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经学论文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