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作家宗璞的《书恨》一文，深有同感。宗璞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是著名作家。冯家是中国近现代真正的书香之家。冯友兰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大学者，一生著作等身；宗璞的散文和小说作品很多，仅《南渡记》《西行记》等反映西南联大南迁的历史长篇小说就有几部。父女为治学著书，购置了大量图书，虽然在战火和政治运动中损失不少，但到1980年代，又积累了不少。因为父女都是学界名人，又有很多家出版社或作家学者的赠书，家中的藏书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以至积书如山，占尽室内所有空间，严重影响起居活动。在无奈中产生处理一批图书的想法。但因藏书未舍得处置，又忍不住购进喜爱的新书，使室内活动空间愈显窄狭，甚至在玄关走廊，阳台卫生间都放满了书，由此不得不发出＂书恨＂的叹息。 我家未出大学问家，本人也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存书当然不及冯家百分之一，但也深受积书之累和失书之痛。我家族上代有读书人，到父亲一辈几乎成为嗜书如命之人，在1958年以前农村老家南楼有三间书房，四周书画盈架。在大跃进中办食堂占用老家，仓皇间只收拾了两大箱书和两箱字画带到城中老宅。在文革前的十几年日子里，每年暑天都要翻晒一次。我记得有线装本的《尚书》《诗经》《昭明文选》《朱子四书集注》《楚辞》等，精装本的有《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精华》等，最精致的有蓝布函套的《绘画三国演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还有许多本明清小说。字画都是装祯精美从来未悬挂过的，因年纪小对许多卷轴上的题款、钤印都不认识，听父亲说有唐琏、苛炳甲、罗锦山、于右仁、范振绪、顾颉刚、马福祥及夫人马书城等人的书画。文革风起，抄家＂破四旧＂，一旦发现家中藏有古董文物、旧书字画，便成为罪证，轻则罚没，重则当场烧毁，甚至加罪游行示众。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家大人已成惊弓之鸟，为躲避这一亘古未遇的灾难，在夜间将这些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书籍字画连同檀木宫灯、湘绣桌围等焚烧成灰。留下来的《红楼梦》《古文观止》《三国演义》等书籍在抄家时被收走，不知落到何人之手。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书累＂ 第二次书累发生在1968年12月上山下乡之时。古旧字画在1966年被毁被抄，但解放后出版的大部分书籍还保留着，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部古典名著、清末四大遣责小说、欧美和苏联的翻译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等当代小说、历史名著和小说散文集等五、六百本。1968年冬强迫全家下农村，把家迁往康乐县农村，这些带不动的书籍都当作废纸处理了。这些书是几位叔叔和我们兄弟省吃俭用购买的，大部分书我都读过，印象最深的有《子夜》《上海的早晨》《三家巷》《苦斗》《创业史》《青春之歌》《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静静的顿河》《基督山复仇记》《茶花女》《巴黎圣母院》等等，还有很多大学文科参考书，如《唐宋名家词选》《希腊罗马故事集》《古代文选》等。虽然对这些书感情很深，但在连住房都拆了的情况下怎么能保存呢？从这次受＂书累＂开始，几乎每坐稳几年就能积累许多书，每搬一次家就要处理一批书，其中的痛苦和惜叹至今难忘。 如果说前两次书累发生在极左路线时期，那么第三次书累的发生则是在改革开放后。 1978年上大学后出于对十年书荒的感受，对购书有一种疯狂劲。我是大龄同学中少有的不带工资而享受每月23元助学金的学生，家里有父母妻女，全部依靠老父亲的工资，对我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就在这种拮据条件下，宁可每天吃洋芋片馒头，也在节衣缩食想方设法购买书籍。那时图书发行量还较少，有些书一到书店就一抢而光。各大学都在印发自编的工具书，其中中文专业最多，我就委托中文系同学代购，后来通过搜集报刊图书发行信息进行邮购。当时理想远大，将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目标订在高校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所买的图书都是经典著作和工具书，如《资治通鉴》《史记》《汉书》、段注《说文解字》《辞海》《辞源》《马恩选集》《列宁选集》、黑格尔、弗洛伊德等哲学家的代表作、《中外工具书介绍》等。还买了文艺复兴时期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代表著作，如《十日谈》《神曲》《忏悔录》《唐吉·珂德》等，对中文专业的基本用书也买了不少，如《现代汉语词典》《文心雕龙》《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历代文选》《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对当时很有影响的学者李泽厚、任继愈、钱钟书、高尔泰、朱光潜等的著作一出版就订购。大学毕业时装了好几箱书托人便车捎回家中。 到工作岗位后依然买书不断，大部头的书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本）、新出的《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友人还赠送了《元史》一套，地方史著作多种。对改革开放以来当红作家的书一出就买，如余秋雨的大部分作品，王蒙、张炜、王安忆、贾平凹、铁凝、余华、严歌苓、琼瑶、三毛、路遥、陈忠实、程乃珊等几十人的小说。还买了新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上百本，《新华文摘》自创刊起一直订到退休为止。为了买到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我还委托刘正本老师从台湾购得这本上、下两卷久宿期望的名著。在广东的友人给我寄来了港、台出版的的百十本人物传记。二十多年中存书达到3000多册。 可是我的住房条件极差，一辈子梦想拥有一间书房的愿望到退休都没有实现。我只好把这些书放在纸箱中到处堆积，在家中到处都是装书的纸箱，大部分书还放在办公室里。好在从1983年起因工作之需总有一间单人办公室，可以随意置放书籍。如宗璞所述，书籍的到处放置影响到家庭和办公室的活动不便。我的办公室书山乱叠空间狭小，有客来访感到很不舒服。近三十年中住房搬了四次，办公室换了两次。每挪动一次都要在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淘汰一批书，每次总有数百斤书籍当作废纸被收走。从东郊平房搬到楼房，在选了又选的情况下将400多本《新华文摘》和许多期刊、精装本的马列选集、《元史》和上百本小说忍痛处理了，当收废品的人把这些书籍装进麻袋按斤头收走时，我几乎到了泪下的地步。在处理这些书时拣出一捆放到淘汰堆中，一会又反悔将捆团打开拣回几本，到最后看留下的书还有点多，又重新淘汰一次，真是犹豫再三存汰反复。从临夏中学调任州卫校时，有十几册大幅画册，是关于中国名胜古迹、甘肃地理风光和临夏风情的摄影集，装祯精美但又沉重，不忍心同其他书籍一起处置，就和其他一些地方史方面的书一齐赠送到临夏中学图书馆。从州卫校退休时化了两周时间才将办公室整理完毕，主要时间化在书籍的选留、文稿的处理和工作手记的毁废。书籍期刊处理了三百多公斤，被收废品的人收走，手稿三十七捆和工作手记二十多本拉到大夏河边焚烧。那些文稿和笔记本在化成灰烬的过程中似乎很不情愿，燃烧很慢，最后不得不先撕成散页促进燃烧，帮我处理的司机和王国祥同志都感到十分可惜，但我再也没有顾惜之感，毕竟人生有限，不会再用着他们了。 退休后下决心不再买书，然而家中还存有几百册书，阳台上堆放了几纸箱，两架书橱装满了书，墙角还有几纸箱书，这都是几次淘汰中留下来的或新购的书。说是不再买书，但每次到书店都忍不住要买几本喜爱的书，尤其对新出版的国学类书籍更是爱不释手，所以又陆续买了百十本。这些书虽然影响了生活的空间，但却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一本《闲情偶寄》我竟读了六遍，关于陈寅恪的书我就买了五种，《南渡北归》买了两个版本。大学同学中有几位很有点学术成果，他们听说我喜欢读书就寄来他们的著作，也有十几本。远在广东的一位好友也是读书种子，他读完就寄给我读，这些年也有几十本，其中有些是内地买不到的书，如高华、章怡和的著作。华东师大杨奎松教授还通过我的女儿赠送了他的《革命》系列近现代史新著五大卷。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我都要买几本，其中第八届的《你在高原》有厚厚十卷，我也买了。后来我想通了，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有些人爱打麻将，有些人爱抽烟喝酒，有些人喜欢书法摄影，这都需要花点钱。我爱买点书就可把它视作玩麻将弄摄影一样，也是一种生活情趣，只不过今后要像扔酒瓶一样，每看完一本书就及时处理或送人，不至发展到妨碍生活空间就是。 过去的家庭书籍可以代代相传，因为那时书籍的出版数量少，家庭经济不宽裕，图书馆也很少，更重要的是没有电脑、手机之类的多媒体信息载体。如今已进入信息时代，年轻人很喜欢从网络获取信息或读书，学者可以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和个人电脑，有可能避免这种被书所累的困难。信息时代的到来，真的要改变千百年来买书藏书的生活方式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书画的欣赏，经典的学习，还是纸质最好，那种手持一卷好书，在反复阅读中勾勾划划或写点旁批眉注，困倦时夹上一枚书签，醒来后打开就能接着读，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雅致的享受。读书如同品尝美食一样，网络阅读是快餐，不怕产生烹调准备、剩菜残羹和收拾餐具，但享受不到色香味的美感。读纸质书，犹如在雅致的餐厅品评美食，可欣赏书的装祯如同欣赏餐厅环境，查看版本和印刷时间如同了解餐厅的历史，品味纸张插页如同端祥餐具优劣，其中的享受不是电子读物所能体现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宁可书累不可书荒。回顾走过的路，坐拥书城还是值得回味的。读书人案头书如群山常乱叠灯如红豆长相思，也是一种风景。2012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