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来源与特点探析

　　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传统民族关系思想、降清汉官阶层和其父努尔哈赤的影响，又受到古代少数民族领袖的影响，同时又与皇太极本人的经历及当时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
　　皇太极的民族关系思想受到传统的柔远安边观点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史上，统治者如何对待异族，曾经引起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核心不外乎怀柔与征伐，或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这两种观点。如辽道宗的示信以怀远方，狄仁杰的不事四夷，侯应的威治百蛮以及王安石的德力观等。汉代的王舜和刘歆认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臣服四夷，才有了汉朝单于守藩，百蛮服从的万世基业。北宋司马光反对轻易对异族动武，他指出：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因入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矣！况今公私困竭，将愚卒弱，乃欲驱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虏，其无功必矣！岂惟无功，兼后患甚多，不可尽言也。皇太极的心服为贵思想与王安石的德力观既有交融也有不同。王安石认为苟力不足虽有德如文王尚不免事夷狄。德力统一，但以力为先，以德为辅。而心服为贵是以心服为根本，力服为基础，先要缚其身重在治其心。在隋文帝看来，少数民族政权强则反叛，弱则卑服，如欲征服他们，要么以威制服，要么以德感怀，要么两手并用，双管齐下。皇太极的心服为贵思想与之一脉相承。心服为贵思想十分明确，力服是手段，心服是目的。满蒙汉一体的实质则是在心服为贵思想基础上的德力统一，其基本内容是在心服的前提下施恩厚养。
　　降清汉官阶层对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当时，满清统治政权中有两种人深受儒家教育，一种是皇太极诸兄弟的汉族老师，如龚正陆、方孝忠；一种是降清的汉官，如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汉族老师对皇太极不断灌输儒家思想，有启蒙的意义。归降的汉官经常上疏论治国之道、为君之道，多次谏言皇太极要遵法先王、施行仁政，达成尽伦常而化民，故立万世不朽之经伟业的目标。皇太极均欣然接受，并且把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上升为治国理政的主题思想。崇德元年七月，他在册封五大福晋的册文中说：信守三纲五常，系古圣汗等所定大典。今我正大位，当仿古圣汗所定之大典。乃父努尔哈赤对皇太极影响极深，努尔哈赤子嗣众多，但皇太极子以母贵，因母被宠而受父爱，皇太极自身也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作为嫡子，从少年时期即受父命管理家务，父兄对其依赖如眸子。皇太极的满蒙汉一体思想与努尔哈赤的诸申、蒙古、汉人同居一城应犹如一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皇太极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领袖阶级立场一致。他经常引用辽、金、元史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皇太极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存在，不在于统治者属于哪个民族，决定性的条件是他能不能对人民有恩德，能否让百姓心悦诚服。君臣之位，非天地之不可易也。如崇德六年（1636）四月，皇太极上尊号不久，在给朝鲜王的书中云；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此言诚是。量素为贫贱，若有大德，其人可为天子。向为帝王者若无德，可为小人。是故，古之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金乃东夷，而有大辽之天下，招安宋国。大元乃北方蒙古，而有金之天下。大明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大元之天下。天子无德，不能获取百姓内心对统治的同意，照样成为孤家寡人。皇太极反对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的观点。他认为，夷可以变夏，夏也可以变夷。朕为大清，尔为大明，各君其国而已，有何崇卑上下之可争。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者哉！独不观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这与匈奴人刘渊宣称的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一脉相承。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他对民族观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通过史实证明，夷华一体，反对华尊夷卑，反对大汉族主义，但也不实行大满族主义，而是满蒙汉一体，心服为贵。他说：自恃其力而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皇太极长年随父征战，见惯了刀光剑影，朝服夕叛，勾心斗角。因此皇太极柔德怀远，开诚布公，采取无差别的民族政策，以求满蒙汉一体，天下归心。
　　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是在总结满蒙汉文化与历史，结合满清实际，总结后金与明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概括地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匡正遗策的理论勇气。乃父努尔哈赤依靠八旗兵东征西讨开疆拓土，虽然实现了赫赫武功，但在民族关系上却遗留了许多问题。满蒙虽有联姻，但是关系并未牢固化、制度化，是为满蒙不固。朝鲜虽受礼遇，但是仍固守事大主义，与后金若即若离，是为满朝不和。汉族官民社会地位低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仇视满族，是为满汉形如水火。皇太极登基之初，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也要受到诸贝勒共议的法律的约束，恪守八王共治的各项行事规则。邦本未固，骤然实施改革，必定会触动旧有的利益格局，引起权贵阶层的反弹，甚至影响朝局的稳定。历史上早有教训：昔商鞅变法，士族怨愤，秦国虽蒸蒸日上，然商鞅徒遭车裂之刑；战国吴起明法审令，抚养战士，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诸侯望风影从，吴起却死于乱刀之下。因此改革旧政之弊，匡正遗策需要极大的勇气。作为一个谙熟民情的政治家，皇太极深知维护国家稳定必须控制民族矛盾。而控制民族矛盾，单靠强硬的军事手段以力服人非久安无患之道，若要使人心悦诚服，除了必要的军事征讨，应恩养万民抚远四方，以求结恩固义，上下同心，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社会矛盾尖锐，在于政略不明，人心不固。为使天下归心，他甘冒政治风险，改必改之策，行必行之法，匡正其父抚养满洲，诛戮汉人的遗策，推行满蒙汉一体之法，彰显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的气度。
　　第二，直面焦点的务实态度是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特征。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都是在应对金明严重的民族矛盾的过程中形成，都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提出的。努尔哈赤当政后期，后金内部汉民起义不断，经济濒于崩溃，军队强横不得民心，蒙古诸部落首鼠两端，朝鲜阴袭其后。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形势，皇太极坚持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对内部采取安抚汉民，和亲蒙古的政策，对外部则采取残明和臣服朝鲜的政策。安抚汉民是解决满汉民族矛盾的关键。满蒙联姻在皇太极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崔明德先生认为皇太极时期的满蒙联姻有四大特点：一是持续不断、二是高度重视、三是蒙古王公之女嫁到满清后，大都得到了极高的地位、四是联姻对象扩大到自己的对手。臣服朝鲜是在怀柔政策失效后采取了武力征伐，解决了征明时的后顾之忧。残明是皇太极的图远之计，是后金的最终目的。皇太极根据时势，后金强则侵明、伐明，后金弱则议和、互市，在边疆问题上真正做到了游刃有余。
　　第三，求同存异是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一大特点。求同存异是皇太极时期民族关系较为和谐的重要原因。皇太极当政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不同利益缠绕交错。如果他一意孤行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漠视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诉求，忽视日益扩大的民族矛盾，那他就必将步其父宁远之败的后尘。求同则怨可解，立异则恨难消。皇太极决定安邦固本，求同以安定民心，存异以团结满汉，化解民族矛盾，恢复生产发展，理顺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大家团结在伐明的战略目标下。在文化上，皇太极要求满族向汉族看齐。在战攻之世，虽然文化上的优势不能改变天运的循环，但皇太极时期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与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因民族矛盾导致的社会分裂。在宗教上，皇太极要求满族兼信藏传佛教，以求敬一人而千人悦，结蒙藏民族之欢好。在经济上，皇太极政权不断与明朝、蒙古、朝鲜展开互市，互通有无，满足双方不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