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老草根轶事447南来北往（三）

　　埃及客人穆罕默德所下榻的酒店是离广交会展馆不远的中国大酒店。这家酒店是继白天鹅宾馆之后坐落于广州的又一家五星级酒店。由于地理优势，它在广交会期间最为抢手，房价是平时的三倍，估计每间标准间每天的价格得三百美元以上。
　　中国大酒店楼高十九层，外形巍峨壮观，其规模大概有两三个水晶宫饭店那么大。
　　我找到了穆罕默德的房间。穆罕默德身着洁白的阿拉伯长袍，说着让我听起来一知半解的英语。他客气地让我坐下，向我介绍着他的公司和他们公司所经营的地毯业务。
　　穆罕默德交给了我一份他所需要的手工羊毛地毯的清单，让我给他报价。 这份清单品种繁多，我对他说，要等到广交会结束之后我去工厂落实好货源才能给他报价。他让我到时候用传真将报价单发给他。
　　穆罕默德送给我一幅埃及特产的纸莎草纸画，这幅画比A4纸大一点，比A3纸小一点。他给我介绍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纸画，它以在尼罗河两岸采摘的纸莎草为原料，由埃及传统艺人精心绘制，题材多取自于古埃及神庙和宫殿的壁画。一副纸莎草纸画从采集原材料到制作成画需要花去一位艺人半个多月的时间。可见，这份礼品挺贵重。
　　门铃声响起来了，穆罕默德走过去打开房门。服务员推着送餐的小车走进房间。餐车上铺着洁白的餐布，餐布上放着丰盛的食物。用餐时间到了，我站起来与穆罕默德告别。
　　从广州回到卫津之后，我赶紧开着桑塔纳去工厂落实货源，然后在第一时间用传真给穆罕默德发去了报价单。
　　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传真机已经用得比较普遍了。我们办事处在广东托人花了三千多块钱买了一台松下牌传真机带到卫津，接在酒店房间里的电话线上，收发传真十分方便。收传真不用花钱，发传真要付电话费。由于当时的国际长途电话收费昂贵，发一份国际传真常常需要花去好几十块钱。
　　我很快就收到了穆罕默德回复的传真。他对我的报价没有异议。愿意和我签署合同。
　　当时的地毯出口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按照我的报价，这笔生意在税前我们是亏的。这个税前，指的是在取得退税收入之前。既使把退税收入算进来，我们的利润也只有百分之十。穆罕默德未经还盘就直接接受了我的发盘（报价），说明他是行家。
　　但是，他给我的支付方式我不能接受。他要求百分之五十的货款通过信用证支付，还有百分之五十采用货到付款。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百分之五十的货款有保障，而另外百分之五十能不能收回来，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这笔生意很大，总金额有二十多万美元。如果有一半货款收不回来，那就意味着会带来十几万美元的损失。对于我们这家小公司来说，是没有能力承受这么大的经济损失的。
　　尽管穆罕默德看起来很富有，他住着几百美元一夜的豪华酒店，穿着洁白无瑕的阿拉伯长袍，吃着丰盛的晚餐；虽然穆罕默德很友善，他送给我珍贵的纸莎草纸画；但是，在如此巨大的风险面前，我还是选择了退缩。
　　穆罕默德不愿意给我们开立全额信用证，是因为对我们不放心；我们不愿意货到付款，是我们对他不放心。买卖双方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这交易中最大的障碍。
　　穆罕默德已年近五十，两鬓已经斑白。他看上去显得和气善良。也许，他是个好人；也许，他和我外祖母一样，信奉＂与人交往，不能让别人吃亏！＂的信条。但是，这一切，只能是＂也许＂。Who knows（谁知道呢）？
　　如果穆罕默德足够富有，如果他富有得能在卫津开设办事处，像日本兼松那样地和我们做生意，那该有多好？
　　进一步设想，如果我能像兼松那样，到世界各地去开设办事处，也能到穆罕默德的家乡去开设办事处，那该多好！
　　当然，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这根本就是一个幻想。
　　还是要丢掉幻想，回到现实中来。
　　能和兼松这样的跨国公司做生意，是我们的幸运。我们除了和它做一般贸易之外，还做了几笔金额不菲的手工地毯来料加工贸易。
　　来料加工贸易，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解决企业外汇不足的困难而常用的一种贸易方式，我在本书的第379章中曾经做过介绍。具体到我们做的地毯的来料加工贸易，就是由兼松从日本运来编织地毯用的晴纶纱，再由我们公司安排合适的工厂编织成手工晴纶地毯再出口给兼松。
　　那是在一九九二年底，我们在卫津的办事处还没有正式设立。我经常南来北往，在琼州与卫津之间穿梭。
　　我们和兼松的卫津办事处达成此项协议之后，还要委托一家合适的工厂加工。
　　为了和工厂代表进行业务洽谈时能够体面一点，我不能再住在中国饭店。我沿着江滨道往西南方向走，绕来绕去，最后找到了国民饭店。
　　国民饭店地处市中心公园的西北角，它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法式建筑，大门口的花园式庭院宽敞美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
　　我到服务台一打听，正好有一位客人刚退房，这间房的房号还极讨口彩，是二一八号房间。
　　我让服务员带着我上楼看了一下。这是一个单人间，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不过，老饭店大多这样。这家饭店年久未修，虽然显得有些老旧，带着岁月的沧桑；但房间宽敞整洁，还配有沙发和茶几，看起来古朴大方，沉积着历史的凝重。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吧，这家饭店就犹如一位半老的徐娘，风韵犹存。
　　重点在于，这间房价格实惠，每天只收二十元。
　　这家饭厅的中餐厅也相当不错，即有本地口味的津帮菜也有时尚的粤菜。
　　经过货比三家，我们最后决定在位于武云县的地毯十二厂做此项来料加工业务。与这家工厂的王厂长签过协议之后，我们在这家饭店的中餐厅里聚餐庆贺。
　　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在我住进这家饭店的第二天，小山也住了进来。而且，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间。
　　他告诉我，他这次来卫津，是来见一位名叫黄生的香港客商。
　　我说，黄生就是姓黄的先生。香港人习惯于将某先生称呼中间的＂先＂字去掉，就简化成某生了。
　　小山说，他懂得香港人的这个习惯。黄生已经跟他们工厂做过几次生意了。
　　我问他，你这次过来找他，也是向他催账讨债吗？
　　他说，不是。黄生每次去他们工厂提货时都先付款，从不欠债。他这次来卫津见黄生，是洽谈新的订单。黄生住在利顺德饭店，离这儿只有两三里路。从这是走过去，顺便散散步、逛逛街，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说，你们运气太好了，遇上了这么好的香港老板。
　　小山说，他们香港人有钱。别说当老板的，就是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都有一万多块。他们一天的工资可以住一夜高级宾馆，而我们一天的工资只能住一晚上小旅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便宜，所以生产的产品价廉物美。黄生买过去一转手，利润就有好几倍。
　　推销员小山说得头头是道，显得颇有经济头脑。我问他，如果黄生要求你们先发货，他后付款，这样的生意你们敢做吗？
　　他摇了摇头，很肯定地说，不敢。须臾，他又补充说，他们工厂之所以敢给卫津百货大楼先铺货、后收款，这是因为它是国营企业。
　　前面讲到我和洪晨正在上海新客站附近找旅馆，顺便提起了我们在那个年代住旅馆的一些经历，以及生意人最关心的付款方式和商业信用等话题。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上海新客站来。
　　听洪晨的意思，她是想住一间二三十元一夜的酒店。上海我比较熟。我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你找一间二十多块钱的房间。
　　新客站附近我以前没住过，我并不了解这儿的情况。一圈走下来才知道我这个胸脯拍得太随便。这附近，只要是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至少也得六七十块钱一个晚上。
　　不过，最后我还是帮她找到了一个二十块钱的房间。这是一家铁路职工家属办的招待所，每个房间有四张单人床，一张床位每天五块钱。我让洪晨包了一个房间，正好二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