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具神化为目的西方主流哲学

　　从古希腊起就高度推崇理性，逐步使其成为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之一，而在进入理性化即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后，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深入反思会发现，这种理性精神潜藏着将工具性价值神化为目的性价值的内在悖论，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扭曲和误导。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理性概念的核心语义，分析某些西方哲学大师的相关见解，指出西方哲学理性精神蕴含的这一深度悖论。
　　一、理性概念
　　辨析中文的理性一词通常是对英文reason一词的译读，后者在日常用语中主要拥有原因及其解释、正当理由、思维或理解能力等多重语义，而在作为哲学概念时首先是指人们凭借逻辑推理从事思维活动的认知能力，并且因此与感性（包括感觉、知觉、情感、欲望等）截然有别，从中衍生出来的形容词reasonable（以及名词reasonableness）则通常包含着合理的、合乎理性的、有正当理由的、可以接受或公平的等多重语义。此外，英文形容词rational在汉语里通常也被译成合理的、合乎理性的、理智的，像rationality（合理性）、ration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ze（理性化）这些富于哲理意蕴的概念正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同时，由于在词源学上都发端于拉丁文里意指思考、计算的reri、ratio，并且拥有某些相互叠合的共通语义，无论在日常言谈还是理论话语中，reasonable与rational也往往被人们混同使用，直到罗尔斯等人试图辨析二者的微妙差异后才有所改观。
　　二、理性悖论的产生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哲学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哲学的头号独特之处，就是它十分关注人类基于好奇心从事的认知行为，敏锐地抓住了人类在这方面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理性特征，最终确立了强调理性在认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理性精神；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古希腊哲人从泰勒斯主张水是万物本原开始起，直到亚里士多德宣称求知是人的本性的绵延努力之上。
　　不过，尽管这种认知理性精神充分彰显了理性在认知领域确实具有的目的性价值，并且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重要贡献，它依然包含着某些不容忽视的理论缺失，不仅严重贬抑了意志情感对于人生在世乃至认知行为的重要作用，将它们打入了感性的冷宫，而且还以偏概全地将理性能力说成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本质，把人的认知行为基于理性的片面性命题扩张成了人的所有行为都基于理性的总合性结论，从而在认知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又确立了以理性作为一切实践行为的终极目的的实践理性精神，结果生成了工具变目的的悖论。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见解中表现得十分清晰。
　　三、理性悖论的深化发展
　　在西方社会率先进入了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的现代历史阶段后，原本只是由几位古希腊哲人在理论上确立起来的理性精神第一次在现实生活的众多领域真正落到了实处，并且很快就充分显示出了知识即力量的强大效应。与之相应，理性精神也再次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倾向；就连十分看重感性知识的经验主义思潮，也像理性主义思潮一样明确肯定了人的理性本质，甚至还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理性因素在非认知领域的主导功能。不过，伴随着实践理性精神的长足发展，化工具为目的的理性悖论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了它的深度内涵。
　　又如，正是在休谟的直接冲击下，康德试图独辟蹊径地重新确立实践理性精神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他主张理性无从把握自由意志、上帝、灵魂不死等本体之物，因此人们只能出于实践利益设定它们作为道德和宗教的基石，所谓悬置知识给信仰腾出位置。另一方面，他又声称纯粹理性单就自身而言就是实践的，（给人）提供了一条我们称为德性法则的普遍法则，甚至将基于道德律的目的王国界定为只服从理性规律的理智王国。
　　这样，康德就在几乎抽空了理性要发挥工具性的效应便必须具备的认知功能基础的同时，又极大地彰显了理性在实践领域特别是道德领域作为终极目的的主导意义，结果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陷入了化工具为目的的理性悖论，以致他自己也不得不富于反讽意味地宣布：我们确实无从理解道德命令的无条件实践必然性，但我们又确实理解它的这种不可理解性。综上所述，由于西方主流哲学实践理性精神的误导效应，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头号祛魅利器的理性早就已经扭曲变形，反倒将自己变成了弥漫于人生在世的某种神秘魅影。
　　有鉴于此，我们今天应当首先在理论上展开新的祛魅努力，剥去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假面具，还原工具理性的真面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消解理性魅影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