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剧改编是古典戏曲传播、流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现当代戏剧发展史上,有不少古典剧目被成功改编的案例,然而,经典名剧《长生殿》在现代改编方面却基本上处于缺位的状态,和该剧本身所具有的经典性很不相称。究其原因是因为改编者很难从《长生殿》的题材内容中找到适合21世纪需要的东西,找到与现当代观众在心灵上的契合点。实际上,如果找准方向,《长生殿》是完全可以进行成功改编的。 关键词:《长生殿》;古剧现代改编;缺位;现代性 一、古典名剧的现代改编 古剧改编是古典戏曲传播、流行的一种重要方式,追溯其源,可以说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了。元末《琵琶记》的写作就是一次有名的古剧改编活动,它改编自早期南戏剧目《赵贞女蔡二郎》,把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1〕改写成蔡伯喈全忠全孝并以一夫二妻美满团圆,它的成功运作甚至还带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所谓南戏改本时期〔2〕。嗣后,在传奇的兴盛、繁荣阶段,文人新编剧作成为戏剧发展主流。即便如此,戏剧改编还是时有所见。地方戏兴起后,各声腔、剧种对传奇剧本的改编更是屡见不鲜,成为各声腔、剧种不断成长、壮大的秘密武器之一。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对各传奇剧本的故事来源及其在后来各声腔、剧种中的流变与改编情况作了详尽的梳理和叙录,如朱(素臣)《十五贯》的流变与改编: 清代弹词有鸳湖逸史之《十五贯》,鼓词有《双熊梦》,宝卷有《双奇冤》,木鱼歌有《十五贯金环记》。近世京剧、川剧、滇剧、晋剧、秦腔、湘剧、闽剧、评剧、越剧、粤剧、昆剧、婺剧、皮影戏、同州梆子、山西梆子等,均有《十五贯》,莆仙戏有《十五两》,徽剧有《见都、访鼠》,凡此大都单写熊友兰,而不及熊友蕙事。〔3〕 可见戏剧改编(创作上的或表演上的)在传奇、地方戏乃至弹词、宝卷、鼓书等曲艺中是广泛存在的情形。 现代以来,戏剧改编,包括外国名剧的移译、古典戏曲名剧的改编以及用电影、电视等新形式来改写等可谓是一时的热潮。就其中的古典戏曲名剧改编而言,著名的、成功的例子不少。明人李开先作《宝剑记》传奇,写水浒英雄林冲反高俅、童贯遭受迫害,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刻画了林冲忠君报国的形象,表现了忠奸斗争的主题。此剧全本少见演出,但其中第三十一出《林冲夜奔》却脍炙人口,为多个戏曲剧种所改编,一直传演至今。戏场上传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口号,其所谓男怕‘夜奔’者,指的就是《宝剑记林冲夜奔》的表演。1944年,延安平剧院据以编演革命历史京剧《逼上梁山》,成功地开启了中国戏曲革命化和现代化改造的历史进程。50年代中叶,人们把清初朱素臣的《十五贯》加以改编,救活了一个剧种〔4〕,是一次成功的戏曲改写事件。现当代历史上,著名戏剧家、表演家、电影人从事、参与戏曲名剧改编的还有:欧阳予倩编写京剧、话剧《桃花扇》并拍摄电影《新桃花扇》,梅兰芳等编演《游园惊梦》,白先勇创作青春版《牡丹亭》 改编古典名剧、名著不可能信手拈来,触处即成,它既有赖于改编者的慧心巧思,更要有时代的依据,为时代环境所需要、所期盼。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文艺、不同的戏剧。一个戏剧在此时代是适合的,到了彼时代却未必适合,戏剧家需要去观察时代社会,了解时代思潮,把握时代社会的律动。 如《逼上梁山》的成功改编,就和时代所需有着莫大的关系。从政治社会的方面讲,1943、1944年正值抗日战争的转折和攻坚时期,民族救亡运动呼唤更多的英雄人物站出来保家卫国,而与此同时,自皖南事变(1941年1月)以来,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害怕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坐大,便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多次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而陷入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战略迷思之中,给抗战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危害。因此,有必要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表现对其斗争的精神。这是《逼上梁山》一剧产生的政治社会原因。 从戏剧文艺的方面讲,时代也呼唤着新的戏剧文艺的创造,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时代追求。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到了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思想命题,并表明,在改造文艺遗产的时候,同样要坚持这一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和时代精神呼唤下,延安平剧院创作、改编了《逼上梁山》一剧,通过对水浒英雄林冲的刻画、歌颂,通过对《宝剑记》等历史剧作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改编,通过对京剧、昆剧、民间曲调的吸收、融合、改造,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即《讲话》中所说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表现了时代所需的英雄气概与反抗精神。这是该剧改编的成功之道。换言之,剧作改编离不开时代社会的需要和期盼。 二、《长生殿》的创作和演出 文艺是时代社会的镜子,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文艺创作的内容来源于时代社会,人们完全可以透过文艺创作去认识、解读时代社会,把握生活的本质。对经典名剧的改编来说,也是如此。诚然,所谓经典,它已经经受了时间的洗礼、历史的积淀,在任何时代里都会是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后人对于经典的阅读和解读,一是离不开经典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二是离不开经典得以被接受的当下的现代背景,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人们往往忽视经典被接受的当下的现代背景,以为经典被接受乃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不然。经典名剧《长生殿》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长生殿》是我国的经典名剧,它的题材是历史上的李、杨爱情故事,几乎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此故事就为人们所关注、所传扬。 洪N写《长生殿》,首先在题材选择上就占得了先机。而他又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一热题材,并未草率从事:首先,盖经十余年,三易稿始成,予可谓乐此不疲矣。先作《沉香亭》,再易作《舞霓裳》,最后定稿《长生殿》,呕心沥血,经过了艰辛的创作历程。其次,仔细研究自《长恨歌》至《惊鸿记》历代创作的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第三,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换言之,洪N最后走了《牡丹亭》的路线,以写情为创作宗旨。被人称作闹热《牡丹亭》,可谓不诬矣。在创作手法上,既研读文献记载,又兼采民间传说,有实有虚,虚实结合。最后,审音协律,无一字不慎也。才情音律、案头场上两相兼顾,重视剧本的艺术形式的要求,故此,乐人请是本演习,遂传于时。〔5〕 精明的写作策略、认真的写作态度、高超的写作技巧,再加之沿自晚明的戏剧文化环境和康熙时代的安定生活,诸种因素辐辏在一起,铸就了《长生殿》的经典性。 可令人诧异的是,《长生殿》却基本上在改编者的视线之外,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清末民初是如此,五四至抗战时是如此,革命文艺、红色创作一统天下的时候是如此,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趋于多元了,情况依然如此。洪N究竟在什么地方不为现当代人所待见呢? 三、《长生殿》现代改编缺位的原因 时移世变,事过境迁,《长生殿》在现当代剧坛上受到了冷遇,人们始终没有产生过对它进行改编的兴趣。当然,经典仍是经典,其文学文本作为四大古典名剧之一的地位是没有改变的。问题在于,该剧所写和20世纪乃至今天的时代契合度不高,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背道而驰的。人们从该剧中找不到改编它的兴奋点。 第一,作者说: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因此,他写作此剧着意便在于歌颂唐玄宗,歌颂皇帝,写皇帝唐玄宗是一个千百年来罕有的情种。为了纯化唐玄宗的爱情,作者还对所谓史家秽语概削不书,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6〕这用意当然不错,难怪连康熙帝也要览之称善,可问题是,20世纪的观众会去观看一部歌颂皇帝的戏剧吗?且不说唐玄宗本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源,给社会造成了莫大动荡,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痛苦,是应该着力批判的对象,光是歌颂皇帝这一条,就让现代的戏剧改编者们无从着墨。反对封建主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历次政治文化运动所着力高擎的旗帜,时代不允许歌颂皇帝,逆潮流而动。 第二,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间,纯粹写爱情的戏剧并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必须以某种形式对之进行嫁接。在其中或表现民族恨、阶级仇,或表现革命的热情,或表现建设的精神至少,需要加上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意涵。简言之,是一个非爱情或爱情X的叙事架构。那些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跟自由、革命、抗战、运动、政治、发动群众等概念并不兼容。 上世纪40年代,曾出现过历史剧的创作热潮,可几乎都是抗战主题,没有爱情的风花雪月,没有十部传奇九相思的缠绵悱恻。即使写及爱情,也须为抗战主题服务,不能游离于它。 上世纪50、60年代,曾根据民间故事、小说名著拍摄过少数几部爱情题材的戏曲片,如歌剧《刘三姐》、越剧《红楼梦》等。其中的爱情美则美矣,但无一不是服务于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阶级斗争的主题、宣传劳动建设光荣的主题纯粹描写爱情的确乎没有。那是一个与散发着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情调的爱情绝缘的时代。〔7〕 在此背景下,《长生殿》宣扬至情主义的创作思想便没有了市场和用武之地。虽说《长生殿》中也涉及政治内容(安史之乱、马嵬事变等),但它是为了写爱情服务的。它和其他的政治爱情的剧作不同。《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浣纱记》牺牲爱情的小我,成就爱国的大我。可《长生殿》不是,唐玄宗牺牲的是国家,成就的是爱情。洪N乃是借兴亡之感,写离合之情,其创作格局和孔尚任、梁辰鱼等不可同日而语。洪N甚至对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在创作中隐微地批评唐玄宗的做法表示不满,辄作数日恶,又千方百计删除有损于李、杨爱情纯洁度的情节,其宣扬至情主义可谓用心良苦矣! 第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趣味趋于多元,爱情题材解禁,爱情题材的戏曲创作与改编多起来了,颇受观众的欢迎。魏明伦作《潘金莲》、白先勇作《牡丹亭》,还有越剧《陆游与唐琬》等,引起了阵阵热潮,一时称盛。可《长生殿》依然无人问津,没有人去改编它,使之有一个现代性的版本。究其原因,乃在于其间所写不过是帝王的爱情,一般人无法从中获得享受,引起共鸣。 帝王的所谓爱情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拉子的爱情,和一般意义上人们的爱情并不在一个层级上。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帝王之爱既不纯粹也不专一,纠缠在权势的阴影中,始终停留在色与欲的层次上。不管如何掩饰和美化,必须承认,唐玄宗之所以能俘获杨贵妃,是因为他是皇帝,这不是爱情的力量,而是特权的胜利,是赤裸裸的色与欲的倾泻。白居易开篇一语即点明了问题实质,寓含某种讥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尽管洪N为尊者讳,想要表明李、杨爱情有多么纯洁,但无论如何,人们看李、杨爱情,终究是摆脱不了那些历史事实作为阅读背景的。你可能对之好奇,但你绝不会真的以为唐玄宗是情圣,乃至要在生活中复制一下李、杨的爱情。 总之,在爱情题材非常受欢迎的当下,帝王之爱不是不能写,而是有点曲高和寡。如果另起炉灶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对已有剧作,特别是经典名剧的改编,那极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与其去改编以帝王之爱为题材的《长生殿》,不如去改编《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等的剧作,因为改编者可以通过对普通人爱情事件的细微婉曲的刻画描写,去充分展现生活中的人情物理,张扬人性,寻找与当代观众在心灵上的契合点,寻找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之间的契合点。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杨故事的题材选择既是当初《长生殿》获得成功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现当代社会该剧被遗忘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设想与展望 经典剧本《长生殿》可以进行现代性的改编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关键是要走对路子,找准方向。 风云变幻的20世纪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描写或歌颂帝王之爱也不再是文艺创作禁区,有才华的剧作家可以像当年的洪N那样,在此一题材上展现身手,但须得到当代读者和观众的认可。这也是古典戏剧改编的王道。需要深入挖掘李、杨爱情故事中所蕴含的现代性。 现代性主要体现在李、杨身上所焕发的普通的人性上。李、杨是皇帝、贵妃,但同时,也是人,在某些情况下有着常人所共有的喜怒哀乐和情感表达。剥离历来附着于李、杨爱情之上的权力的幻影,充分展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情感危机、情感纠葛、情感困惑时所应有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以此赢得当代读者和观众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共鸣。通俗地说,让皇权失效,把李、杨变成小人物,从而拉近和我们的距离。 比如,可以舍弃诸如专宠、宴游或妒忌的场景,舍弃杨妃登仙、明皇通月之类的桥段,单单截取安史之乱和马嵬事变一节,以密誓、惊变、埋玉、闻铃等为基础,重新组织、裁剪、创作曲白,让故事主人公身处巨大危机之中,面临情感的抉择和生死考验,从而让他们自己自然地、合乎逻辑地说出内心的所思所想。这时候,他们身上作为帝与妃的权力光环已消失殆尽,他们无法左右局势,掌握命运。他们就如同千千万万普通人那样,感到个人的渺小、命运的无常。他们此时就是普通人,和我们的距离最近。 但又不能缩得过小、拉得过近,以至于使李杨故事丧失其历史体温,沦为时下流行的戏说之作。李杨故事的大背景是安史之乱,之前则是著名的开元盛世,这都属于大历史的范畴,适宜采用历史的宏大叙事。诚然,我们不能用大历史来取代小爱情,让传统戏曲创作承接过重的历史负担,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反面,让李杨爱情故事完全甩开历史叙事去自由行。这是历史剧创作、改编所应遵守的法则,否则将会导致历史变形、叙事荒诞、品位庸俗。 另外,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现代读者、观众的审美眼光。现代人并不拒绝历史的宏大叙事,反倒是更容易去接受与理解这种叙事方式,只是比较反感说教和灌输。宏大叙事(如安史之乱)不仅需要叙述的框架,更需要温情、热度和细节的支撑,在这里,李杨爱情正好能派上用场。小人物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细节、人性温情以及悲剧结局可以填充宏大叙事框架的边边角角。当然,需要高明的艺术之手在大与小之间做无缝衔接,就像欧阳予倩在《桃花扇》里所做的那样。 国家命运和个体命运的抉择、爱情和政治的抉择、密誓情浓和埋玉情绝的对比、权力至高无上和无力保护妻子的对比这样的处理能够在较短篇幅内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营造巨大的悲剧意义。原作把李杨爱情的悲剧性作了冲淡、调和的处理,适应了古代观众的审美需要,今人改编当改弦更张,突出其悲剧性。悲剧更能够激起当代观众心灵的颤动。情节紧凑集中,也和当代的生活节奏相适应。 其实,近世有些改编已开始这样做了,只是在和现当代观众的心灵沟通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代性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时代感不强。另外,从《桃花扇》、《牡丹亭》的成功改编上可以得到启示,那就是名家大师的积极介入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敏锐、精妙的艺术感觉对于《长生殿》的现代改编来说实可谓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参考文献: 〔1〕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50。 〔2〕孙崇涛。明人改本戏文通论〔J〕。文学遗产,1998,(5):6174。 〔3〕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644。 〔4〕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N〕。人民日报,1956518(第1版)。 〔5〕洪N。长生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 〔6〕袁宪泼。攀援现象与明清小说观念建构〔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6469。 〔7〕王夔,黄锐烁。安徽灵璧马家皮影戏考述〔J〕。江淮论坛,2015,(3):16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