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和生学以及文化的一朵奇葩

　　一个成功的学者，在其学术的道路上都有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其返约的成功标志是能够自成一家。钱耕森老师早年学术出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这也是当年很多哲学学者所走的路。到 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钱师开始集中研究中国哲学，并带了十多届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遗憾的是，直到他退休时，安徽大学作为地方大学仍无权设博士点)。我于 1988 年下半年成为钱师的弟子。1990 年我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教书。我自从 1994 年到广东工作后，与钱师的学术交往也没有以前在本省那么便利，特别是我调入社会学系后，对中国哲学的关注越来越少了。而且我过去总以为在学术上能自成一家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或多或少地发表一些文章作为自己的学术宿命，因而也没有想到钱师会成为这少数自成一家者中的一员。而且我是在文革之前出生的，从小就接受阶级斗争批斗革命等词汇的熏陶;高中和大学本科阶段接受哲学教育时，仍不免受斗争哲学的影响，认为阶级斗争革命属于矛盾的斗争性，因而是绝对的、永恒的、正面的;调和和谐属于矛盾的同一性，因而是相对的、暂时的、忌讳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必然会遇到同与异、和与仇的关系问题。据《国内哲学动态》1982 年刊文介绍，先前的教科书和论著基本主张张载的仇必和而解命题是矛盾调和的形而上学，是害怕矛盾害怕斗争的地主阶级思想，而肖景阳和刘扬贵在各自的来稿中重新评价了这一命题，认为这是建立在元气本体论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命题。不过，这种评判只是停留在一个哲学命题上，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上。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是告别传统的斗争哲学而开创和的哲学的时期，其中代表性的有：冯友兰先生的仇必和而解的哲学、张岱年先生的兼和哲学、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和钱耕森先生的和生学。各种形态的和的哲学的出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内求稳定与繁荣、外求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冯友兰先生首次将仇必和而解上升到辩证法的层次来评判。他指出：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即矛盾的统一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至少有两种，即以统一为主的仇必和而解和以矛盾为主的仇必仇到底。接着，他发文将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作为区分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标志，并认为仇必和而解才是客观的辩证法。他从全球视野来审视以仇必和而解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指出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不过，冯先生仇必和而解的哲学思想问世后不久，就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许全兴指出冯先生以仇必和而解(和的哲学)和仇必仇到底(斗争哲学)来区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法不科学，强调斗与和的辩证统一。刘奔认为仇必仇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解。
　　张岱年先生早在 1948 写成的《天人简论》中就提出了兼和概念。张先生退休后，高足刘鄂培先生在其主编《张岱年文集》的过程中拜读了张先生的几乎全部论著，后又在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中感悟到兼和是张先生思想体系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于是他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来到张先生寓所，汇报自己对兼和的理解，指出兼和是岱年师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基石，是岱年师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是岱年师哲学中的精髓。张先生愉快地接受了刘先生对其哲学核心思想的评判。张先生的兼和哲学问世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方克立先生称他是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兼和哲学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
　　张立文先生于 1990 年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 95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和合学的思想，并于1996 年出版《和合学概论》一书，系统构筑了他的和合学理论体系。张先生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构建和合学，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是现代文化方式的选择。他称其和合学包含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则，是 21 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最高价值。张先生和合学的问世，也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肯定。
　　钱师大道和生学的创建，经历了一个产生、完善和成熟的发展过程。据钱师自己陈述：1994 年 10月 5-8 日在北京召开的孔子诞辰 2545 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了和生学2013 年 12 月 28 日在安徽大学召开的庆祝黄山文化书院成立 25周年暨钱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 55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大道和生学运思轨迹略述》一文，将自己潜心研究有年的大道和生学和将要推出的大道和同学在会上一并推出，而且钱师的大道和生学成了本届年会研讨的主题。这意味着钱师的大道和生学经历了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和大道和同学三个发展阶段。
　　钱师的和生学产生于冯友兰先生的仇必和而解哲学之后、张岱年先生的兼和哲学的自觉形态之前。而钱师是冯先生和张先生的高足，师生往来密切，他的和生学自然受到二老思想的影响。钱师的和生学产生于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之后，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可能受到和合学的影响，而且张先生和合学的创立，也增强了钱师创建自己的和生学体系的信心。但张先生提出和合学五大原则(包括和生原则)的时间是在钱师提出和生学后的第二年，而在中国哲学意义上使用和生概念也是自钱师始。因此，张先生提出的和生原则，也有可能受钱师和生学的启发。与同时代创建的其他和的哲学派别一样，钱师的和生学也以史伯的和实生物以他平他之说为源头。但钱师却认为史伯的和实生物说高于孔子的和为贵说的价值，因为前者出现的时间更早，内容更为深刻，价值更大。他高度评价了史伯和生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认为它把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生(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日新又日新与时俱进)与和(和谐)的两种优秀的传统精神创造性地有机结合起来，对孔子的和而不同说和老子的道生万物说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师特别自豪地指出，他发现史伯的和生学，是他阅读古文献时看到的，自家体贴出来的;他又以史伯的和生学为基础，进而探索成自己的和生学。在我看来，钱师的和生学更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将和与生联系在一起。当然，他所说的生的意义，让人有生存生长生产(生物)、产生(生财)、生机生意等无限遐想。
　　大道和生学是钱师和生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他强调老子的道生万物虽然受史伯和生学的影响，却又对史伯的和生学作出了巨大的超越与发展。老子的新贡献在于把道引进来了;把阴阳二气引进来了; 把冲气引进来了; 把和与气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和气把经验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上升到理性的冲气以为和，把具体的现实的和生万物说提到了抽象的哲理的道生万物说的高度。实际上，钱师通过对老子思想的解读，是要为他的和生学找到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和从形而上的本体派生形而下的宇宙万物的具体途经。而他正是将史伯的和生说与老子的道生说打通，从而构筑起他自己的大道和生学的新体系。
　　大道和同学是钱师和生学的最新构想。在钱师看来，史伯看出了同的不继的消极的一面，未能看出同有生物的积极的一面，不懂得和异之中有同，同之中有和异的辩证关系。而钱师认为，多元的他只有经过求同存异，才能达到平平衡，才能达到和和谐，才能生物。因此，他从古代哲人的言论和古代的成语、词语中发掘带有正能量的同，以揭示同与和异的内在联系以及同的积极价值。他又对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进行重新解读，指出和与同在大同社会里大大超越了史伯提出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地统一起来，持续不断地共生出万事万物。他希望自己晚年能在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和文化、同文化和生文化方面，在将三者打通构建成大道和同学方面，以及让大道和同学在彰示儒道互补更大的价值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在大道和生学中加入同的积极元素，是钱师对当代和的哲学的又一特别贡献。
　　近代梁启超先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来追求学术上的自我超越。吾师论道，虽不像梁先生那样的反复无常，但也经历了一个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发展过程。从和生学的创立，到大道和生学的形成，到大道和同学的构想，正是吾师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动体现。弟子希望吾师保重好身体，再假以时日，将一个更为系统的大道和同学理论体系奉献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