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时间观的当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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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海艳(1979—),女,宜春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江西宜春336000)
　　一、马克思时间观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意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的一场革命,也为时间观带来了全新的阐释。马克思时间观的非凡理论魅力就在于用“时间”来表征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过程。马克思在他的许多经济学着作当中,将时间与人的劳动、时间与人的自由、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联系起来,赋予了时间、自由时间以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含义,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与时间的关系。
　　(一)时间的感性本质——时间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同时“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世界之光”(P38)。这样,马克思就把时间、感性和事物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时间的问题就是感性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即个人的问题。
　　显然,马克思研究时间的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要从人本身来研究人的时间。因此,在社会领域,时间问题即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自由问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生产的异化,人们并没有开始真正的社会生活,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控制和把握这种生产关系,也不能在这种“狭隘的生产关系”中体现出人的存在的真正意义。然而,即使在异化中,马克思认为: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感性,具体表现为不幸和痛苦的意识。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他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呻吟,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时间必然要回归到它的感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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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进铭(1967—),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高雪萍(1977—),女,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江西南昌330013)
　　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类对秩序的需求源于人类的本性。秩序是社会关系的规则性、确定性和社会运动的和谐性、连续性的统一,它有利于人类自由本性的实现。从产生的方式来看,社会秩序可分为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二者的生成是人类秩序本性外化的结果。哈耶克根据这一分类,从逻辑上对法律和立法进行了区分:法律被理解为“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它是支配“内部秩序”的“内部规则”,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型构所要求的规则。“法治之法”中的规则必须是一般性的、非武断的、公知和确定且平等适用于每个人的。这种法治的纯规则是为非完美的人类服务的,给定可预见的法律制度,个体就能了解并调适自己的行为从而与他人的活动相协调。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进一步指出:法治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并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务。(P74)而立法则是支配“外部秩序”的“外部规则”,是权力机构为了组织的目的而发布的特别命令,即建构的秩序。
　　一、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自发秩序
　　自发秩序与内部规则相对应,是一种源于内部进化的自发秩序,它的形成乃是其要素在即时性的环境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并作为一种抽象的规则指导着人类的活动。因此,人类实践、规则、制度等并非由于人类预见到其益处从而有意识地、自觉地创建出来,而是无数人按自己的计划追求各自之目标的无意识的结果,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有意识地设计的结果。自发秩序这个概念不仅被用于阐明一个市场社会是如何可能发生作用的,而且可用于解释人类所有文明的形成。语言、法律、道德甚至国家的形成都具有这种进化的自生自发的特点。所有的制度和秩序的形成都是有机的、渐进的和自发的过程,而市场秩序仅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知识分工是自发秩序概念提出的认识论基础。知识是有关特定时空情境的知识,它们分散在千百万人中间,而且信息和知识具有主观而非客观的性质,它们因时因地而异。这里知识的概念很宽泛:除了价格、数量和价格预期以外,它还指可为个人所运用的各种各样的实践性知识,以及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行为的一般性规则、传统和社会习俗的默会知识。秩序是如何产生于千百万经济行为者无意识的行动的?在以复杂资本主义生产为特征的经济体内,协调过程依靠市场机制产生的价格信号的引导来完成。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所依赖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这种分散在各个人的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是我们实际进行“经济计划”所需要的那种“数据或知识”,单个头脑或中央机构无法获得所有分散且不断发展变化的知识以做出最终决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市场的“价格机制”。因为价格机制能够通过竞争过程来传递持续变化和发展的分立的个体知识和信息,而市场竞争又通过不断的试错和试验的过程来发现错误并找到有关经济机会的新知识。
　　基于对有限理性和特定时空知识及其分散性的明确阐释,哈耶克提出了理性不及的自生自发的法律进化过程。法律直接生成于人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并调整着人们的行动,它与社会同时而在,因而也就先于国家的出现而在。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不是任何政府权力的创造物,也肯定不是任何主权者的命令,而是经由法官或法学家和行动者不断做出的发现和否弃而发展起来的,他从日常司法实践活动过程中的法律规则即内部规则的角度出发去阐发它所表现出来的并使之区别于组织秩序所遵循的外部规则的特性;法律诸原则乃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方面,而且对它的陈述即自由之法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它也为个人的经济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谐及可预期的规则框架,个人则可以在这些条件下追求他们自己确定的目的和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而不是把任何具体的目的和活动强加给个人。唯有赋予每个人以一个确获保障的领域的一般性规则才能被认为是可以增进合作活动之模式的规则。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法治之法”或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明确个人行动的确获保障的领域,告诉每个人何种规定是他所能信赖的,何种物质性东西或服务是他可以用来实现他的目的以及他所具有的行动范围是什么。法律的否定性决定了它本身并不会对个人的确获保障的领域进行明确的肯定性规定,而只是有助于使这些规则支配下的个人在行动中根据他与其他人的互动和他所“默会”遵循的外部情境去划定他自己的确获保障领域的边界。因此,法律的功能在于经由消灭某些产生不确定性的渊源而有助于防阻冲突和增进合作,并有助于个人都能够根据他自己的计划和决定行事。
　　(二)自由时间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意义
　　马克思认为: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自由时间实际上就是个人可以任意支配的时间,自由时间是每个个体发展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在自由时间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 ,也可以有什么也不做的自由。它主要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P294)等,它是个体生命活动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和重要尺度,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又说:“但是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而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压力下决定的……”(P282)在自由时间里,个人才能获得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才能在艺术、科学、文化等领域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能,才能扩大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丰富人们的自由个性。同时,在自由时间里获得全面发展的个人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天地。自由时间是人的本性和本质需求,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倘若舍弃自由时间和对自由时间的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将永远停留在现实世界的彼岸。
　　二、克服时间认识误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伴随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带给人们丰富的消费品的同时,人们的时间消费也越来越被“物化”了。人们的休闲沉溺于物欲的不断追求与满足中,人的丰富价值也被简单地用物质来衡量,人的精神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空虚。于是,生活意义的缺乏、精神家园的丧失成为普遍的精神现象。这些现实问题都强烈地引起我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
　　(一)工作时间“只见物不见人”
　　在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已达到历史高峰的今天,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导致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但采用新工具、新技术往往伴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我们在工作时间感觉越来越累。“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P222)许多人已被繁重而紧张的工作压迫得都没有时间反思这些问题。过高的劳动强度,片面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商业文化,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许多事物进行深入的思考、认真的处理、仔细地品味和感受,现代社会正逐渐演变成极端的粗糙式浪费型快餐化社会,它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饮食的快餐化,还包括商品的快餐化、婚姻和性的快餐化、文学与艺术的快餐化、知识与信息的快餐化等,其后果无法想象。
　　这些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时间观倡导和高扬人的主体性的人文价值取向。一方面我们的舆论界都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倡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各项活动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又都普遍存在只把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而忽视人的主体性的倾向。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幸福生存而非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和物的增长。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和完善,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消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更离不开马克思所强调的倡导和高扬人的主体性,重视为人在未来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模式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本性,而‘以人为本’正是经济发展富有根本意义的价值取向转换。”(P3)如果说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是“物本主义社会”,那么以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则属于真正的“人本主义社会”。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对与人民群众生存质量密切相关的劳动状态给予特别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理念要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即要见物又要见人。要真正做到关心人、尊重人,大力促进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的价值和时间的价值相得益彰。
　　(二)休息时间以高度的时间意识为特征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比以往感到更多的压力,休息变得越发被动。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度,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成了潜意识里天经地义的事。并且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和通讯科技的进步,许多人的工作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长:人们不断地加班,花越来越多的私人时间学习工作所必需的新知识(学习=间接工作),人们的工作紧张度越来越高(高紧张度工作=变相增加工作时间),甚至24小时处于待命工作状态(手机、电邮的普及)。众所周知,睡眠不足、不吃早餐、食用快餐、缺乏运动、紧张是现代社会的流行病——慢性综合疲劳症、失眠、高血压、忧郁、秃顶、胃病、肥胖等最主要的发病原因。过长的工作时间,正在全球普遍性地摧残现代人的身体和精神。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过度劳动问题从反面说明了休息对于人的健康生存的极端重要性。保证劳动者的休息权是对劳动者****的尊重,在一个人道的社会里,劳动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休息,享受美好的幸福生活。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要采取更多人性化的措施切实保障劳动者的休息和身心健康。
　　(三)闲暇的物质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未来社会,闲暇时间将大大增多,人们将利用闲暇时间自由进行各种活动,对闲暇时间的合理利用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现代社会,人们要么无限制地延长休息时间来挤占空闲时间,要么用感官享受来填充空闲时间,追求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时间。这些人认为,人的价值在于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物质享受。闲暇的物质化使人们把闲暇等同于消费产品,于是,休闲与物质的紧密结合使得人们很容易放弃那些很难尽快完成的休闲活动,如阅读、沉思、诗歌写作、哲学辩论等消耗长时间的活动。转而追求那些能够立即增加产出的活动,如旅游、购物等。休闲的物质化使现代人逐渐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高层次的休闲是一种淡然处世的精神状态,这类休闲是不执着于物质目的的。有些休闲活动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休闲活动的质量与物质资源的消耗强度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关系。为此,我们要以马克思的闲暇理论为指导,从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正确对待闲暇时间问题。我们应主要逐步调整闲暇时间的内部结构,减少用于消费社会产品的时间,增加自由活动的时间,以用于享受文化生活,接受教育,发展才能和智力,使闲暇时间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马克思的时间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
　　综观马克思的时间观,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指的时间是作为人类实践的表现而存在的,是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时间。今天,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时间思想,我们仍能够感受到它的深刻和预见力。当代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劳动方式、休闲方式都将面临许多重要的变化。因此,领悟马克思丰富的时间理论的本身意义和深刻内涵并用于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助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特殊规律,始终确立并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树立时间的节约意识,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时间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在当代,时间资源的重要性备受关注,提高时间利用率、挖掘时间潜力成为经济活动的主旋律。马克思经济论着中有许多关于时间资源的论着,他认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P107)马克思把一切节约都归根为时间的节约,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时间节约和时间分配定位为首要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就是节约,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节约的学问。节约什么呢?节约劳动时间。在这里,马克思反复强调了时间的节约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运用时间节约规律对于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发展速度以加速度的态势进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无论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需要加快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没有速度的发展不是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较慢也是一种不发展。发展速度就是赶超发展的时间,是在同样的计量时间内取得更多的成果与效益,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和时间赛跑,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创造更多自由时间,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着作中论述了他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从马克思的论述,我们不难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实质就是在人充分拥有自由时间的前提下,个人能力、个性的全面发展。自由时间的多少是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依赖于自由时间的保证。马克思的时间观,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之一。
　　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充裕的自由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奋斗才拥有的自由时间的量。这标志着我们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逐渐从谋生的手段变为发展的目的;标志着我们从满足现实的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标志着我们开始从有限的发展转向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新阶段。当然,还应看到,在当今中国,由于经济成分的多元性,在一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占有工人自由时间的现象。一些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用多种手段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而占有了工人的自由时间。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下岗、失业人数增加,使一部分人失去休闲的机会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当然,自由时间是一个人的财富,我们要让其成为修身养性、创造精神财富的宝藏。人们不仅是在自由时间里寻找快乐,也是在自由时间里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时间观,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研究和掌握社会结构的时间特点,争取最大程度的时间效益;充分利用时间这种特殊的宝贵资源,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又要求我们在不断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中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劳动时间节约和资源节约真正融入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通过节约型社会的构建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科学地利用时间,将会成为社会发展趋势,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将会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多而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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