时，家道再陷中落。在祖父支持下，从二十岁起父亲肩负起兴家立业负担，农商兼营，有水地一百多亩，水磨二盘半，油坊一座，菜园一处，果园二处，木场一处，为经营这些产业起鸡叫睡半夜吃尽苦头。父亲为这个家中断学业，但供奉三个弟弟读书到大学毕业。须知，在旧社会能读书到大学毕业的青年在当时的临夏极为罕见。为了创造在临夏城供子女读书的条件，又在城中购置宅院一处。城中的这处宅院中，我们这代人读书到文革，也因为有了这个宅院，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二十多人逃过1959—1961年的大饥荒保住了性命，但因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和家庭内部的矛盾，父亲并没有好好住过几年，最终在旧城改造中也无沾到一丝好处。
　　家业是由祖父和父亲创立的，其中也含有祖上数辈人的艰苦劳动和节俭积累。为了这份家业，父母吃尽苦难，勤俭无比。过去几代人艰苦创业致富后被称为剥削成家，现在一夜暴富却叫先富起来，在革故鼎新之际，父亲顺应历史潮流，参加革命队伍，失去自己创造的财富，成为人民大众的财产，土改中没收绝大部分土地财产，合作化运动、五八大跃进、四清运动和文革再经四、五次没收充公，我们这个家庭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此父亲没有些许吝惜和念念不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让孩子读书成才上。假如父亲当时不识时务死守家业而不加入革命队伍，其结果必然是人财两空，个人会成为＂地主分子＂而难以存活，后代也无条件读书成才成为国家公务员、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师和其他公职人员，充其量只能成为受人欺负的体力劳动者，忍受种种生活苦难。
　　在旧社会，我们家生活在西北马家军阀的家乡，在官僚、恶霸、土匪、豪强势力交织的复杂社会环境中，父亲以铮铮铁骨和智慧之策，顽强抗争，机智应付，为乡里主持正义，维护家乡群众利益，使姚川村未受到豪强侵蚀，也使我们这个家庭避免灾难破产。也真是因为在乱世中树立了威信而被人民群众推为新政权的公务人员。
　　1958年在反封建特权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运动中，住在老家的三叔被无故逮捕入狱，三婶被惊吓而死，公社和生产大队还要强迫奶奶和和家中老小八口人迁往掌子沟关巴村。在此危急关头，父亲从南阳渠工地请假回到韩集，千方百计说服公社、大队准许迁往城里，又到城中求情下话得以批准入户，在安葬了三婶之后，连夜雇马拉大车把奶奶、三叔的五个孩子、四婶和她的幼子接到城中与我们同住。如果没有此举，很可能大部分人要死在关巴沟中，因为紧接着就是大饥饿。三叔被捕后不知关押在何处，更不知死活。父亲通过老领导王振邦（时任州公安处长）到好几个关押点查访，终于发现囚禁在水泉清真寺关押点，而且患伤寒病处于危亡时刻，在王振邦处长开恩下，将三叔担保出来，在家请医治疗，并在营养上予以改善。须知大饥饿已经到来，要买一碗羊肉汤得排好长的队。在三叔病愈后又争取平反错捕冤案，并请无锡籍老中医刘葆良先生到家教授中医，使三叔成为中医大夫。从1958年到1961年，父亲的工资成为全家二十多人的唯一生活来源。在大灾大难中，由于有了父亲这棵大树支撑，才使全家平安度过劫难。
　　我在父亲1954—1956年工作手记最后几页工资收入开支记录中发现，当时父亲除了负担我们母子的生活费外，还要接济许多亲友，其中有叔父、姑妈、姑奶、外甥、本家子侄，还有曾在我家打过工的困难群众，曾在旧社会救过奶奶等家人性命的回族朋友。
　　为振兴盧门，父亲无愧祖宗的期望和重托，使姚川盧家的社会声誉和门风传统得到发扬广大。为供养这个大家庭和培养后代读书成才，父亲含辛茹苦，勤俭自律，付出了毕生心血。
　　三、 心慈外严的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社会上已有不少发财致富的经商下海人士，但大多数群众的观念中，还是把培养下一代读书上大学视作成才之路。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已从大学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于是有些熟人就向父亲询问教育子女的经验，父亲的回答只有一句话：＂给好心不给好脸，严格要求。＂真的，在儿女心中的父亲是严肃到冷酷，严格到骇怕的形象。父亲的严格不仅使我们小时候或青年时记忆深刻，在我们进入中年后依然要求很严。
　　父亲的家教非常严格，经常用中华优秀传统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德教育我们，刻意培养我们的良好行为习惯，勤俭朴素作风，刻苦学习精神和中规中矩的自律意识。从我们记事起父亲经常奔波在外，较少陪伴我们，一旦回家，就要施以严格的教育。晚饭后泡上一杯茶坐在炕上，让我们站在炕前倾听他讲述先辈创业历程、《论语》和《孟子》格言、马列毛泽东语录和孙中山、周总理等的事迹。如果我们吃饭说话，站立不端或投足笨拙，就常用＂食不言、寝不语＂，＂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说话轻、走路轻、关门轻＂等语教育之。在励志方面经常用爷爷的庭训＂居世不与白玉玷，立志要与青云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格言教育之。父亲最注意气节和正义感的培养，孟子的＂三不＂，岳飞的《五岳词盟记》、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诗文是他经常出口成诵的教育材料。他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做五代时冯道式的人物，即便因时势所迫也要同流不合污。父亲熟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大部分篇章一生背熟不忘，经常考问我们其中的篇章。教育到很晚的时候，我们站不住或打瞌睡的时，他依然不肯停止，坚持要把该讲的说完才肯睡觉。我印象中，季米特洛夫对干部的五条要求，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他教育我们时经常用到的材料。我从小爱读书，知识面较宽，父亲发现有耍小聪明的骄傲情绪，他就经常用＂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和＂谦招益，满招损＂敲打我，在我担任副校长后，父亲的忠告依然是警惕骄傲、低调行事。父亲特别注意教育我们勤俭节约、廉洁自律，我们兄妹多，穿衣都是缝缝补补，他说＂学习要出类拔萃，工作要认真出色，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能沾公家些许便宜，你拿了公家的一把笤帚，你就值一把笤帚；你沾了公家的一文钱，你的价值就等于一文钱，贪污腐化他就不是我们盧家的后代！父亲教育我们要谨言慎行，经常用＂敏于行，讷于言＂告诫我们，凡事要三思，不可人云亦云、口无遮拦。
　　在子女的前途上，父亲一贯主张认真读书，听取国家分配，好儿女志在四方。在子女求职、工作调整等方面，他从不托人找关系。1961年我大哥毕业后分配到临夏县工作，那时他是副县长，但对大哥的工作从不插手，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次我大哥下乡时间长，单位要评一次福利补助，花名册交上去后身为县福利委员会主任的父亲一笔就划掉了大哥的名字。二哥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海，到上海后住房、婚姻都遇到了困难，二哥想调到兰大工作，父亲不同意二哥离开国家科工委的工作，而延至三十六岁才结婚安家。大姐毕业时完全可以设法分配到临夏，但父亲支持大姐接受国家分配到遥远的内蒙古工作。三哥初中毕业后想就业，不愿继续上高中，父亲说＂不缺吃缺穿，为啥要中断学业，还是上高中考大学吧＂，结果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后当了煤矿工人，后来许多人从煤矿调到临夏行政事业单位，但父亲不愿托人找关系，使三哥在煤矿工作到退休。我高中毕业随母亲一起下到农村，一待就是十年，期间有多次招工招干机会，只要父亲花点钱找老关系走点门路也能出去工作，但父亲就是不愿去干走后门的事。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偷偷报名参加 了高考，起初父亲还不大悦意，怕我走后家中无人支撑家务，但当录取通知书送来后，他态度大变，积极支持我去上学，说家中事他想办法克服解决。
　　父亲批评起来严厉至极，话虽不多，但份量极重，许多时候不容我们分辨和解释。在我的婚姻问题上出于当时的家中现状，没有等到情况好转就定了下来，尽管我几次表示要推延，但父亲就是不准，甚至说到：＂你现在不结婚，就等到我死后再说吧！＂其中主要原因是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产生了绝望。我们的顺从和不敢顶撞助长了父亲的固执。但在后来的许多事上，逐渐能听取我们儿女的意见，比如我上学的事，掏钱给我们买电视的事等等。
　　父亲虽然表面十分严厉，但心底里又十分疼爱我们。他自己勤俭到不肯乱花一分钱，但将省下来的钱都给了子女。1974年补发工资后，他给每个子女分了四百元，那个时候的四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1988年母亲病逝后，他又将十多年来积存的工资一万五千元平均分给了六个子女。当时我非常想不通他为什么这样，如果这点工资用在改善自身生活上该多好！只是亏欠了我的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患病了也得不到充足的营养补助。
　　晚年的父亲脾气变得较大，容易生气。主要是他对社会风气不正深表不满。在他的心中共产党、新社会应该是风清气正的，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文革后的不正之风经常使他看不惯，又无法匡正，这与他的性格违逆，因此心情烦闷。在生命的最后六年因摔伤而不能下床行动，亟盼子女来到身旁陪伴，但一考虑到大家都很忙，也就不提任何要求了。在卧床时虽然倍感寂寞，但脾气变得温和起来，每周我给擦身洗脚和剃须时有了耐心，不像以前那样极不耐烦。出不了门，无法闻见社会上的人和事，心中也闲静了许多，在独处时常常以背诵古诗文来转移疼痛和寂寞，当我有时间陪他时，给我的教诲多是古今贤人的气节和慈悲精神，说我讲历史要有史德，宁可不讲，也不可曲意枉说；处人要诚实守信，忍让宽容，处事要求真务实，力戒骄躁。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父亲对我担任校长工作的告诫和提醒。
　　与父亲相比，我在事业、学识、治家等各个方面相距甚远，这是此生再也无力弥补的遗憾。父亲去世后，我翻捡父亲遗留下的工作手记，更感到父亲的优秀和不凡，现在只能反省悔悟，在有生之年继续以父亲为镜鉴，不断增强修养，严于律己，积极健康走完人生之路。二O一六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