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中国的纪录片？

　　为时三天的由纽约大学电影系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当代纪录片双年展（REELCHINA）虽然落下帷幕，但是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考现学断面。和一年半以前的第六届双年展活动比较，这次代表的地区更加广泛，继续关注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主旨更突出。同时让关注中国独立电影事业发展的人们更多了解了中国独立电影制片人的生存现状。
　　这次电影展共推出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12部长短纪录片。这些影片是海外了解与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双年展活动又不断发现与推出一批更年轻的导演。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年轻的有才华的纪录片导演正在崛起，这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导演，继续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纪录片导演用镜头反思中国过去、关注批评当代社会的独立精神。他们通过各种事件记录人物的内心世界及人物的心路历程，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敏感问题，这是任何文字文献的记载所不能替代的。
　　要了解当代中国必须思考她的过去。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导演谢贻卉所拍摄的讲述中国少年劳教犯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具有深刻反思中国历史、警示后人的作用。影片随着《四川日报》原记者、右派老人曾伯炎的寻访开始，足迹所至，我们看到了劳教所带来的这一惨剧是怎样形成的。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四川省峨边县大堡镇的劳教场所集中了数千孩子，这一做法是源于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的经验。这些孩子，小的十岁，大的十七岁，他们因各种原因但主要并不是犯罪而被收容：一点小的过失；父母认为劳教是为孩子提供学习劳动机会；还有的就只是因为公安要完成抓犯人的指标，结果在大堡等待他们这些少年人的是非人的折磨，最后导致大量死亡。这些在大饥荒中饿死的孩子们，很长时间并不为人知晓。影片导演回到埋葬了无数孩子们的大堡山野，面对中国历史上这个惨绝人寰的悲剧，面对人们对死亡的继续冷漠，发出了人性怎能如此被扭曲的天问。右派老人曾伯炎说：大堡这个事，人性跟人权完全毁了的。在社会弥漫的普遍冷漠和麻木中，在几千个无辜被葬送的牺牲者的魂灵面前，这位孤独老人维护人性和捍卫人权的毅力和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影片结尾最后的场景，在新中国少先锋队队歌的旋律中，几位老人在那一片埋藏了冤死者的树林里，挂上写着一个个小劳教者名字的白丝带，然而更多死者都没有名字历史早已把他们遗忘。在震撼人心的奥芬巴赫小提琴独奏音乐中，列举这些幸存者、参加调查者的名字，仿佛让人想起了影片《辛德勒名单》结尾处加西瓦贝尔那段著名的小提琴独奏，这是对反人类行为的血泪控诉。这部纪录片对历史的揭示意义是非凡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这些孩子们的悲剧就将彻底淹没。这是继胡杰在海外产生巨大影响的《我虽死去》记录文革历史灾难之后的又一力作。将中国现当代社会这一幕幕惊人的惨痛历史昭然于天下，这是独立的历史纪录片制片人对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贡献。一个不愿意直面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刻意去扭曲历史的民族，其民族性格也必然是扭曲的。
　　这些中国当代纪录片跟踪记录了社会巨大变化中的不同阶层的人物、环境，剖析社会历史根源，就像在聚光灯下分析社会细胞的一个个切片，一个个的故事为我们展示出特定生存状态下的人性原貌。王男栿的《开房找我》（英文名字《红色娘子军》）直面2013年5月8日中国海南省万宁市小学校长和一政府职员与6名六年级小学生女生开房这一恶行。这又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极其荒唐的一幕：为人师表者禽兽不如。制片人、导演王男栿在调查过程中不断受到干扰和威胁。在调查这次事件中，引出了维权律师王宇和性工作者叶海燕的故事。英文名字《红色娘子军》极具有讽刺意义：有史料证实，万宁是当年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如今万宁出了个禽兽校长，冲在维权第一线的竟依然是今天的红色娘子军女性维权者，当地的人照样是麻木。对维权抗议行动进行阻扰的当地公安人员，替代了当年追逐逃出南府的丫环吴琼花的南霸天恶势力。八十年后，中国女性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力再举义旗。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专业和俄亥俄大学传媒专业的王男栿，具有记者的敏锐眼光和社会责任，也具有一定电影制作的技能。整个影片非常流畅，开放式结尾留下很多想象空间。导演马莉用了六年时间跟踪北京上访村的一批人。本次影展放映时间最长（4小时）的影片将这批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状态呈现给观众。她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体会了这些人过着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将自己对这些访民的感情融入到纪录片《京生》之中。由于太投入，导演自己陷入精神崩溃几乎不能自拔，体现出中国独立制片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巨大同情和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在她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在繁华的京城，有一群生活在桥洞下、墙角边、屋檐下的人，他们为自己的基本权力而毫无希望地上访。让人震撼的是纪录片中老郝的自白：这一辈子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全浪费了。女儿京生还在继续着母亲遗传下来的毫无意义的生活。她反问母亲：你为什么要生下我？一位从重庆来的因为被强迫结扎告状的小伙子看到上访村的一切说道：来之前我以为我的情况很悲惨，没有想到还有太多比我更悲惨的。中国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只是活着，谈不上任何生活质量。我以为更加可悲的是和他们一起上访的子女，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社会不平等的种子。一位十岁的孩子在回答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官！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认为，当官就能使他们家免受不断告状之苦，这对孩子是多么大的伤害！北京没有留给他任何好的印象：摩天大楼、车水马龙、历史古迹都没有在他的心中积淀。今年，当年这个孩子就要迈出实现自己愿望的第一步：考取北京的大学，继而去坚定地走上当官之路。
　　导演丛峰在其作品《地层1：来客》中创建了一个新的名词考现学。考现学，是一个新的学术名词，即是通过空间、时间的组织性调查和分析，对现代社会不同的风俗习惯加以认识。这部片子讲述了北京郊县拆迁后的变化。在堆放拆迁建筑垃圾的场地形成了一个十分有研究价值的断面：一层砖渣盖住了原来的土堆，在砖渣上面又盖上一层新土，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断面在发生着变化。而人们过去考古地方的断面的形成往往要经历千年以上！在田野考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的考古地层学，就是通过分析城市建筑遗址发掘各时代层层堆积叠压的物质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例如埃尔塔欣的建筑以其独具特色的斜坡以及带檐口的建筑群成为中美洲建筑史上的纪念碑。这座城市起源于公元1世纪、2英里见方的土地上发现了一系列广场、宫殿和行政建筑。而堆放在京郊县的一望无际的建筑垃圾却以几个月的时间，见证着中国历史上发展变化最快的特殊阶段。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儿时的回忆随着老的建筑群的逝去变得越来越强烈，与之形成明显的对比。历史在迅速遗忘，而遗忘的后果是心灵上的巨大空虚这种一时无法用别的东西填充的空虚。物质的欲望只会带来新的困惑。两位巡夜人在回忆着儿时的故事：对女性身体的萌动和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比人更加忠诚可爱的狗。回忆是痛苦的，相对眼前，又是愉快的。丛峰运用故事片手法和纪录片纪实场景交融巡夜人儿时的回忆和眼前睡在拆迁现场抽烟的民工、打架斗殴的人们、手拿金属探测器建筑垃圾上寻宝的村民、拆钢筋者，构成一幅幅风俗画，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中国独立制片人目前明显受到当年法国新电影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提出主观的现实主义口号，反对影片中的僵化状态，强调具有导演个人风格，表现手法上也比较多变。周浩导演的《差馆2》，背景是广州铁路车站派出所。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现实中国底层社会的写照。反复被抓的卖大饼的、以及喝醉酒的、倒卖车票的、自认为是宇宙奇才的毛泽东的坚定捍卫者、还有无知的母亲和无辜的女儿，构成一幅幅世俗画，充满荒诞，颇具黑色幽默。
　　这次双年展放映了唯一一部长剧情片《钢的琴》。这是导演张猛在2011年执导的的电影，由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故事背景为1990年代初辽宁的某个小镇。陈桂林是个即将离婚的落魄东北汉子，妻子移情别恋跟了大款。与妻子离婚时，女儿小元表示谁给她买一架钢琴，她就跟谁，为争夺喜欢音乐的女儿的抚养权，他借钱借不到，偷琴却被抓，最后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王子这些落魄兄弟们的帮助下，最终凭图书馆里一本《钢琴制作工艺》书，为女儿造出一架钢琴。透过剧中小人物们的幽默与艰辛，影片展露出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友情和激情。故事很暗淡，表现形式却相当欢快。它用一种充满关怀的方式去批判，去看那些小人物身上的缺陷，乐观中透露着忧伤，黑色幽默中夹杂着一些荒诞。这部影片曾获得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
　　《钢的琴》的示范作用在于：在当下中国这个极具商业化的电影环境中，在今天绝大多数导演拼命追逐向好莱坞式的电影制作的时候，仍然有少数具有独立精神、具有人文情怀的导演通过自身的努力向人们展示着他们的电影才思，证明中国电影是可以不媚俗，完全可以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今天中国电影最缺的就是人文情怀。《钢的琴》的成功说明：一部影片没有大投资、没有大明星可以，但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做多少视觉特效也比不了的。它是导演最质朴的一种情感，张猛对于那个时代有着深刻感触：衰败的东北老工业区、下岗的工人、生锈的车间、埋在机床里的文艺梦工人的忧伤。这些时代的落魄者他们没有了荣耀，失去了中心舞台，却依旧坚持着梦想和希望，歌唱着带给他们太多苦涩与欣喜的生活。这是张猛电影中流露出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这正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历经苦难的民族所需要的精神。
　　在中国北京独立电影节上获奖的几部短片也值得关注。王海洋的《弗洛伊德，鱼和蝴蝶》是获得荷兰国际动画电影节金奖的作品，评委表示：自然又流畅的绘画把观众引导到一个意识流的梦境中。影片中的朴实风格与诗意构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同时带领我们体验了一次出奇美好、天衣无缝的感官之旅。《弗洛伊德，鱼和蝴蝶》所传达的远远大于一张画所承载的可能性，作品表现了这位八零后作者的丰富想象力和才华。郭汉芬《北京之夏》代表的是香港的俗文化。《Battle》描写生活在北京的新疆人DiLi，因为面对不公的社会生存环境，在背上刺下Battle字样（战斗），意在表达人生就是要战斗。来京探望儿子的父亲看到儿子背上的字，当即痛斥他有悖伊斯兰教净身精神。儿子去刺青处忍痛去掉刺青，在父亲乘车离开北京站的一刻，赤裸着背对着父亲。制片人文牧野敢于碰撞敏感题材，影片虽短却表现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是基于西藏的民间传说创作的。本片讲述了一个在藏区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一个猎人上山打猎，遭遇到骷髅怪，猎人成为了这个妖怪的猎物。他最终摆脱了他生命中的噩梦，在这一过程中猎人又有了自己的感悟。人物对白语言以故事流传地康巴地区东部的甘孜方言表述，音乐以藏区牧人的山歌和传统民乐巴塘弦子为主要元素。同时将现代音乐风格结合传统西藏的民间音乐。影片明显具有雪域高原特色，意蕴深远，画面设计也很美，其手法和表现技巧，可以为其它民间传说故事的制作提供借鉴。新加坡林育荣的《所有的行流出来》（AllTheLinesFlowOut）是一部艺术片。它的画面很讲究。一个神秘的人在水上寻找归家之路结尾的场景正好和纪录片开幕的片子《地层1：来客》中两个巡夜人不停徜徉的脚步呼应寓意在寻找着回家之路、寻找上访之路、寻找大堡失踪的孩子们、寻找历史问题的答案、寻找中国未来之路。在回答中国社会这些独立制片人的生存环境是否有改善的问题时，有人指出：现在的中国，创作环境有所不同，独立制作的电影作品从数量来看比以前多很多，只是在出版和发行时加以一定限制。导演、制片人丛峰表现得很乐观：尽管在外界看来，这些独立电影制片人在拍片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干扰，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促进官方媒体的电视台和网站与独立制片人的合作。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为独立制片人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也就是面对艰难生存的环境，中国大陆的独立制片人不断触及敏感社会问题。每次踩线触雷后，都争取到一些自己生存的空间。他们的独立探索精神、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他们在逆境中坚守的意志，这在当今中国物欲至上的环境中，是值得钦佩的。屋外春寒料峭。在位于曼哈顿繁华闹市区纽约大学电影系的室内我们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品尝可口的点心，在对这些历经千辛万苦制作出来的反映中国社会真实现状的影片评头论足的时候，是否想到我们海外华人应该像这些独立制片人那样，该为一个在复兴道路上充满激烈社会矛盾的民族做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