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南雅厅建置的研究

　　清代台湾地区的行政建置沿革复原，前贤研究十分充分，基本也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尤其是清代台湾府县的建置问题，因史籍记载清楚、详细，诸家意见完全一致。唯关于厅的建置的考订，尚有诸多可讨论之处。这是因为:(一)厅在明末萌芽，但主要在清代得到推广，并形成地方政区形式的一种，本身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关于厅的判定，学术界存在的不同意见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全国范围内厅的数目和建置时间，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只要比较一下专门记载清代政区建置沿革的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及《清史稿地理志》之间关于厅的记载的巨大差异就能知晓;(二)厅是一种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因此，如果不参照全国其他地区厅的特征，仅仅依靠台湾地方文献对厅的存在与否进行断定，难免会导致偏颇之处;(三)方志材料固然是研究政区沿革必须参考的资料之一，但志书修纂者往往受限于局部思维方式，而较难从整体的视野去把握问题的本质，且志书修纂者掌握的材料并非都是最直接的，因此，对台湾厅的解读必须尽量发掘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第一手档案材料，而以方志材料为辅助。
　　南雅厅在以往的研究叙述中，通常被视为光绪二十年(1894)所建，而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随即被日本人侵占，是清代台湾最后一个厅的建置。这种看法在有关台湾史的论著中极为常见，几乎成为常识。谭其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1894年台湾图中，南雅厅被作为县级政区标注其上，台湾中研院开发的台湾历史文化地图系统之光绪二十年(1894)县(厅)界更是标绘出了南雅厅的治所和厅界。
　　当然，将南雅厅视作政区并非始自现代，早在台湾割让次年，署名思痛子所撰《台海思拗录》就称全台领府三、州一、厅四、县十一，其中厅四中就包括南雅厅。民国初年刘锦藻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中亦载:南雅厅，在府南百余里，原为大栽炭等番社地;光绪十二年，奏设抚垦大臣，理抚番事。二十年，新设厅，治南仔。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明确写到:(光绪)二十年，以台北为省会，设南雅厅。卷五《疆域志》中专门为南雅厅列目，记载南雅厅辖海山堡，较为细致地讲述了南雅厅的设置与开发过程。日本人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上卷亦认为南雅厅是存在的。连横等对南雅厅的认定对此后学术界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权威、可靠、全面著称，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记述台湾一省建置沿革的《重修台湾省通志》也称:至光绪二十年，台湾巡抚邵友镰又奏准于淡水县海山堡一带增置一厅，名曰南雅厅，添置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一员，隶属台北府。厅治设于南仔，管辖一堡，曰海山堡其依据正是刘锦藻、连横、伊能嘉矩的著作。
　　笔者在参与国家新修清史《地理志》项目台湾部分的撰写过程中，对台北府下是否为南雅厅单独列目一直困惑不己。在细致阅读了相关材料以后，笔者对厅这一制度在明清之际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史演进做了一番较系统的考察，由此再重新思考台湾一地的厅制问题，发现学界前述对南雅厅的认定多局限于台湾地方文献的记载，而并未考虑到清朝整体厅的制度本身，换言之，对究竟何种建制为厅这一前提并未有所讨论。另外，以往研究也基本未利用到清朝中央档案中关于南雅厅设置的原始奏疏。正是由于上述两个缘故，笔者认为南雅厅的认定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实际上南雅厅并不存在。笔者在提交的《清史.地理志.台湾》未刊稿部分中并未将南雅厅视作与州县相同的政区而列一专门条目，而是在台北府下将南雅同知作为一个分防于台北府城之外的职官来处理，与不少对台湾政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专文介绍这样处理的原因，并求教于学界先进。
　　首先看什么是厅。关于厅的判别，要回到《大清会典》这一清代最重要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典籍上。第一部记载厅制的是嘉庆《大清会典》:
　　凡抚民同知、通判，理事同知、通判，有专管地方者为厅。其无专管地方之同知、通判，是为府佐贰，不列于厅焉。
　　光绪《大清会典》语句与此基本相同。清代的同知、通判均有分防到府城之外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分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全面行政职能的，从而构成一种新的政区形式，就是厅;还有一种是同知、通判虽然分驻到府城之外，但往往具有特定的、具体的行政安排，如专管水利或专管盗贼等某一方面的功能，在文献中往往又被称作水利同知、通判，捕盗同知、通判等，不具有全面之责，也不具备政区功能，这也就是《大清会典》中对厅和府佐贰两种性质的分防同知、通判所作出的明确区分。所以，并非所有的同知和通判分防到府城之外，就可被视作厅的建置。要判断同知、通判分防区域是否是厅，最重要依据正如《大清会典》所言，厅要有专管地方。
　　专管地方意味着在这一辖区内排斥了同一级其他权力的介入，也即是同知、通判在辖区内从事一切行政事务不受其他知州、知县及同知、通判的束缚，换言之，该同知、通判在辖区内具有全面的行政职能。一般而言，行政职能所指甚广，又因钱粮和刑名，尤其是命盗案件的审验权乃清代正印官职责的上限，故一般可用钱粮和命盗的权限来衡量是否有专管之地，清人也曾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嘉庆八年时，经奏请在安徽宿州南平集地方设立抚民同知，将侩河以南五十三集统归管辖，一切刑名、钱谷事件照依直隶厅之例俱归该同知专管，此时所设正是厅的建置，因其专管一切刑名、钱谷事件。但仅仅五年后，护理安徽巡抚鄂云布就奏请更改同知章程将抚民同知改为捕盗同知，所有刑名、钱谷事件仍归宿州经管，将宿州、灵壁、怀远、毫州、蒙城五州县并归该同知就近督缉，刑名、钱谷改归宿州经管，该同知仅仅管理捕盗事宜而己。可以看出，依照清代典章制度，厅与府佐贰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钱粮和命盗上。
　　因此，欲认定南雅厅的存在，从清朝制度而言，必须看南雅厅是否具有专管之地，分析其长官是具有一地的全面之责还是仅仅分管某一方面的具体事务。如果具有全面之责，则属于政区性质的厅的建置，如非，则仅仅是府佐贰而己，不可列于厅的行列。
　　南雅之地，在今为桃园县大溪镇地方，在清朝原本属于淡水厅管辖，台湾建省后又属淡水县，属于平埔族宵里社的活动区域。其后汉人沿大栽炭溪不断向上游开垦荒地，遂逐渐进入南雅一带，道光、同治时期，开垦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台湾开埠以后，大栽炭一带樟脑种植十分兴盛和繁荣。连横《台湾通史》言简意赅地记述了这一土地开发过程:
　　南雅为抚垦之地，而大栽炭实当其冲。先是道光八年，陈集成始拓其土，锄握并进，弓矢斯张，而番害未敢也。光绪十二年，巡抚刘铭传奏设抚垦大臣，置抚垦局，辟良田，开沟恤，伐木熬脑，以施番政。其不服者，则移师讨之，而大栽炭之景象一新。然地处内山，距治较远，而居者日多。
　　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主持台湾事宜，推行开山抚番，并于大栽炭设置抚垦总局，由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帮办，成效显著，十三年(1887)刘铭传向朝廷奏报:
　　再太常寺少卿臣林维源奉旨帮办台北抚垦事务，自光绪十二年四月回籍开办以来，垦辟新旧荒埔至七万余亩，业经淡水县丈量三万余亩，一律升科，其余侯三年后陆续升科，所有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己无旷土。
　　到了光绪二十年，大栽炭地方开发己较为成熟，人民之垦番地者，前茅后劲，再接再厉，合力一心，以自成其都聚;，
　　新任福建台湾巡抚邵友镰于是奏请在该地设立官治机构。这一事件成为南雅厅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源头。以往研究均未注意搜寻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邵友镰的原始奏疏，今兹将邵氏全文引录如下
　　头品顶戴福建台湾巡抚臣邵友镰跪
　　奏为请设分防同知以资控制，恭折祈圣鉴事。窃查台北府属大栽炭地方在南雅山下，宅地奥衍，环绕丛冈。北距淡水县治七十里，南距新竹县治一百二十里，辖隶淡水，实为两县沿扼要之区。光绪十二年间，前抚臣刘铭传请派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事务，曾以南雅地方可分一县奏陈圣听在案。该县自开办抚垦以来，民番交错，久成市镇。近年茶叶、樟脑萃集于此，商贾辐揍，生业日繁。且地逼隘防，又值历年用兵之后，奸民、游匪出没靡常;弹压稽查，在在均关紧要。若照前抚臣原议分设县缺，则粮额并无增益，转多分疆划界之烦;若暂事因循，则淡水县远附府城，又苦鞭长莫及。似非府佐分防，不足以资控制。节经委员会县勘覆，批伤司道督同该府核议，拟请添设分防同知一员管束社番兼捕盗匪，作为冲、繁、难、调、要缺，名曰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以淡水、新竹两县沿山地界归该同知管辖。所有民番词讼、窃盗、赌匪等案，准其分别审理挚禁;遇有命、盗重案，就近勘验、通报。自徒罪以上，仍送该管县审拟解勘。辖内疏防案件，照督缉例开参。如蒙俞允，应请伤部铸颁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关防，傅昭信守。至该同知应支养廉，拟请按照基隆同知年支银八百两，由司给领。其年额棒银，应照例支银八十两;并照澎湖分防通判请设各役四十九名，年支役食银三百三两八钱;编入淡水县存留项下动支。据藩司唐景裕会同台湾道顾肇熙议详请奏，并声明勘建衙署、募设书吏应由添设之员察度办理等情前来。臣覆加查核，系为因地制宜起见。是否有当?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谭钟麟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伤部议覆施行，谨奏。
　　光绪皇帝批示:该部议奏。该奏疏交由吏部后，吏部讨论的结论是:原奏均应如所请办理，嗣后该同知遇有勘验、通报迟延，应由该抚将该同知职名查参，报部议处。刑部讨论的结论是:既经吏部议准，所有该处民番词讼、窃盗、赌匪等案，应由该同知审理挚禁;遇有命、盗重案，即令就近勘验、通报。其自徒罪以上，仍由该管县审拟解勘。似此分别办理，自可各专责成，均应如所奏办理。礼部讨论的结论是:既经吏部议准，自应铸给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关防一颗，傅昭信守。另外，户部还同意按照台湾其他同知的标准给予棒银、养廉银，工部讨论了该同知衙署的选址、建造计划等等。九月初一日奉旨:依议。钦此。经此过程，南雅同知的设置最终得到批准。
　　从上述来往奏疏中，可明显看出南雅所设绝非厅的建置，理由如下:
　　(一)奏疏中明确提到刘铭传曾经试图在南雅设县，但未成功，邵友镰也不同意设县，若照前抚臣原议分设县缺，则粮额并无增益，转多分疆划界之烦，实际上邵友镰并不同意在南雅地方分割出一块区域，建设一个新县。如果所设是一个正式的厅的县级政区，岂不是要和淡水县分疆划界，不是正与邵友镰所奏相违?
　　(二)奏疏中提到新设官员名称为台北府分防理番捕盗同知，也不是厅长官的名称。前引《大清会典》明确指出，厅的长官是抚民同知或理事同知。前引安徽南平集最初拟设厅这一政区时，长官就带有抚民同知的头衔，而当朝廷取消厅的建置，将其改为分防府佐贰性质的同知时，官衔马上改变为捕盗同知。从清代制度而言，脯盗同知绝非厅的长官所应具有的名称。连横《台湾通史》记载南雅抚民理番通判一员，误植抚民二字，与事实不符，或许这正是连横之所以将南雅误认为厅的原因。《台湾理蕃古文书》中收录了一件南雅同知为土目夏矮底批示发给垦单的文书，其自称是署理南雅理番总捕分府稽查台北脑务兼带隘勇左营，也不称自己为南雅厅。
　　(三)奏疏中提到南雅同知的权限是所有民番词讼、窃盗、赌匪等案，准其分别审理挚禁;遇有命、盗重案，就近勘验、通报。自徒罪以上，仍送该管县审拟解勘，可以看出该同知仅能处理民间细事，稍重一点的刑罚都不能亲自处理，而遇到命盗重案，只能勘验、通报，审理权还在附近的县。且该句中该管县的表达尤其值得注意，南雅地方仍然是归属淡水县管辖的，同知的棒禄仍然在淡水县存留项下支出。且邵友镰前己提到南雅地方是有粮额的，如果南雅真是厅的建置，则钱粮自然应由厅来直接征收，转运至府或布政使司，但文中对钱粮之事一无所提，可见南雅同知根本不具有钱粮征收之权。台湾淡新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光绪二十一年的移文，当时南雅地方脑户林明德积欠防费银元，时任南雅同知的宋维钊移文淡水县，请其即伤派干差，协同敝役迅往该脑户家中将屋标封变价，抵还清款，以免日久任宕，可见连这类民人欠费的小事都需要请求淡水县协助处理。既不具有刑名重权，又不参与钱粮征收，南雅同知又如何构成专管之地，又如何会成为厅的建置?
　　由上可知，南雅同知只是清代众多捕盗同知中的普通一员而己，在南雅地方重点处理民番简单词讼，遇到重案，要立即向淡水县通报，由县审理，不具有与淡水县分疆划界的性质，也不构成厅的政区建置，以往将南雅厅视作清代台湾政区建置沿革的叙事链条，显然是不准确的。
　　但可能会有另外一种质疑，既然南雅不成为厅的建置，但清代文献中为何又会有南雅厅的说法，如《台湾诗乘》载日本侵占台湾时，(五月)二十日楼分据南雅厅治。其实，这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从清代制度而言，同知分防分两种:一是厅的建置，具有全面之责，类似清代台湾的基隆厅、澎湖厅以及淡水厅、噶玛兰厅等，这样的同知及其辖区称作某某厅是毫无疑问的;二是府佐贰，只是具有捕盗、水利等某一方面的具体职能而己，不应被列为厅，但因同知、通判的衙门从明代开始被俗称作厅，因此文献中往往也把这一类非政区的同知、通判机构也称作某某厅，但这只是代表该机构的名称，并不代表它就具有政区性质。不能因为在文献中找到某某厅的说法就断定为政区，还必须具体深入到同知、通判具有的职能权限中才能判断。
　　关于南雅厅，还有另外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南雅厅虽然朝廷审议通过了，但因为台湾随即割让日本，并没有来得及实施，如《台湾地舆全图》弃言部分写道:光绪二十年，虽曾奏准就淡水县海山堡一带添设一厅，名之曰南雅厅;旋因中日战起，未及实施。吴振汉总编纂的《大溪镇志》载光绪二十年清廷为发展樟脑事业新设南雅厅，将大姑嵌庄划入辖区，厅治就设在大姑嵌，清日甲午战争后，清战败割台，故南雅厅未及实行，又称光绪二十年台湾巡抚邵友镰在淡水县海山堡增设一厅，厅治设于大科嵌浦子，管辖一堡，专责署理近山行政与内山各种经济资源的经营。但是台湾随即于翌年割让给日本，故南雅厅存在的时间很短，至于该厅是否有实际的运作，则不得而知。圈事实上，虽然南雅同知设置仅仅不到一年，即因台湾割让而不复存在，但南雅同知的确得到实际设置且己参与了不少实际行政事务。
　　南雅同知设置后朝廷即选派官员赴任，首任南雅同知为宋维钊。1909年廖希珍所撰《大栽炭沿革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南雅厅设置之始末。据该志，光绪十九年大栽炭开设南雅厅，将抚垦总局裁撤，所有事务概归南雅厅办理，二十年南雅厅派员于新南街开设保甲总局，同年南雅厅长宋维钊召集当地绅眷，商议建筑厅舍于田心庄二十一年南雅厅长同当地官绅，于昭忠祠行春祭，可知南雅同知实己设置，并初步开展了若干行政工作，前面也己引用过《台湾理蕃古文书》中南雅同知执行公务的行政文书。宋维钊的堂侄宋仕伸在为宋维钊所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辛卯冬，委署南雅厅同知，兼理各要差。南雅为台北要区，地处冲烦，差务络绎，军书旁午，几无虚日，文武官员，交错于此，公矢勤慎，不植党，不营私，而于军需之耗蠢，青吏之狡猾，无不深明其利弊，切究其得失，留心厘剔。时奉办昭信股票于大商富室，相与和衷商榷，民皆踊跃输将，集货十有余万，此虽民知好义，实公劝导感孚之真切也。亦是南雅厅实际设置过的证明。
　　与南雅同知类似的还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设至光绪十三年(1887)被裁撤的北路理番同知。该同知驻鹿港，有的论著将其视作鹿港厅，作为清代台湾厅县制度变革的一部分，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该同知的职能，在设立之时的档案里早己规定得明明白白，是将淡水、彰化、诸罗一厅二县所属社番，设立理番同知一员，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归该同知管理，只是具有管理社番案件之权而己，并不意味着要在淡水厅和彰化、诸罗之间划出一块区域来，进行单独治理。因此，作为政区性质的鹿港厅也是不存在的。清代台湾设置的厅县中，除了因光绪年间设省时新设置的县份，因台湾割让而来不及纂修方志，而仅保留有采访册之类的以外，其余都修有志书，而鹿港假如为厅的建置，自乾隆年间设置以后却从未修志，岂不奇怪?光绪五年夏献纶《台湾舆图》为全台所有厅县绘制地图，却恰恰并未有所谓鹿港厅的地图。如果鹿港厅存在，那么它必定是有一块区域的，但是当光绪十三年台湾建省并添改郡县时，曾写明要裁撤鹿港同知，但并未提到鹿港厅这块区域怎样处理，是改为新县还是分割给附近的县?回这从反面也证明鹿港厅并不具有独立的辖区，所以，只是把职官裁撤就可以了，不涉及区域的再划分。当然，清代台湾文献中多次出现鹿港厅的字样，其理由正如前所言，不管是政区性质的同知、通判厅还是仅仅作为同知、通判的驻扎地，都可以被称作某某厅，不能仅以名称来判断厅的存在与否。
　　明乎于此，则研究清代台湾厅制，必须要从全国层面制度演进的角度入手而不能只局限于台湾一地，因为地方行政制度是国家的统一规划，具备若干共同衡量的标准;分析厅的形成，应尽量地借助原始档案尤其是奏设某一机构之初的奏疏，结合地方志及其它文献，相互参照，才能更准确地还原相关建置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