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伊格尔顿论启蒙

　　伊格尔顿作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一直致力于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研究，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20世纪90年代之后，伊格尔顿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对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出版了《文化的观念》《理论之后》《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等各种关于文化理论的著作，显示出他对当代文化的现实关怀。近年来，伊格尔顿对当代文化的热情依然不减，他于2014年出版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继续思考当代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重点讨论了启蒙、上帝之死与西方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认为当代西方文化所呈现的种种危机都与上帝的死亡有莫大的关联。本文就从伊格尔顿关于启蒙、上帝之死与文化的危机的关系谈起，对伊格尔顿的西方文化危机论述进行述略与分析。
　　一、启蒙运动与上帝的隐退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肇始于17世纪，盛行于18世纪，是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另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波及范围极为广泛，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和教育学等，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运动首先产生于英格兰、德国等国家，后来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纵观启蒙运动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是德国启蒙运动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直接针对的是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试图通过理性之光来照亮人们精神上的蒙昧与黑暗，使人们获得光明与自由，而启蒙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上帝从现实世界中驱逐出去。所以，在启蒙运动那里，理性而不是宗教信仰就成为人们行事的一个尺度，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法则在哲学家笛卡尔那里最终得以形成，恰如其名言所示，我思故我在，这就告诉人们，只有理性才是人的本质所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启蒙运动开启了启蒙理性现代性的逻辑链条，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可以说，没有欧洲的这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就没有今天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直至今天，国内还有学者在呼吁要进行一次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样中国才能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看重启蒙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启蒙运动距今已近300年，时过境迁，现代人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固然给社会发展提供了高速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高度发展的理性主义思潮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弊端。这也是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要思考的问题。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的起始部分就是对启蒙的反思，进而才探讨西方社会的上帝之死与文化危机。显然，他认为西方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源头就在于启蒙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在该书的这一部分，他重点分析了启蒙的局限。在该章的开头，伊格尔顿开门见山地指出：当社会与宗教剥离开后，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这里的世俗一方面是中性的意义，类似于韦伯的世俗社会概念；同时，也具有一种批判的立场，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庸俗。他引用了一份2011年的关于宗教信仰的问卷调查，以英国为例，在英国虽然有61的人宣传信仰宗教，但实际上只有29的人有信仰，即使有信仰，也不如过去那般热情。伊格尔顿的这个论断让整个西方社会大吃一惊，通常认为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并以此来攻击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看来，西方社会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伊格尔顿看来，西方社会人们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其实，对启蒙的反思并不是仅始于伊格尔顿。早在法国大革命刚刚发生之后，一些学者、思想家已经对启蒙运动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所质疑和指责。他们发现，一方面，启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同时，人们也逐渐察觉到启蒙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种种弊端，如人类社会的道德危机、生存压力、精神空虚、种种灾难、环境恶化乃至战争，这些我们称之为人类现代性危机的东西莫不是启蒙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在伊格尔顿看来，是启蒙而不是其他应该对此负责。这种现代性危机在20世纪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两次世界大战、种族冲突与大屠杀、恐怖袭击、9。11以及法国枪击案等等都是现代性危机的种种表现。
　　根据上面所说的启蒙的逻辑链条，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条反启蒙的链条。那就是理性异化现代性危机反思启蒙。理性异化与现代性的危机已然发生，我们现在正处于反思启蒙的阶段。关于理性异化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有批评。而现代性的危机，在一些现代性理论家如霍克海默、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也有过论述。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开头直接指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在当代西方，对启蒙的反思则首推伊格尔顿。
　　在伊格尔顿看来，早在启蒙运动发展如火如荼的阶段，对启蒙的质疑与反驳就已经存在，共有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是其认为的理想主义者，即理想主义的哲学家，以谢林、费希特为代表；另一个派别则是浪漫主义，以施莱格尔、华兹华斯等为代表。在启蒙运动那里，人类社会的认识对象转向了科学和自然哲学，对神学与人的精神世界不再关注。这就引起了一些理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的不满，即使是在启蒙运动内部，一些启蒙学者也在试图调和理性与神性之间的关系，而谢林的理想主义哲学就是试图填补启蒙运动所导致的神学空白。
　　谢林虽然也宣称是自然主义哲学家，但他所指的自然是超自然的自然（伊格尔顿语）。在谢林看来，自然最终会由它（It）转向你（Thou），由客观的自然转向主观的自然，哲学研究自然也要遵循这样的进路，谢林也一直在自觉地遵循这样的理念进行哲学研究，所以，在哲学史上，把谢林看成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熟读谢林哲学的人都知道，解读他的哲学通常不太容易，就是因为其哲学中关于自然的定义总是不确定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外在的自然。他的哲学研究在后期就由唯心论走到神学，并著有《宗教与哲学》一书，论述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显然，谢林的哲学特别是启示哲学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因而谢林的哲学也算得上是反启蒙的哲学。
　　除了用谢林的哲学来反驳启蒙运动，伊格尔顿用来证明启蒙运动局限的另一个案例则是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不仅表现在文学上，还表现在艺术、政治、哲学等领域进行全面的精神、情感的复归，这依然与启蒙所宣扬的理性思潮是相悖的，但却不能被看作是反动的。浪漫主义的理论家施莱格尔著有《启蒙运动批判》，站在浪漫主义的角度对启蒙进行反思与批判。在有的学者看来，德国浪漫派不是非理性、反动的，而是反思和批评启蒙理性主义的弊端并与之竞争的一种现代性理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从体系（注：理性的结果）转向精神，它看上去更关乎宗教而非神学，更关乎信仰而非知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浪漫主义分享了唯心主义的神义论。所以在很多浪漫主义哲学家、艺术家、诗人那里都能发现神的痕迹。伊格尔顿以荷尔德林的诗歌为例，说明了浪漫主义艺术试图揭露事物之中蕴藏的神性，再次魅惑那个业已陈腐变质的世界。
　　以上就是伊格尔顿关于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潮与启蒙运动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启蒙运动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启蒙运动又确实给当前社会带来了诸多困境，引起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道德沦丧、普遍价值观的丧失，这都是启蒙所带来的局限，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反思。如果借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来解释，启蒙哲学家将人们从一个自然洞穴带入了另一个人造的洞穴，你误以为看到了阳光，其实照耀你的是人造的日光灯。这可谓是对启蒙运动的局限一个形象的论述，根据伊格尔顿的观点，这一切都是由于上帝的被驱逐所致。
　　二、上帝之死与人之死
　　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都有所提及。在宗教信徒看来，上帝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信仰，在基督教徒眼中，上帝更是一种永恒的存在，首先创造着这个世界，同时也治理着我们的世界。这里所说的上帝是亚伯拉罕意义上的上帝，汉语名词为利玛窦所译。在西方的基督文化的传统中，上帝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上帝就始终伴随着人类而行，特别是在中世纪，人们对上帝的崇拜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从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圣经》里可以发现，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包括人类。人在上帝面前，只能俯首臣服，上帝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驱赶着人类。
　　中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的自主意识逐渐加强。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概念已经出现，试图用人来对抗存在数百年的上帝。莎士比亚就曾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了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经典名言。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观念的萌生只是初级阶段，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试图用理性来对抗上帝。认为只有理性才是人的最重要的因素，只有理性才能作为人之存在的根本，而非其他外物因素使人存在，故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就否定了传统基督神学中的上帝造人说，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的权威甚至上帝的存在。可以说，启蒙运动是对上帝权威的第一次直接挑战，但启蒙运动没有彻底驱逐或杀死上帝，恰如伊格尔顿所说得在理想主义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潮那里，依然有上帝的身影。或许对于启蒙运动来说，有不彻底之嫌，但对伊格尔顿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即使是这样，伊格尔顿依然对启蒙运动颇有微词，认为启蒙运动在驱逐与杀死上帝这点开了一个坏的先例。
　　在伊格尔顿看来，对上帝形成威胁并最终杀死上帝的要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虽然他们的哲学观点颇有不同，但他们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而无神论则是宗教或神学观念的最大敌人。在我们看来，伊格尔顿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与批判还在于理性神学的建立。启蒙运动者把理性地位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切唯理性马首是瞻。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原本是反对神学的启蒙运动却又陷入了一个新的神学怪圈，即理性神学。从表面上看，理性神学与宗教神学不同，但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对一套思想观念的盲从，只不过是一个盲从神性一个盲从理性罢了。而启蒙运动者则试图用理性的神学去取代宗教的神学，这也是伊格尔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些无神论的思想家一方面反对基督神学；另一方面也反对这新建立起来的理性神学。
　　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者，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唯物主义观点，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是第一性的，关于上帝的种种神学观念属于意识范畴，是物质的产物，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虽然这个观点很简单，但对于有神论者来说却是致命一击。其实，历史上的诸种神学无不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理论体系。伊格尔顿就认为：上帝只不过是人类自我放逐时所制造出来的产物而已，上帝的隐退也只有人类所处的环境得到了改善才可能发生。而上帝只不过是神学观念的具体化而已，也就是道成肉身。另一方面，马克思对技术理性也持批判态度，提出了著名的异化理论，显示出马克思对两种神学的抵抗与调和。
　　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逐步进入了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进一步加剧，宗教神学观念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但启蒙现代性的弊端则日益凸显。于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哲学就应运而出，代表人物为叔本华和尼采。如果说启蒙理性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对上帝发起攻击，那么唯意志论哲学则从非理性（意志）的层面对宗教中的上帝发动了另一波的攻击。相比于启蒙运动者把理性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唯意志论者把意志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意志才是创造万物的动力与源泉。
　　如果从对上帝的杀伤力来说，意志论者显然比理性主义者更加有效，也更加彻底。所以，伊格尔顿认为尼采才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只要上帝之鞋已经被理性、艺术、文化、无神论、想象、民族、人性、国家、人类、社会、道德或其它替代物所充斥，超验之物就不会真的死亡。而只有到了叔本华特别是尼采那里，才彻底把包括上帝在内的超验之物杀死。唯意志论哲学标榜人的意志的强大作用，一方面扼杀了上帝，同时也扼杀了理性神学。与此同时，与尼采差不多同时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也给宗教神学与理性神学又一致命一击，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能理论认为本能才是人最真实的存在，无论是上帝还是理性都不是人的最真实的存在。相比于启蒙运动对于上帝的扼杀，尼采与弗洛伊德的非理性哲学对于上帝的扼杀更为彻底。在伊格尔顿看来，尼采与弗洛伊德的非理性哲学不仅扼杀了上帝，也扼杀了人本身。上帝之死就包括了人之死，以及伴随着新的人类的诞生，这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义，看起来这是尼采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所以说，上帝之死对人类带来的另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导致了人的终结，上帝之死其实也就是人自身的死亡。这里说的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而是有信仰的人。在伊格尔顿看来，有信仰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人之死则导致了世界的混乱与当代文化的危机。
　　三、文化的危机与批判
　　进入20世纪以来，启蒙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更为明显，上帝死后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当代文化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的危机也就是现代性危机。在理性与人的欲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上帝已经无所藏匿，一切以技术理性和自我欲望为中心。无论是理性还是欲望，都形成了对人的信仰的扼杀。人们对于整个社会只知一味索取，满足自我的贪念，而失去信仰和对普适价值的关注。这在伊格尔顿看来，是20世纪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当然，关于现代文化危机的论述也并不始于伊格尔顿，在其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思想家从不同层面对现代性的文化也即资本主义文化进行过批判。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可见，早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准确预见了资本主义即将遇到的文化危机，提出了人的全面解放思想并用来对抗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
　　马克思之后，德国文化哲学家西美尔也曾对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文化危机进行过批判性的思考，并尝试着给出一些解决办法。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内核是在古希腊理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熏染下而形成的。尤其是宗教，在西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进程中，宗教受到了各种力量给予的毁灭性打击，由此导致了传统的价值观念都被不断解构，特别是人的宗教信仰日渐式微。恰如伊格尔顿所说，宗教虽然还存在，但真正信仰的却没有几个。于是，西美尔对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宗教信仰的缺失将会导致虚无主义，而要解决这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一个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重返宗教。在西美尔看来，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源于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宗教情感，是情感而不是理性把众多教徒聚集在一起。真正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从外部所强加的，而是从人的内在生命中生发出来的，是人的天性。西美尔认为：宗教存在乃是整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本身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磅礴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命运得济的一种形式。所以西美尔就把宗教与人的生命自身等同起来，只有把人的生命意识唤醒，人类的文化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克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其实，在西方社会，呼吁以宗教来解决人类现代性危机的大有人在，伊格尔顿那里，有一大串的名字：涂尔干、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诸多思想家。涂尔干就认为宗教是一个社会的象征水泥，起着把整个社会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作用。而在20世纪，宗教在社会文化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在20世纪前半叶已经得到印证，如战争、种族冲突、大屠杀等。到了20世纪晚期和新世纪，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不断加剧，恐怖主义在全球大肆横行，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9。11事件，在伊格尔顿看来，这是文化危机所导致的原教旨主义所产生的后果，进一步催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在此之后，西方社会中的宗教与神学观念开始再度兴盛起来，而人的世俗唯物主义思想与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座大楼一样轰然倒塌。伊格尔顿在其《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中就围绕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深的思考，相比于上面所说的思想家，伊格尔顿在新书中将其批评的视角转向了现代社会，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填补上帝死后的空白并试图寻找上帝的一种替代物，这种替代物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则充满了矛盾和困难。
　　因此，伊格尔顿在新书中特别讨论了9。11恐怖袭击前后世界宗教的现状。恰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西方资本主义如今被嘲讽为不仅催生世俗主义，也催生原教旨主义，新书对这些论调也有所关注。此外，作者还反思了宗教的独特作用和所谓针对无神论的影响的斗争以及文化和艺术作为新的救赎途径的可能性。于是，伊格尔顿认为，即使是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今天已经进入了上帝已死的时代，那么上帝之后人们还应该信仰什么？这是近百年来诸多思想家所苦苦追问的问题，如西美尔提出的宗教，依然是对上帝的回归；也有些思想家提出了用审美、艺术作为人类新的信仰，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到底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宗教的这种社会功能，伊格尔顿提出一个长长的列表：理性、自然、精神、文化、艺术、民族、国家、自然、人性、存在、社会、欲望、生命的力量和个人关系等。所有这些都不时地担当着神性的某种形式。然而，宗教之延续至今，本身就证明了，要取代其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复杂角色，并非易事。通过伊格尔顿的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近年的文化研究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革命的激进锋芒，而倾向于宗教，这与其早年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有所不同，虽然他依然还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意识。在这点上，他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雅明有着非常相似之处，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又寄托着宗教的救赎思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这或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吧。
　　四、关于启蒙批判之批判
　　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中所进行的启蒙反思，并从宗教神学的立场上讨论了其局限，特别是由于启蒙导致了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和终极信念的丧失，在这点上有合理之处。但在我们看来，启蒙对于上帝的驱逐所产生的进步作用远远大于上帝的存在所带来的作用。特别是把启蒙运动放在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其意义就更加深远。所以，对于现代社会的弊端以及所带来的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一味地归因于启蒙，同时，也不能不加反思批判地接受启蒙的遗产。就当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不但不能停止启蒙，而应当继续启蒙。但是，如何处理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代的学者所要考虑的问题，毕竟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宗教一直都起到重要作用，甚至有些启蒙家也认为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卡西尔甚至认为：启蒙运动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它摒弃信仰，而在于它宣告的新的信仰形式，在于它包含的新的宗教形式。另外，启蒙运动并不像是一些思想家（包括伊格尔顿在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完成了目标，其实，在这一点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到底该怎样去启蒙以及启蒙与人的精神、信仰的关系如何依然是今天的思想家所要考虑的问题。在现代性发展的进程当中，启蒙依然是绕不过的一环，这也表明，启蒙运动及其所开启的现代性进程，是像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性它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事业，即使在今天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依然需要我们继续为之奋斗，而不能简单否定启蒙对西方文化甚至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