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

　　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此处所说的＂两端＂，亦有体有用，即以＂经义＂为体，以＂政令＂为用；＂书院＂者，即教授此＂明体达用＂之学也。《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学案＂，安定（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其＂经义＂即体也，其＂治事＂则用也。此种治学精神的确立，以及宋代＂书院＂的兴起，实是本之于范仲淹。宋学精神中的＂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王安石）而止，其始则亦是创自范仲淹。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先河；而庆历新政的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则使儒学得以复兴，成就了宋元明时期的新儒学。范仲淹实为宋代复兴儒学的第一人。
　　一
　　＂民＂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就是士、农、工、商＂四民＂。在他所作的《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当时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流传较广、童稚能诵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也是他＂忧其民＂的心怀袒露）。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
　　作为＂四民＂之一的＂士＂，是范仲淹自身所处的一个阶层。他认为＂士＂在社会中所应得到的待遇是：＂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也就是说，君主要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进贤授能＂，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当时的境况却是：＂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虽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禆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黙。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这里的＂禆灶＂（春秋时期郑国言＂阴阳灾异＂者，子产以＂天道远，人道迩＂批判之）是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说的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光辉＂，也正是稍后王安石与张文定公的那段问答所反映的情况：＂一日[荆公]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公欣然叹服。＂（宗杲：《宗门武库》）在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尽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要担当＂造物者＂之功，＂回此天地力＂，复兴儒学。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就必须端正士风，整顿吏治；而要整顿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慎选举＂，即改革科举 考试 的 方法 ，不是以词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取以 经济 之士＂（范仲淹所谓＂经济＂，即是本之于儒家的经旨、经义而经世济民）；而＂取以经济之士＂，又必须＂敦 教育 ＂，即兴办学校，＂教以经济之业＂，授以＂明体达用之学＂。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失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能够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它所培养出来的＂士＂，虽然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范文正公集》卷二《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顺逆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因此，他们虽然＂进亦忧，退亦忧＂，但仍不失为＂道义之乐＂（《范文正公集·年谱》）。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就是宋代所复兴的新儒学。
　　二
　　公在睢阳（按南宋时金改＂南京＂为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
　　这一段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实乃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范仲淹对索游的＂孙秀才＂给予同情、帮助，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这与范仲淹因自身的苦学经历而同情＂寒儒＂很有关系。《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之时，他在泰山＂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授以《春秋》＂。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复兴儒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年，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同时亦给孙复写信，希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年谱》）。此年末，范仲淹召还判国子监，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推荐胡瑗，＂以白衣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安定学案》）。此时，胡瑗四十二岁，经范仲淹的推荐，从＂白衣＂被授以学官之职。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戎马倥偬中，他写有《举张问、孙复状》，说孙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希望朝廷＂赐召试，特加甄奖＂（《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同年，张载来谒，即《宋史·张载传》所云：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也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说＂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庆历
　　三、四年，即庆历新政推行之时，规定科举考试＂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在京师建立太学，诏令各州县皆立学，范仲淹于此间写有《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其中讲：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下）。亦在此时，＂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安定学案》）
　　庆历年间，孙复、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而胡瑗的教学之法也被朝廷所肯定和推广，胡瑗亦被召为诸王宫教授。＂宋初三先生＂与庆历新政的关系，于此得到充分显现。随着庆历新政的夭折，石介被迫害至死，孙复亦遭诬陷被罢贬。后来，孙复得以复职，＂稍迁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学案》）。胡瑗则在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再次被召，参与＂作乐事＂，受到朝廷的嘉奖。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句太学。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军居以广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安定学案》）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延续和光大，并且形成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一股势力。《安定学案》载：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熙宁变法时，胡瑗的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这是一股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故而宋神宗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刘彝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说胡瑗的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这也是事实；但说＂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却未免尊其师而忽略了范仲淹的重要作用。胡瑗＂专切学校，始于苏湖＂，其在苏州讲学即在明道（按实为景祐）年间，在湖州讲学即在宝元年间。而天圣三年，即胡瑗在苏州讲学的十年之前，范仲淹就已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指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并且强调＂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两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慎选举，敦 教育 ＂的思想，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期以行之数年而使＂士风丕变＂。又三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提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主张通过改革科举而＂使天下贤俊，翕然修 经济 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又五年之后，范仲淹在苏州立郡学，胡瑗始应聘而专切于学校。刘彝所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胡瑗＂尤病其失＂，实际上，范仲淹＂尤病其失＂比胡瑗早十年；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这是本于范仲淹的＂敦教育＂思想；＂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这除了胡瑗的教授之功外，还应归功于范仲淹的首倡敦教育、立郡学；若无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荐，胡瑗也不可能＂始于苏湖，终于太学＂，成一时教育之盛事。
　　三
　　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人的共同努力，庆历新政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成就了儒学的复兴之势。范仲淹说＂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当时思想文化上的＂弊＂就是儒门淡薄，佛老激扬。儒门之所以淡薄，是因为朝廷以词赋、墨义取士，致使＂学者忽其本＂，＂功名思苟得＂；而佛老激扬，则是因为＂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要抑止佛老，就必须使学者＂明体达用＂，把儒学从声律浮华之词、场屋功名之学中拯救出来。
　　欧阳修于庆历二年作有《本论》，提出＂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排佛＂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居士集》卷十七）。庆历新政确立儒者的＂明体达用之学＂，即是从＂本＂上复兴儒学，抑止佛老。孙复作有《儒辱》一文，认为＂佛老之徒横于 中国 ＂，是＂儒者之辱＂。他在《与范天章书》中说：＂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词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见《泰山学案》，按范仲淹于景祐二年冬为天章阁待制，《与范天章书》是孙复与范仲淹往来书信之一）。石介也＂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三篇及《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见《泰山学案》，＂三者＂即文章之弊与佛老）。钱穆先生就此指出：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
　　＂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进士场屋之学，其意义又可解析为二：
　　其一，＂明体达用之学＂虽然是为政教立本，但因其不是为了功名之苟得，所以它亦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必非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入帝王之＂彀＂中才能实现，它自身亦有＂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这一点在科举制度下实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官僚机构的职位有限，科举取士毕竟只能考取士阶层中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士人免不了终身是一寒儒、白衣、处士。以往的儒门之所以淡薄，正是因为科举竞争的激烈，使＂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当功名之心磨练得淡泊之后，就免不了归佛入老，闲适山林。＂明体达用之学＂要将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此其所以不同于佛老；同时，它也为未能进入仕途或从仕途遭贬的士人提供了一种能够安身立命、自有＂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此其所以把广大士人从佛老吸引到儒门。宋明新儒学就是以此来排斥佛老，＂收拾＂人才。
　　范仲淹虽然27岁登进士第，但他不图富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其晚年，子弟要为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说：＂人茍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年谱》）这正是宋明新儒学为广大士人提供的一种不同于佛老的思想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此＂二者＂即：＂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以及＂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这＂二者＂或感人生际遇之悲，或喜心契 自然 之乐，实是喻指佛老。宋明新儒学开出了一种有异＂二者＂的思想境界。
　　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受范仲淹的激励而＂安于学＂，至庆历二年他50岁时才以处士为国子监直讲，他也正是其所谓＂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石介既为学官，作《明隐篇》，以语于朝曰：
　　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桑，盖有所待也。古之贤人有隐者，皆避乱世而隐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硁硁之节之所为也，圣人之所不与也。先生非隐者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于是范仲淹、富弼推荐孙复＂有经术，宜在朝廷＂。庆历新政改革科举，意在鼓励孙复这样的学人，把其中的佼佼者选拔到朝廷的大臣和郡守队伍中，但这样的学人只是＂宜＂在朝廷，其中的大多数仍免不了＂有所待也＂。因此，确立＂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些士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者＂，而是＂探索圣贤之阃奥＂、忧国忧民而又有＂道义之乐＂的儒家之士。
　　二程早年受学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后来被尊为 理学 之开山，他让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
　　程颐＂始冠，游太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程颐在此论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八）程颐体会出，要得到＂孔颜乐处＂，就必须＂正其心，养其性＂，具有＂中正而诚＂的思想境界。注重心性修养并且开掘儒家的心性 理论 ，这是庆历新政为宋明新儒学启示的一个 发展 方向（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范文正公集》卷二十有《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亦是启示这一方向）。《安定学案》载黄百家案：胡瑗对程颐＂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程颐敬礼胡瑗，而胡瑗曾与孙复、石介同学，此所以《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宋元学案》序录）。
　　其二，＂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科举场屋之学，从经学发展的意义上说，就是贬斥＂墨义＂（汉唐章句注疏之经学），而直接领会儒家的经旨、经义，从而开辟了经学 历史 的＂变古 时代 ＂。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宋史·范仲淹传》）。其所谓＂泛通＂，就是领会六经之大旨、大义，而不是矻矻于经书的章句训诂。他著有《易义》一篇，解释了乾、咸、恒、遁等二十七卦的卦义，另有《四德说》、《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等。其易学著作以义、说、赋的形式写出，这也很见范仲淹的学风特色。在《易兼三材赋》中，他说：
　　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他所注重的就是＂大易之旨＂，认为《易经》兼天、地、人三材之＂道＂，包含了＂变化云为之义＂、＂洁静精微之理＂。＂旨＂、＂道＂、＂义＂、＂理＂，这是范仲淹易学著作的几个关键词。在《天道益谦赋》中，他说：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虚于上天，虽秉阳之功不宰，而益谦之道昭宣，万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原夫杳杳天枢，恢恢神造，损有余而必信，补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为政，敦称物平施之心；圣人象以养民，行裒多益寡之道。……究至理之本，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远。高者抑而下者，举一气无私；往者屈而来者，伸万灵何遁。……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实兆民之是赖，无一物之不遂。贵退让而黜骄盈，得天道益谦之义。（《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范仲淹从《易经》所讲的＂造化之真筌＂中，领会出＂天道益谦之义＂。在他看来，＂天道＂与＂人事＂是相通的，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圣人君子效而法之，就应该在为政、养民中＂称物平施＂，＂裒多益寡＂。这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和 社会 改革意识。他希望君主能够认识＂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的道理，从而＂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在他所作的《君以民为体赋》中，他也强调君主应该＂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范仲淹还作有《老子犹龙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等等，在他晚年还作有一篇《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记其在陕西任宣抚使时，偶得佛书《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此书＂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读后＂胸臆豁然＂（《范文正公集·别集》卷四）。这表明在范仲淹的思想中也有吸收佛老因素的倾向。
　　从经学史上说，范仲淹所讲的经旨、经义算不上有什么地位，即使是＂宋初三先生＂也只是初启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庆历新政的＂慎选举，敦教育＂所确立的方向，它改变了＂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的学风，将认明＂经旨＂、＂理道＂置于＂墨义＂、＂辞藻＂之上，从而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王应麟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四
　　＂明体达用之学＂既为政教立本，又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则其精神所寄必在于学校。范仲淹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的一生也对此付出尤多，堪称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范仲淹21岁寄居长白僧舍苦学两年，这相当于他的大学预备班；此后在南都学舍苦学五年，完成了他＂大通六经之旨＂的学业（《年谱》）。这种经历使他以后极其重视兴办学校，罗致教授，培养人才，而庆历新政首先侧重的＂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以＂慎选举，敦教育＂为本源。范仲淹登进士第后，调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年谱》），以后徽学的兴盛，范仲淹与有功焉。天圣五年，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在此写有《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范文正公集》卷十八）。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将所得南园之地辟为学校，聘胡瑗为教授，由是而有苏湖之法。苏州有郡学，自范仲淹始；东南学术之盛，亦自苏州建学始。景祐三年，范仲淹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在此建郡学，＂生徒浸盛＂，邀李觏到此讲学。景祐四年，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在此建郡学，再邀李觏。宝元元年，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李觏应招到越州讲学。庆历
　　三、四年，推行庆历新政，在京师立太学，诏各州县皆立学，取苏湖之法著为令，奏请胡瑗、李觏入太学。庆历五年，范仲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在此作《邠州建学记》云：＂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范文正公集》卷七）皇祐元年，范仲淹知杭州，两次推荐李觏入太学，李觏被授为太学助教，后嘉祐四年，胡瑗以病告假，李觏入京管勾太学。
　　范仲淹在仕途中数进数退，所经之地有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浙江、陕西、甘肃、山西、山东等省份。他在南都，亲掌府学；居庙堂之高，则在京师立太学；处江湖之远，则每到一地，必建学兴教，＂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参考  文献
　　《宋元学案》，世界书局1936年《四朝学案》本。
　　钱穆，199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皮锡瑞，1959年：《经学历史》，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