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旅行

　　沈苇
　　数年前一个冬天，新诗写新疆喀纳斯诗会在新疆举行，30多位中外诗人，在冰雪喀纳斯景区围着一只看不见的火炉，热烈地讨论诗歌与旅行这个话题，其本身就很有意思。
　　有趣的是，诗人们纷纷游离了诗歌与旅行关系的谈论，而去对旅行一词做出各自的阐释和定义。归纳起来大概有：旅行是一种狂想，是对远方怀有梦想；旅行是打开一个新时空；旅行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旅行是一种开始；旅行是寻找生活；旅行是从远方回来，发现身边的美；旅行是换个心情，享受全新的体验；旅行是人生的闲笔，就像发言中的跑题；旅行是肉体的搬运、精神的流动这些看法和观点五花八门，十分精彩、精辟。
　　在我看来，诗歌与旅行不是一对双生子，而是狂想与旅途、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构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百般依存的，保有一种古老的亲密性。当我们把诗歌比作一次旅行，语言、心灵的旅行行动时，旅行何尝不是一首诗一首写在大地上、写在山水间的诗？同样，人生也是一次旅行，一次被旅行，即并未征得我们自己同意的旅行：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
　　此外，从怀疑主义的立场来说，当我们一味强调生活在别处或别处的意义时，远方可能就变成了遥远的一无所有。
　　在喀纳斯，我们听到了旅行是一种不可能这样的声音。当然，更多的人可能倾向于旅行是从远方回来，发现身边的美这种更为踏实的观点。面对一个设定的话题，差异性的谈论总是难能可贵的。
　　现实生活中，一直存在狂奔的旅行和静止的旅行，也存在狂奔的诗和扎根下来的诗。这是诗歌与旅行可以互证的又一共同点。狂奔的旅行是气喘吁吁、慌不择路，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而静止的旅行是深度体验，是静观其变看世界如何在自己眼前、心里运转起来。
　　无论诗歌还是旅行，都旨在唤醒人生的丰富和饱满，唤醒人的主体性和内在性，并以自身的有限性一种被唤醒的谦卑，去更好地面对世界和人。所以，我自己对旅行给出的定义是：通过外部变迁过一种内心生活。或者：旅行是以大地为书房的一种阅读阅读天地人生这部巨著。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旅行而不是旅游？我想区分一下这两个概念。有人说旅游是从自己过腻了的地方到别人过腻了的地方去。此话带点调侃，听上去像是一种肉体的搬运每个旅游者都是自己的搬运工。今天，这种搬运工作已显得十分繁忙。
　　旅游之游，是游览、游离、游山玩水，而旅行之行，则有一个行者在里面。游人面目不清，而行者却是有形象的。旅游更多呈现了群体性，旅行却还原了个体，甚至保护了行者的孤独。在自觉的旅行中，行者始终是一个醒着的主体，只会盈满，不会缺失。游人与行者，出没于两种时空，老死不会相遇。
　　简言之，旅游是一个消费概念，旅行是一个文化概念。前者滑行在事物表面，后者好比神奇的穿越。两者的差异，是自觉与不自觉的差异，代表了不同的认知与行为、姿态与形象。
　　再回到诗歌与旅行的话题。追溯诗的起源，行者在路上恰恰可以表述为诗在路上。在路上是一个文化原型、一种生命传统，也是文学不可忽视的源流之一。《荷马史诗》、流浪汉小说、骑士小说和反骑士小说在路上，玄奘、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在路上。《全唐诗》4万多首，或者唐诗三百首，有不少是关乎在路上这一主题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赠别诗和离别诗，以其情感的真挚、深沉和健朗，展示了唐诗繁荣的一个侧面。直至今天，它们还在温暖和慰藉我们的心灵。
　　在我们身边，还有一条行者之路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对这条东西方通道正式命名之前，丝绸之路也被叫作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同时它也是宗教、音乐、植物等的传播之路。我曾在石河子大学开讲过一门诗歌课《丝绸之路与诗歌之路》，试图阐述丝绸之路也是诗歌之路。事实上，从汉代、古罗马时期直到现当代，诗歌一直行走在丝绸之路上。
　　我们熟悉的边塞诗，可以从高适、岑参上溯到细君公主的思乡诗，上溯到先秦古籍中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瑶池歌谣从唐诗到清代流人诗歌（洪亮吉、纪昀、萧雄等），中国诗人对西域和丝路的表达达到了一个高峰。
　　丝绸之路亦是行者之路，是行者的梦想开辟出来的伟大道路。行者中有商贾、僧侣、使节、学者、乐伎、牧羊人、冒险家、植物猎人丝绸之路无疑也是由诗歌开辟出来的一条梦幻之路，是人类地理与心灵的双行线，是诗歌与旅行持久的结伴和联姻。地理与心灵的果实之一就是流传至今的诗歌，它们化为了碎片、沙砾，却传递着失去的音讯、时空中遥远的启示。
　　因此，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诗歌，以诗歌为切入点去重新考察、审视丝绸之路，应是一个新鲜的有待完成的课题。行者在路上，与远方、与陌生地域相遇，闯入另一空间，欣赏别样的风景，认识不同的族群，了解异质的文化，旅行首先是空间意义上的。当行者留住一段难忘的时光，化为美好记忆的时候，旅行就是时间意义上的。
　　我们常把最愉快的旅行说成梦幻之旅像做了一场梦。
　　因此，旅行也是诗学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