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近鲁迅的巴比伦塔

　　古巴比伦城的人想造一座通天塔，却受到上帝的阻拦，他让建塔者各操不同语言，彼此无法沟通，而使塔的建设难以完工。从文革结束延续到21世纪，对鲁迅的认识一直使用着人的话语模式，如果把人的追求和还原作为通用语的话，接近鲁迅的巴比伦塔并没有按照预期目标建成，反而在统一范型的人的想象中不断倾斜。鲁迅形象塑造的日益偏向，理解鲁迅之障碍，正在于建塔者操持话语的内在悖论。对新时期以来种种标志性的鲁迅形象进行反思，将为接近鲁迅提供有效的经验和参照。
　　一、人格化鲁迅对政治的欲说还休
　　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消解文化专制思想的重要思想力量主体性理论的出现，其思想成果推动了新时期人的复现，最初对人的话题的热衷讨论，并没有深入触及到人的终级价值或命运拷问这一层面，仍在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层面进行。反映在鲁迅符号的命运上，帮化鲁迅首先受到否定和抨击。各地理论组、文艺组和大批判组纷纷撰文揭露四人帮对鲁迅的恶意扭曲和篡改，但由于缺乏理论的认知力和历史的辨析力，论者往往只能力图证明鲁迅对毛主席所缔造的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革命根据地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大无畏的精神，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鲁迅形象依然流于一种依附性言说，容易随着附属主体的评价失范而架空。大多数的文章，无论是忠诚的战士，还是人民的牛，对鲁迅形象的定位都落脚在与党的密切关系，聚集人民向心力的目标上，与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魂遥相呼应，基本回到新中国十七年的鲁迅阐释系统中。具有典型性的是两份报纸不约而同地将鲁迅与普罗米修斯联系起来：一则突出鲁迅与普罗米修斯的异同，认为鲁迅从没有把盗火视为他人之事，始终认为是自己的职责。
　　普罗米修斯盗来的是文明之火，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鲁迅盗的却是战斗之火，使奴隶摆脱与文明俱来的压迫而走向解放一则将鲁迅翻译介绍外国的战斗作品比作为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所以鲁迅是在大夜弥天的中国，高举着普罗米修斯火炬的伟大革命先驱，应该说两篇评论都抓住了鲁迅的盗火形象，但对火的内容和属性的界定却又呈现出缩小化的倾向，仅仅把鲁迅从别国窃得火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战斗武器，而非更广义的文化传播者。
　　二、凡人对神的误读
　　在14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先哲那里，人本主义对人的大写首先体现为对神权的蔑视，体现在对人之为人的自我信仰体系的建构。现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受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人性的解放。经历了十年文化浩劫之后，新时期的文学一开始就是回到五四文学这一原点。人的主体性理论照亮着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各个问题的探讨，人的七情六欲、悲欢离合，乃至人性中的畸形因素、病态因素，也开始在大写的人的旗号下渗透到文学的各种题材中。
　　正是在这种人性复苏的思潮中，公共领域中的鲁迅符号也开始走下神坛。安徽《文学》月刊1985年第12期上刊发了署名阳刚的文章《鲁迅是人非神》，阳文并未就人与神展开辨析，而是讲述了鲁迅的爱情经历和婚姻生活，以此作为鲁迅是凡人的证据。《鲁迅是人非神》遭到了康文的驳斥（《人民日报》1986年8月13日），但康文并不是从理论和事实上去推翻阳刚的观点，所做仅仅是从道义上捍卫鲁迅的英雄品格。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将高度政治化的鲁迅还原为凡人形象的尝试并非是对鲁迅的矮化，其目的也谈不上排斥无产阶级政治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它所努力的方向是为国民解脱极左政治的枷锁，恢复人性的尊严，所以借鲁迅这个标杆人物的定位问题，其论题潜台词应该是鲁迅是人的伟大非神的伟大，表达人也能成为瞻仰对象的理念。
　　与阳刚的思路比较接近的有沈卫威于1989年在河南开封出版的《心理学探新》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儿子与情人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王福湘对此文予以尖锐批评，认为此文制造鲁迅和羽太信子曾是情人关系的谣言，全部推理是以造谣为前提，其中叙事的错讹显而易见。这种分歧，到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出版达到白热化，读书界对王著褒贬不一。王晓明塑造的传主形象不同于此前任何一本传记，将鲁迅放还人间的可见性力透纸背，鲁迅成为被人间尘寰的琐屑弄得心力交瘁的文人。王晓明为他被世俗生活一次次地拉回到了无情而又无奈的现世编织了一系列纠葛，其中就有受到王福湘指摘的一个注释，王晓明沿用了千家驹关于鲁迅和羽太信子关系不同寻常的材料；王福湘则认为借家庭问题夸大鲁迅思想性格和为人处世上的弱点，附和了千家驹中共把鲁迅作为一个神来膜拜，完全是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的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并用来作为整人的武器的谣诼。《无法直面的人生》加以渲染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压迫在20世纪上半叶和末期形成一种循环，鲁迅的形象也获得一种世纪感
　　三、恶人的双重悖
　　反在基督教文化中，神魔是对立的，但神魔又是一体的。神的代表耶和华和魔的代表撒旦，其命运始终连接在一起。这种文化寓言实则喻示了在人性的结构中，神性与魔性、善的意志与恶的力量也是联体互生，不可截然分割。在新时期鲁迅形象的重构中，这一文化寓言体现的人性理解也得到清晰的展示。如果说让鲁迅回到人间的举措是对神的未完成的反思，那么，将其推向恶人形象则表达了大众对神的挑战，或者说对所谓的神的否定和真正的神的期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革从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思与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省运动潜在地形成一种呼应，思想文化界继李泽厚的社会本位、刘晓波的人本位之后，出现了神本位的第三种知识立场。
　　刘小枫把鲁迅的思想特色总结为阴冷，并推出恶的实质：鲁迅精神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政治性的思想难道就非得如此恶？刘小枫认为鲁迅的灵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人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噬蚀净尽。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道路的各种试错和寻路危机让刘小枫有足够的勇气推翻历史理性主义、庄禅超脱主义以及无神论存在主义的种种价值观念体系，尤其以西方十字架上的神来审判现代历史伪造的神，不能不说是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国民精神所受到的种种意识形态禁锢，切实地为个体生命寻求价值途径的一个思想冒险。刘小枫并不是针对鲁迅精神而制定这一维度，鲁迅只是被他用来证实中国文化中爱的缺失的一个批判靶子。
　　问题是，将鲁迅推入伪神与恶人的角色有没有学理性的误解？第一，鲁迅的恶从本质上来讲是以恶抗恶，即鲁迅是以崇尚诚与爱为前提对恶的势力进行抗争，恶在鲁迅那里是作为一种方式与过程，而刘小枫将其作为目的与结果，这是否犯了逻辑上的错误？第二，鲁迅的恶不是信仰意义上的人性恶，而是属于理性认知范畴内的对具有话语权的文化传统的叛逆与反抗，也就是拜伦式的争天抗俗。
　　四、俗人的文化心理投射
　　对刘小枫攻击恶却释放出更深重的恶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所竭力摈弃的五四和文革的单线条思维方式，恰恰完整地隐匿在该著的字里行间。这或许还流于情绪性反应的批评，刘小枫思维能否等同于文革思维有待商榷，但这种想象性论断的话语模式对国民非神思维的启发却不容忽视。非神应该是对政治圣化的祛魅，而不是摧毁权力装饰的同时解构掉作为人的本性，所以，鲁迅形象的非神化为鲁迅符号的建构提供了更平等的认识视角，于是，恶人形象的旁边紧紧挨着的就是俗人形象。俗化鲁迅的逻辑更简化，采用当下的、瞬时的日常经验，并将其扩大为鲁迅的全部形象。
　　例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陈明远《文化人与钱》，书中否认了从小就接受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的政治教育，指证鲁迅的收入问题。王锡荣认为陈文的说法和计算方法其实是有很多问题。
　　倪墨炎更是从统计、比价、生活水平、论证方法等方面一一批驳王锡荣的异议，他认为王锡荣文章的主题是为了保卫鲁迅的破帽遮颜过闹市的穷酸相光辉形象，必须否定陈明远的说法。应当说三人的说法都是认真的，但对穷与富的各执一词，恰恰显示了新时代商品经济背景下鲁迅形象构建面临的新的对抗和挑战。陈著的产生既是个人的洞见，也是经济规律使然。可是，对经济意识的崇媚又未尝不是与政治意识的服从逻辑同一？如果说倪墨炎还是从更保守的意义上在维护鲁迅的话，那么他与陈明远之间大概已经有了一种不易察觉的错位。新时期以来鲁迅符号的变化核心是属性的变化，其变化方向是由前三十年的抽象的政治化渐渐走向具体的人格化。
　　20世纪80年代对鲁迅的认识未能脱离同政治关系的告别，鲁迅作为真实的、历史的人的本质甚至被再次遮蔽。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文化转型和社会世俗化的加速，鲁迅人的身份又被拆解为恶人和庸人两种取向。宣称皈依鲁迅的人与复活鲁迅的人，诋毁鲁迅的人与娱乐鲁迅的人，他们所热衷执著于建构的鲁迅形象，根本上不过就是镜像化的自我而已。
　　因为对人的理解在政治脱魅的前提下进行，所以不自觉地就走向暴露人的缺陷思路上去，难以把握作为人最本质的自由意志与独立品格。鲁迅形象在国民精神生活中作为一种绕不开的价值导向，受到国民信仰的改装，在鲁迅形象的建构中，无论是私人化的鲁迅，还是大众化的鲁迅，都是为了民族精神资源的寻找，如果因为对任何神圣倾向都保留巨大戒心，便放弃严肃的、真诚的、深刻的思想，则会削弱21世纪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健全人格的确立，当真正的人性的思辨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根基，国民所需要的人的鲁迅就始终在返回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