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

　　【英文标题】ONTHEMODERNTEMPLEFAIRINTHESOUTHEASTCHINAANDTHEECONOMICLIFEOFPEASANTSHOUSEHOLD
　　【内容提要】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和利益分配三个侧面，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缘于特定的社区亚文化，传统的庙会消费偏好，构成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阻滞着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生成。近代乡村庙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扣联，具有经济理性而又无助的农民在庙市上的交易行为，是其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所作出的艰难选择。以庙市来枢纽家庭手工业品的农民，深受此类原始短期地方市场之害，而与其它利益既得阶层形成的鲜明反差。
　　【英文摘要】TheruraltemplefairsspreadingallovertheSouthEastChinawerecloselyrealtedtotheeconomiclifeofpeasantshousehold。Therelationsarerevealedinthepaperfromthreeaspects：consumptionfavor，dealingprocedureandinterestdistribution。Duetothespecialcommunitysubculture，thetraditionalconsumptionfavoroftemplefairwastheimportantfactorinunreasonableconsumptionstructure，hinderingthegrowthofcivilizedandhealthylifestyle。Thedealingbehaviorofhelplesspeasantsbutwitheconomcsense，wereadifficultchoiceinthefaceofphantasmagoriclocalfairinconnectionwithmodernworldwidecapitalismmarket。Thepeasantsexchangingcottageindustryproductsbyruraltemplefairdeeplysufferedfromthisprimitiveshorttermlocalfair，insharpcontrasttoothergainedgroups。
　　【关键词】乡村庙会农家经济生活市场
　　【正文】
　　依然存在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的传统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的关系如何？史学界过去几乎没有涉及。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加深对江南乡村独特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理解。
　　一、内在理解：庙会消费偏好
　　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乞丐，不是来进香的，他们也虔诚，不只是对神，更是对虔诚地信奉神的人。他们也常常排列在山道两侧，大路两旁，根据进香者的不同身份，用奶奶、大娘、姑姑、姐姐之类的称呼，用有如捣蒜的磕头，用最能让人皱眉怜惜的身体部位的展示，用谁也听不懂的念叨、咒语，求得人们的施舍。据说，乞丐中鱼目混珠者不少，有的还能借机发一笔小财，但这种情况，广种福田的香客们并不去管它。浙东灵峰寺庙会期间，每天的乞丐多达一千多人，数百人是常事（注：沈志远、乐炳成：《灵峰山葛仙翁菩萨信仰的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3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参加过苏州城郊上方山庙会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壮观场面：数百名体态各异的乞丐，蜿蜒于长达数里山径，有备而来的香客掏出角票一路洒过去。跟庙会交际消费不同，这种家庭资源的外向转移，具有单向性和无交换性的特点。
　　作为乡村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性消费，庙会花费的绝对数不能算高。但在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感觉到了这种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身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吴县东山旅沪同乡指出，赛会迎神是应做之事，烧香拜佛是必然之举，虽废时伤财在所不惜。但是对于公益有利地方诸事，要他们出一点钱，就非常吝啬，而其对于关系自身有密切之农业，如何改良，果树发生虫害损失，还有鱼池为水患成灾等等，则反不闻不问，不之顾及，推之于命运委之于鬼神，墨守成法，不事改进，为时代落伍者，此实迷信所致也。（注：醒农：《东山农村迷信问题之商榷》。）以家庭为基础的社区消费结构亦大致不离。吴江黎里镇，一年中的岁时花费倒还有限，但在中秋之夜举行的太平神会，花样百出，宿山、接佛、游河上殿、夫人会等，不一而足，故黎里一方，别无靡费，惟此一节需无算。（注：徐达源纂：《黎里志》，嘉庆十年（1805）孚远堂刻本。）
　　如果说这样的消费结构是不合理，其实是其中的消费偏好的不合理，而这种消费偏好是受制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社会的亚文化决定了消费偏好的性质。这一点，只要听听吴县善人桥镇茶馆里的农民议论就很容易明白了：
　　老菩萨会七年才得举行一次，如果一定不许出，要叫他们担保七年太平才行。
　　不要讲了，徐家场村好几家小孩，昨晚多在发寒热，一定老菩萨在不答应哩！我们要拿主义，一定要出的啊！
　　要晓得不出会，若是老菩萨显起灵来，我们七十二段的村庄，都要不太平的，你们担当得起吗？从前木渎镇绅士姜桐青，新中举人，在出会的时候，冲撞道子，隔日就暴病而卒；唐冈头村民仰鲁山不赞成出会，后来子孙继绝；你们现在不信，如果老菩萨找到头上，就不怕不信。
　　在茶馆里劝止庙会的农村改进会成员闻此十分感慨：乡民的中心信仰，只有泥塑木雕之偶像，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相沿的迷信风俗，破除实非易事，恐怕不独善人桥是如此吧！（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印行，1935年。苏州地方志馆藏。）
　　的确，不独善人桥如此！青苗会是旧时江南地区比较普遍的一种迎神赛会，大多在农历七月中旬举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干旱，病虫害频发，农民们指望通过这样的行会，使青苗返青，青苗之意存焉。在浙江慈溪乡村，人们相信，庙里的菩萨抬出来若不行会，庙脚所属村落就会有天灾人祸降临。预防灾难的青苗会自然就由受益的村落共同负担了。长期以来，形成规矩，行会经费，以庙脚村落为单位，按田亩分摊（注：滕占能：《慈溪青苗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14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要说农民的庙会花销完全心甘情愿，也不尽然。在这里，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是明显存在的。
　　在湖洲双林镇，做春社成为土地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乡村必有庙，所祀者曰总管。正二月间必有社戏一二日，费则照田科派，虽孤寡贫乏衣食不给，亦必急切筹措。经费的筹措为何如此急切呢？原来，每年必举社村中人，聚而饮啖肉食等，有定式。稍不如式，司会者当其责，广众中大声以呵。社有余钱，则按户分存生息。临期有亏，负罚甚酷。此则各村皆然者也。（注：清同治《双林镇志》，风俗。）司会者的权威来自于乡土同意权力，是草根力量的社区显示，其影响力绝不能小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61页。）！
　　在苏州西南乡，主持穹窿老会事务的村落，所认定之仪仗，亦有老账根据，不可轻易变更，如力不能负，虽借债卖田，亦所情愿。真是情愿的吗？一位段头（即会首）坦言：今年米只粜五块半钱一担，丝只卖三块多钱一斤，说句不客气的话，大家手头多很拮据，还有什么力量，来寻这种穷开心，此事都由各段头负责。从事乡村建设的农村改进委员会了解贫苦农民的难处，力劝停止出会，深合他们的心思：你们先生真是好心，能得发起不出，是再好没有了，现在米和丝都卖不起价钱，他们一定要出，真是拖人下水，叫我们穷人怎样受得住呢？（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
　　上海郊县一带的钱幡会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庙会集资方式：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载歌号游，礼于山岳祠。先是，东乡的巫师们，从元旦开始，舁偶神循门互唱索钱，结缕为胜，以奉岳神，谓之钱幡会。至是日，鼓乐骑盖送神上山而散（注：《松江府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奉贤县志》（清乾隆二十三刻本）；《金山县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4页、第35页、第37页。）。对于这种方式，说它强制吧，并不是非要出钱不可；恐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乐意为之。有趣的是，浙东一带也有类似的方式：有所谓闹龙灯者，数人执龙灯一，敲锣击钹，沿门索钱以备他日赛会之用，谓之‘抄化’。（注：《定海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816页。）钱幡会也好，抄化也吧，它们都以神的名义在行动；由此，神的意志成了巫的意志，巫的意志成了农民的意志，所谓农民的消费偏好不过是对神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