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生产力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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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Overall Productivity)从内涵上讲，是指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从外延上讲，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者合称“生产力三要素”。实现生产力的目标离不开四个领域：Land(土地)、Labor(劳动力)、Capital(资本)、Technology(技术)。因此，生产力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作为实体的“三要素”的总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根据这个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像竹子的生长，中间存在着若干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是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解体的时点，也是生产力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发展的极限。因此，要掌握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首先要清楚生产力发展的节点。生产力中的生产要素三分法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该原理适用于中国古代多数时期的生产力，如传统哲学思想中关于提高生产力的文献《易经•旅》就描述了生产力的三要素：“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资”即上文已讲过的资本，“次”与“僮仆贞”分别指土地和劳动力。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大学》一书的记载中看出生产力的三要素，如：“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在《大学》的生产力要素中：第一个要素是有德行的人，第二个要素是土地，第三个要素是资本，而这三个要素均属于现代企业的资源管理和生产力的范畴。
　　生产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因此，生产本身要得以持续不断地展开，就必须首先有一个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者之间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有生产才有生产力，有生产力才有企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学会正确地运用能产生价值的生产力资源，以满足顾客需求的目的。西方着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讲到生产力目标时指出，生产力目标是让资源更具生产力：生产力是对管理能力的第一个检测，检验资源是否都利用了，它们的产出是多少，没有生产力目标的企业没有方向，也无法控制。生产力是一个企业内各部门的管理以及与其他企业的管理作比较的最佳标准。而衡量这个的关键因素就是生产力，即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他们的收益，不断提高生产力是企业管理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企业管理者负有对生产资源配置成生产性利用的责任，这也是企业管理者的行政功能之一，从经济角度而言，我们将其称之为生产力。美国的管理学大师泰勒在“科学管理理论”中就提醒管理者，人的能力各有差别，而每一个人在做适合他的工作和任务时，有资格要求自己能够得到一份好的收入和赢得尊严。而管理者有责任发现每个人最适合干的工作，并赋予他这份工作，通过分配任务，提供所需要的工具和知识以及足够的管理支持以及培训，帮助他提高绩效，让员工更具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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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缪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文学于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流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法国,以萨特、加缪为代表作家。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上帝死了”使宗教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地位动摇,开始了“一切价值重估”。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发达,但物质以外,人在精神上的困惑和不安也随之而来,人们开始缺乏归属感,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人不仅对世界,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怀疑。于是,存在主义在此时应运而生,它是试图化解人对于荒诞所感受的异化感和找不到出路的迷茫感的良药。
　　存在主义的哲学依据主要是“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同,存在主义注重形象胜于抽象,作家们往往善于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哲学和思辨色彩;其文学题材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总是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其基本主题是在极限的境遇里,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表现人在荒诞、绝望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绝境,还试图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重新建立人生观,这个重建包括反抗、自由、激情。
　　加缪,一向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一直否认在他身上冠以这个称号。事实上,每一个存在主义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同的存在主义。加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不同,他并不试图解释世界的荒诞性,他的关注在于人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并着重体现爱与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加缪从不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但他在作品中往往直面人、人的尊严、人的命运以及人应该怎样选择人生之路。加缪虽然没有形成其完整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然而,在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髓远远比哲学内涵更为丰富。
　　春秋时期，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齐国的丞相管仲从财富生产靠分工的生产力理念出发，把国民分为四类(简称“四民”)：士、农、工、商，并按照这个顺序对国民进行分别编制，使“四民”自身都进入职业化状态，并且世代相传，除农民中的杰出者可升入士外，其他人的职业基本实现“固定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利于人们积累各自的职业经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管子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实行分业定居后，士处“闲燕”，“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因而，“四民分业”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还对提高“士”的道德修养十分有利。具体来看，农民集中居住于乡村，“旦暮从事于田野”，与田地相结合，这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者集中定居在城镇，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专业化水平，更有利于他们选择精良的器材，从而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商人“就市井”，“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管子•小匡》)，商人们熟知货源，掌握商品信息，就能够做到调济有无，活跃市场。总之，实行“分业定居”可以使士、农、工、商四民在其各自所居的地域中形成浓厚的专业氛围和广泛的技术交流，从而有利于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升社会组织的生产力。同时，管子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人被动地顺应自然的生产力，《管子•度地》篇中把天看作是自然之天，并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在此基础上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注意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自然相协调而提高生产力。因为在古代农业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产业，并得到统治阶级的一致重视，但当时的农业产业也是最依赖自然规律的，所以农业经济也主要是遵循自然规律。在生产力主要依靠自然条件，生产手段又十分原始和落后的情况下，一切行为方式均要顺乎自然规律和按季节行事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例如，齐国靠近大海，湖泊、河流很多，因此，齐国把水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重视对境内水文的开发利用：“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长有危殆矣。”而水的特性则包括:“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为了更好地控制河流，使河流资源能为所用，齐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构筑了许多堤防：“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上，小其下，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于柏杨，以备决水。”(《管子•度地》)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管子所强调的“人与天调”的思想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即自然界是人类获取生产资料和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之一，离开了自然界所提供给人类的各种生产资料，人类将无法生存和繁衍。而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首先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节奏和韵律行事，以利用好自然环境提高企业的生产力。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康熙皇帝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生产力的重要性：“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不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企业发展，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力量。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尊重人的劳动及其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以便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三个决定性力量就是合理的制度建构。对企业管理者来讲，注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生产力要素与生产力关系的辩证思维，对生产型企业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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