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

　　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当时您所在的人道主义组，您和王若水后来都成为了人道主义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罗国杰老师从事伦理学研究。这个阶段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我与王若水后期的观点不一样。最初，我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后来，王若水的观点变化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我跟罗国杰的观点始终没变，我们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观点：人道主义当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否定，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在我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中，我批评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认为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我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视为人道主义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在一定的范围里面，还可以共同地对待法西斯主义。但你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个好像说不通。
　　王若水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是人，这个我也跟王若水当面讨论过。我说你的说法有毛病，你起码说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人也好，你光说是人，这就有点不大妥当。
　　因为，人本来就是多义的，你可以说是自然属性的人，也可以说是社会属性的人。那么，你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关于您选择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以及出版两本人道主义问题着作的过程，是不是您在文革中形成的想法？是的。
　　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环节，又从异化问题入手寻找突破口，这是我从60年代初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正当我自己感到思路有所打开、视野有所拓展、工作有所进步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
　　以往的一切政治运动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文化大革命不仅使我中断了进行多年的专题研究，而且剥夺了我进行任何学术工作的权利。
　　这是比挨斗争、蹲牛棚更令人痛苦的事。既然整个国家处在一片大混乱中，既然一切是非黑白都已被颠倒，既然整个文化都被当作革命的对象而被弃之若敝屣，读书又有什么用？开始时自己一度曾有过这种消极思想。
　　在经过最初的一段思想混乱后，我又捡起了书本，趁着造反派忙于内战放松了对我们的监管之际，先是在牛棚，后来索性回到家里，重操起旧业来了。这在当时自然是困难重重的。
　　这不仅因为图书馆已被封闭，资料已经散失，而且因为这样做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承担违反文革禁令的风险。几年的文革动乱使自己的思想似乎生了锈，不但思绪很乱，而且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迟滞、麻木，这也许是我所面临的更大困难。
　　因此，最初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以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是在高音喇叭的噪声干扰下坚持下来的，是在偷食禁果的惊恐心情下坚持下来的。
　　这一段读书生活十分值得回忆，它不但帮助我度过了文革中那段最可怕的岁月，而且终于使我从那种迟滞、麻木的精神状态中走了出来，部分地恢复了我的创作欲望和创作能力。在这段时期我不但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笔记和札记，同时还整理了几篇旧稿，写了部分新稿。
　　这些连同文革前发表的论文，构成了我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于1979年、1981年出版的两本专着《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文革结束以后，我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哲学与宗教》到《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错综复杂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来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您也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者如孙长江、吴江、胡福明等都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看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等许多机构也都参与到这个大讨论中。
　　发表以后，报纸收到了二十几封批评信。这些批评信认为，如果把实践当作真理的标准，那么，毛泽东的着作、毛主席的话、毛泽东思想还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汪子嵩是搞哲学的。
　　他一看这个信，认为这些信在认识上是模糊的。他就找到了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语气平和一点，充分讲理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到半个月就写出来了，一开始题目叫《问题与答复》，借用了斯大林的一篇文章，我想不要搞得太尖锐，就用一个比较中性的题目来答复；后来汪子嵩说，这个标题太不鲜明，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答复？起码得把关于什么问题的重点亮出来。于是，《人民日报》商量的结果，改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我也同意。
　　这篇文章当然没有后来5月10日胡福明那篇文章的影响力大，但这篇文章语气没那么尖锐，我自己也觉得道理讲清楚了。后来，胡乔木见到我也表扬，说这是一篇充分说理的文章，不是那么剑拔弩张，是一篇比较平和的文章。
　　时势造英雄：不争头功胡福明5月10日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是6月16日发表的，发表以后当然影响力没有胡福明那篇大，但是很快呢，《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也都转载。
　　所以，当时有人认为是三篇文章，也有人认为是两篇文章发起了大讨论。这都无所谓。
　　这第三篇文章就是指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吴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当然影响更大，因为有罗瑞卿的关照。
　　但是讲的道理都是大同小异，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