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与中国话语权建构

　　一、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原则
　　自晚清以降，原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逐步被纳入到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之中，这是当年洋务派精英所洞见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历史巨变中，西方现代性向中国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秩序观及价值体系，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观也取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当然，这个过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下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资本主义的扩张进行过这样经典的描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事实上，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说明以资本主义面相呈现出来的西方现代性以横扫一切的态势解构了旧秩序和旧观念，进而使现代世界及其秩序由资本主义所建构并主导。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就难以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和演变。
　　应该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在西方之外的扩张促进人类历史摆脱了原来的狭隘性，进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历史之中。事实上，自康德、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成为西方思想家描述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比如，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过是理性外化的产物，是绝对精神的具体体现。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则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特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一转变使原来那种以种族、民族等表现出来的地域性特征开始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而这种世界性反过来也导致原来那些孤立的地区成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当代著名学者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研究表明，现代世界体系其实源于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体系不同于以往存在着政治中心的帝国体系，它具有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网络，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同的区域在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分工为基础而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明确一点的是，在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它采取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形式。沃勒斯坦从世界经济的视角揭示了现代世界秩序因分工不同而导致的非平等性。问题是，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之外，现代世界秩序还具有哪些显著的特色？对此，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在基辛格看来，当我们对秩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首先需要分清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区域秩序的不同。世界秩序指的是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其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所持的理念，而国际秩序是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方所运用的理念，区域秩序是指某一具体区域所信奉的理念及原则。基辛格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其中，欧洲、中东、美国、亚洲的世界秩序观具有重要影响。欧洲的秩序观奠基在平等的均势基础之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秩序通过朝贡制度建立起皇帝统治天下的等级制；中东的伊斯兰世界憧憬建立一个被伊斯兰教全部覆盖的神权世界；在新大陆的美国则通过传播民主来追求和平的秩序。基辛格进一步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当代世界秩序的源头其实来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唯有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础。随着欧洲国家扩张时把自己的国际秩序蓝图带到世界各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基于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框架现已延至全世界，涵盖了不同的文明和地区。如果说诞生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成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源于欧洲的秩序观为何得以在全世界通行？基辛格经研究后认为，在中世纪末，地理大发现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基督教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相继发生，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治与宗教秩序，也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欧洲人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区域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此外，欧洲近代的宗教战争使那些打成平手的自治政治单元同时并存，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批多元化的政治单元没有一方强大到可以吞并其他对手，而保持着一种实力相对均衡的均势状态。在这种多元化的均势状态下，各个政治单元的统治者受到相互制约，进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秩序观念。欧洲为结束自己大陆上的战祸所做的努力预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元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均势基础之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人类首次把一个建立在普遍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体制化，并为近现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遵循。基辛格同时强调，一种世界秩序体系如果要持久地被各国及其人民所接受，就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它必须反映两个真理：一是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便依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但也会制造反对自己的力量；二是没有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持久。因此，自由和秩序对维持世界秩序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基辛格所指的这两条真理其实就是评判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能否持久的两条原则，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二、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其转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崛起得益于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进而分享到全球化的红利。这说明，只有尊重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历史。按照基辛格的看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在于它的程序性及价值的中立性，它主张国家享有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鼓励遵守国际法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源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但是在当代世界秩序中，美国的秩序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冷战终结之后，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重大事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还持续地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几乎所有的美国领导者都宣称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尊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实是对当代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和挑战。不过，基辛格也指出，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各方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一种全球性的、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即建构一种超越任何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这意味着需要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现代化。
　　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现代化需要结合现代世界的主旋律来进行。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与之相应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占主导性的世界秩序。在中世纪，神学成为主宰，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代，理性取代了上帝，理性精神狂飙突进；在1920世纪，时代的主旋律是民族主义；而在21世纪，科学和技术成为时代的主导观念。当技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拥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以及互联网时代，技术将对世界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基辛格指出，在面对核扩散挑战的情况下，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保持着威慑与均衡态势将对世界秩序生产深刻影响。现有的核大国之间必须达成谅解，坚持不扩散原则，才能维持现存的世界秩序。新技术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无限可能，但在通向一个真正全球性世界秩序的道路上，人类在取得伟大技术成就的同时，必须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提高道德的评判力。
　　欧洲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之上建构了主权平等的观念，这与亚洲的秩序观截然不同。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亚洲世界秩序的组织原则不是主权平等，而是等级尊卑，这种等级制以统治者的权力为中心，其他较小的政治单元则依附于这个中心。在亚洲的历史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体现得尤为明显。基辛格直率地指出：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曾编写过一部奠基性的著作《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本著作从多个视角研究了传统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进行了详细研究。事实上，朝贡制度的理念基础源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即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而皇帝统治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老百姓通过皇帝来沟通上天。在这个意义上，皇帝管辖的不仅仅是中国，还管辖中国之外的天下，而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对其他地方起着管辖和教化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素有夷夏之辩，如果蛮夷接受中华文化的教化，也能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政治的概念，即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在《论中国》这本著作中，基辛格指出，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这种独特性其实就意味着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与众不同。
　　既然传统中国的等级制世界秩序观与欧洲崇尚均势的平等世界秩序观不一样，那么在近代以来中国遭遇西方的背景下，中国是自成体系隔绝于世界之外还是属于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这部名著中认为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局外。黑格尔的看法是，历史其实是人类精神外化的产物，精神的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对峙发展的过程，但对中国而言，由于缺乏这种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峙，这与黑格尔所推崇的主观与客观辩证发展的世界精神完全不符。因此，黑格尔研究中国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它的显著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黑格尔从精神的视角得出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这一结论，但这一结论很快就被世界历史的事实所击碎，因为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已经逐渐融入到世界历史之中，这对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随着现代中国的崛起，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中国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动荡。当然，要真正实现传统秩序与现代世界秩序之间的转化和融合并非易事，这不仅会涉及到黑格尔讲的精神层面，也涉及到制度层面。
　　从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来看，无论是按照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冲击回应模式，还是汉学家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确定无疑的，即中国自近代以来被纳入世界体系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意愿，而是被动的，这种强迫性导致中国在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的心态非常复杂。一方面，中国被迫与现存世界秩序接触时，受到的待遇与中国原有世界秩序观的自我定位反差强烈，当外国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或者承担国际责任时，中国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这些规则和制度的制定，这意味着这些规则和制度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不公平的或者不利的。另一方面，中国人期望中国能够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或修改，这对中国如何进行话语权建构提出了严肃的课题。
　　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话语权建构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对当代世界秩序的分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事实上，每个时代的世界秩序都有其主导者。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在19世纪主导世界历史的是英国，20世纪的主导者是美国，而世界历史中的英国时刻美国时刻对现代世界秩序起到了积极的建构作用。因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秋风教授曾提出一个非常有时代感的命题，即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从物质上的实力而言已经有了极大增长，这种可以看得见的实力意味着中国可以推动当代世界秩序的调整，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展开。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英国、美国等国在世界历史的巅峰时刻都有一大批以世界立法为抱负的精英，这些精英致力于国家制度的创新，并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与图景。然而，秋风教授却忧心忡忡地表示，虽然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来临，但是中国人对这个时刻的到来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在整体上，中国精英之世界历史意识处在迷惑而含混的状态，没有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待中国，没有严肃而系统地重新定位自己的世界历史角色，也没有形成和展示确定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因而没有清晰而坚定的世界历史责任感。诚然，从秋风教授的论述来看，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来临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伟大事件，但也是一个令人措手不及而充满困惑的时刻，因为中国的精英对此显然还不知所措，要么沉溺于因物质增长而一夜暴富的暴发户自满心态中，要么还迷恋在以西为师的自卑境况。
　　应该注意的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承担着主导世界秩序的重大使命，对中国融入世界提供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它既要求有物质力量等硬实力，而且还要求增强思想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等软实力。当年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从三个路向说来分析中国、印度、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并指出中国文化的独特优越性，这对重建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梁漱溟先生的路向说是从中、印、西这三种文化的差异来论证中国文化自身的优越性，但是不同的文化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其实又是相互联系的，即每种文化既是特殊的，同时也是普遍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融合的产物。对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其实就是世界的，因此既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但更要从这种特殊性的论述中走出来，进而在普遍性的视野中来论证中国文化。在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史绪论》中将中国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按照梁启超先生的看法，近现代中国无疑属于世界之中国的阶段。当中国已经属于世界之中国，中国的世界性与中国性特征将决定着对世界秩序的想象，而中国话语则是展现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其想象的具体方式。近年来，中国话语及其话语权建构迅速被学术界所关注，这个问题的基本逻辑是，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在实力增长之后需要向世界发声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诉求。
　　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交往过程中，中国需要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世界秩序主导者展开博弈和对话，而中方能否有能力掌控对话成为评判中国话语权的重要尺度。然而，从思想层面等更深维度来看，中国话语权的建构与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存在着紧密的勾连。历经百余年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西方这个他者其实早已烙在中国人思想的深处，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答中，如果离开西方的概念及其解释系统，中国人可能就变得无所适从。在世界交往中，中国从原来的与世界接轨转换为现在的走出去，能否获得西方的认可成为中国评判自身是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标尺，好像无法获得西方的认可就难以建构起中国人的自信。张旭东教授曾在其大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中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进行历史化的还原及批判，并提出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这样一个涉及文化主体性的宏大命题。张旭东指出：现代性问题背后最大的紧张和焦虑并不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现象的解释都落实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解释的框架，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从价值层面上维持和组织好我们的生活世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张旭东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分析西方话语中的普遍性其实是建构起来的，这对中国话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说明，话语其实是主体有意识建构的产物，它具有主体性，同时有历史性。
　　对中国话语的建构而言，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需要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认识话语之争并不是简单的语词之争，其实它是一种政治之争，归根结底在其背后还潜藏着价值之争，但在很多时候是以意识形态之争的面相呈现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曾经提出文化领导权问题，在中国话语权建构过程中，其实也涉及如何掌握话语的领导权。这需要我们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要善于讲述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道理，将中国实践上升为中国理论，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中国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时代使中国人以世界公民的姿态生活在世界之中国，并建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话语权，进而真正开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