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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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却往往重卢卡奇轻葛兰西，对葛兰西理论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对其理论的哲学立场(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评判，以及对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方面，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为数不多，而且往往把它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放在一起作为同一理论观点来研究，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理论支撑来论述。所以，有必要对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对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人手，探寻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葛兰西在其代表作《实践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并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葛兰西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使“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性的概念，以适合时代与实践的发展。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最高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总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表现在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中，并使它们统一起来的社会集团的社会意识(思想)。他指出：“在这里，人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但得以在世界观的最高意义上使用此词为条件，就是说它默默地表现在艺术、在法律、在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
　　葛兰西还在各种意义上区分并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提出“有机的意识形态”和“任意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对二者作了区别。他指出：“人们必然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就是说，那些为一个特定的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在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需的范围内，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在意识形态是随意的范围内，它们只创造个人的‘运动’、论战和如此等等(虽然甚至这些也并非完全无用的，因为它们像一种同真理相对照、证明真理的谬误那样地发挥作用)。”可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意义宽泛的中性词，而且研究得更为细致与深入，这与马克思多在否定意义上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同。“在他那里，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不再是单纯消极和否定性的，而有可能根据它的革命性而成为积极和肯定性的，或者说，意识形态依照其阶级性而区分为进步的与落后的。”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发展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那时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指唯心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也多是在否定意义上指称这种意识形态，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进行思考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处于低潮，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开始兴起。”所以，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宽泛意义、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更适合并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更具有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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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剖析“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马克思创造性地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生活的反映”这一科学论断给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无疑是具有创见性的重大科学理论。实践的发展使得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在葛兰西生活的时代，葛兰西在研读了大量马克思的着作基础之上，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这一基本理论命题，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策略的指导，形成了对社会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首先，葛兰西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即思想与活动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影响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人们的思想和活动并不总是一致的。葛兰西指出：“思想和活动之间的这种对照，即两种世界观——一种在言词中得到肯定，另一种则在展开于有效的活动之中——的共存，在这样一些场合，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对立，不能不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为深刻的对立的表现。它意味着，那个社会集团确实可能具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哪怕只是胚胎状态的，一种表现在行动中的、但却只是偶然地和在刹那间的世界观，当着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去进行活动的时候，由于它在智力上从属和服从[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缘故，却采用了一种不是它自己的、而是从另一个集团那里借来的世界观，但它却在口头上肯定这种世界观并相信它自己在遵循着这种世界观，因为这是它在‘常规时间’内遵循的世界观，也就是当他的行为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从属和服从[另一个集团]的时候遵循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不能把哲学同政治分离开来的原因。而且人们还能进一步表明，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也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这说明：第一，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是很复杂的问题，它与政治、哲学和信仰都息息相关。第二，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不仅由社会实践所决定，而且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制约和影响。第三，社会实践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先于社会意识的独立存在，这使得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成为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决定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指明了人们如何认同并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在思想与活动发生矛盾时，人们为什么会从多种意识形态中选择、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所在。
　　其次，葛兰西注重对同一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多种社会思潮的发生、散播及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葛兰西注意到不仅实践、思想和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而且他还研究了“在一切时代都同时存在着许多哲学体系和思潮，这种情形是怎样发生的，这些思潮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是怎样得到散播的，以及在散播的过程中，它们为什么会沿着某些路线、朝着某些方向分裂开来?”社会实践不仅产生了意识形态，而且产生了多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甚至还产生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这是葛兰西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背景下，促成了葛兰西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同一时代、实践条件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这是在新的时代和实践条件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贡献。
　　三、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在同一社会实践中会产生多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出现了在一个国家之内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统治阶级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关于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首先，实践哲学有着不同于其它哲学的意识形态统一方向。“一般的内在论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下列事实：它们不能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创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实践哲学倾向于不把‘普通人’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水平上，相反地，倒是把他们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其次，葛兰西指出了在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新世界观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原因)而得到传播的，但是，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性的要素，权威性的要素以及组织的要素，在不论是单个的个人还是一定规模的集团确定了总的方向之后，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的检验。”最后，葛兰西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建设新世界的先导，展示了他对于进步意识形态追求的勇气、信心、希望和对建设新世界的渴望与热情。“一个新世界的开端，尽管它们总是粗糙的和凹凸不平的，却总比旧世界的垂死挣扎和它所产生的绝唱来得好些。”
　　葛兰西把策略的因素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摆脱了抽象的思辨性，获得了现实的政治意义。他认为，首先，“工人们只有获得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才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进而影响和改造社会实践。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东西方社会的结构不同，所以，在东方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而在西方则不能采取这种形式，西方革命的核心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取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先获得市民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然后才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其次，统一的意识形态是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
　　葛兰西指出：“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那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不一致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描绘出存在着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极权主义”是指“在‘统一的’、‘吸收一切的’意义上”说的。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统一的观点和策略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建设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导和保证，要致力于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社会思想和多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社会因素来实现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四、探寻“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的意识形态原因”
　　在葛兰西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行动之中也难免会有危机和错误，这其中也会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
　　首先，葛兰西不回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这一方面展示了葛兰西作为一名实事求是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所拥有的正视危机和错误的理论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本质的继承与发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根本。
　　其次，葛兰西认为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并不是完全由社会生活实践决定的，而且社会生活实践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复杂过程，所以“在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时刻，政治都是基础中发展趋向的反映，但这些趋向却并不必定得到实现。对于基础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它走完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之后才能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而在发展过程本身期间，人们只能假设性地进行研究，并以处理假设为明确条件。”在这里，葛兰西一方面指出了意识形态研究过程中实践的非唯一决定性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指明了实践研究的阶段性与不确定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以及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性与无限性原理在实践中的理解和展示。
　　再次，葛兰西力图寻找错误和危机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他说：“某一种特定的政治行动可能是统治阶级领导者方面计算上的错误，对于这种错误要由历史的发展，通过指导阶级的议会的和政府的‘危机’来加以纠正和超越。而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却不容许有错误的可能性，认为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所决定的，所以是基础的一个实在而永恒的(在实现了的意义上)的变化[的反映]。‘错误’的原则是一个复杂的原则：人们所涉及的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计算的基础上的个人的冲动，也同样可能是特定的集团或派别在指导集团内部接管领导权的很不成功的尝试。”可以看出，葛兰西特别关注个人主体和集团主体在主观意识方面和主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意识形态调整以及发挥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来对问题加以解决。这是在实践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论述中提到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这种误解所导致的行为结果是：一切都是由客观基础决定，那么人们便不用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负责，这种观点是必须批判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没有一个独立于人和人类社会之外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种观点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
　　总之，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于意识形态有关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启发、警醒等作用，而且使人们能够更清醒地反思在今天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它再次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现实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才能有的放矢地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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