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学

　　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学
　　一种事物的变化发展，不仅拥有一段时间历程的记录，同时还拥有一段变迁形态的痕迹。虽然作为一门近代才兴起的社会学，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只能算是刚刚登场，但这并不代表这门学科没有变化，没有发展，甚至没有遭遇到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困扰。因此，对待社会学在中国成长的面相，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才能廓清它的轨迹。
　　中国社会学的四大格局
　　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以“群学”为名，首次向国人引介西方的社会学思想。随后，“群学”一词成为社会学在中国最早的代名词。这门学科伴随着历史的坎坷进程至今，已在中国落土生根百余载。然则令人宽慰的是，中国的 社会学也形成了相对范围的四大格局。在这里对社会学发展格局的成就认可，并不是从传统的学科门派进行的归类和划分，而是从一门学科在区域性的重视程度和发展规模来进行的化约。
　　这四大格局大致可以分为华北、华东、华中以及华南四大区域，其中的华北以北京为中心，附带吉林；华东以上海、南京为中心；华中以武汉为中心；华南以广州为中心的四个区域带。正如谢寿光先生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主题发言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也形成了相对性的学术重镇。对于北京的社会学发展来说，我们一定要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构筑起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中心，超越地方性的学术重镇发展格局”。谢先生这段话背后所隐含的殷切期待就是，寄希望以北京为中心的社会学共同体，能够在未来的社会学发展道路上，引领全国社会学的发展潮流。
　　其实，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格局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社会学发展格局的浓缩版写照。在当今社会学的整体区域上，我们主流的社会学知识仍然带有欧美强势学科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对社会学知识的积累没有发挥作用，或者发挥着微乎其微的力量。这种局面的出现，反而意味着学科后发展国家能够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借鉴欧美知识，并不断地汲取、整合乃至创造出属于自我特色的社会学，为世界性社会学做出贡献。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从拉美学者的世界体系论、东欧学者的市场转型论来印证。
　　以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格局的大致化约，也就是从这一视角来看待这场学术发展的大致分布情形。因此，它没有意味着要漠视或遗弃其他区域的学科努力，只是这四大区域性的社会学发展形势比较明显罢了。而中国其他区域性的社会学，正如后发展国家的学科优势一样，也可以充分汲取中国社会学的四大格局知识成果，来促进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学知识增长。
　　乐观面相的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的四大格局形成，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学科发展已经处于世界性社会学的中心地位，它也不能表明学科的知识可以实现世界性的平等共享、交流和对话。正如上文所述，当今社会学的整体态势仍然是欧美的强势学科主宰地位，社会学的概念、命题、理论以及流派，仍然是西方的主流学术话语，而在世界性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内，中国的学科知识贡献仍然被漠视或者淡忘。不过最近几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性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方的学者也渐渐地将学术的焦点对准中国，从而兴起了一股关于“中国模式”的跨学科探讨。对于中国是否正在创造着世界发展的另一种途径，我们暂且可以搁置争议，但这却从侧面向我们反映，中国道路、中国政治、中国的社会现状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中国学者创造的自我学科知识，也正在被世界性的知识体系审视、复制和吸纳。研究中国的现实，并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学科、地域性独奏，而是一幕世界性的大合唱场面。其中，运用社会学视角去观察、描述和分析所形成的知识，也在迅速地卷入到这场知识的大杂烩里，贡献着学科的绵延之力。
　　社会学在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新现状、新问题的挑战时，也正
　　由于得到国家高层的重视和扶持，才曲折、坎坷地发展到今天。其中不论是邓小平同志的“社会学亟须补课”，还是胡锦涛同志的“社会学春天”，它都暗含着中国现实的转型需要社会学，需要它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而，通过对社会学春天面相的了解，我们也就可以很容易理解春天的社会学，它们两者并不矛盾。春天的社会学，正是得意于社会学的发展机遇和时间段的来临，给社会学的发展创造了茁壮成长的环境和适宜的条件。它们都表明，社会学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发展低潮期，迈向了跨越性的大踏步阶段。
　　这种乐观取向的学科心态，我们既可以从社会学的最近几年研究成果来看，也可以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规模来看。最近几年，国家先后提出“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概念，社会学的研究人员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设计和参与，奉献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学科审视，尤其是最近几年国考岗位的设置，也增加了不少相应的社会学学科背景知识要求；其次，在全国的学术研究机构中，不少的研究人员也加入到社会学的研究队伍中，扩大了社会学的研究力量，让社会学的发展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潜在焦虑的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的浮华表象背后，也正如陆学艺先生所言：“前几年，我牵头的两次向高层领导反馈的学科发展意见，得到了高层的重视以及两次批示。可中国社会学发展至今，还处于学科表象的徘徊阶段，实在令人心忧！”在他嗟叹的语气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未来的无奈和失望。热情洋溢的社会学春天，竟然会沦落到表象的徘徊和发展的停滞状态中，着实令有志之士、有抱负之人焦虑。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去讽刺和忽视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从一种未来的发展眼光来看待学科的发展：社会学确实需要迈开步子去前进！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危患意识不仅需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单调习惯中，而且还需要渗透在集众力携手创造的学术共同体内。社会学如何成为一门有说服力的显学，或者说社会学如何走出自我繁荣表象背后的徘徊？这就同样地需要一种对学科发展欣喜背后反思的忧患意识。
　　最近几年，郑杭生先生一直在大力提倡“理论自觉”，可以说就是一剂针对目前现实浮躁、华而不实的学术氛围的“提神药”。我们姑且不从目的论的视角去衡量“理论自觉”的价值，但它确实折射了当今中国社会学的边陲思维、亦步亦趋的学术套路，以及在西方的牢笼里跳舞的姿态。尤其是新近的一些社会学概念、体系，它们被没有咀嚼地尊崇为时尚、前沿，而且还引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于是乎，这种治学的心态和方式，使“理论自觉”的呼唤在学科发展的现实面前显得更加迫切和需要。
　　面向未来的中国社会学
　　“给我一个合适的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社会学的发展，既不需要鼓动人心的学科乐观面相的传教士，也不需要蛊惑人心的学科焦虑的渲染者，它只需要拥有一片属于自我的纯净天堂。正如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比喻所言，如果社会学的发展能够拥有一片合适的环境，它也能撬动整个社会的变迁，为社会的稳定秩序发出持久的光和热。在乐观面相和潜在焦虑的纠结中，社会学的发展更多地需要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来自学术自身的自由，而且还来自学术外部整体环境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实现学术的权益自主与权力场的制约规范效果，个人与社会的元关系才能深层次地渗透在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中。
　　美国学者赛德曼在他那忧心忡忡的“社会理论终结”警示背后，也开出了社会学的发展疗方，即社会学干预政治。对政治的干预，或许能对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具有某种反思借鉴意义。当然，赛德曼的社会学干预政治，并不是说社会学跨进政坛，海谈国家方针、畅议社会政策，具体把握政治的每一项活动。而是说，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应带有某种政治性的眼光，即能够通过自我学科的力量，去试图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通过社会学去弱化政治对日常生活的殖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人性化。
　　面向未来的社会学，崇尚自由、自主以及干预政治，带某种政治性的眼光去看待社会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某种景观，世界性的社会学也正朝向这一
　　未来的走向而前行。社会学家吉登斯由解放政治迈向生活政治以及最近的气候政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论，甚至福柯的知识谱系与权力政治，都可以说是社会学知识视角的某种政治性审视。这场视角的转换，也融合在最近几十年的女性运动、绿色运动以及和平运动中，它们都在无差别地书写着社会学的知识，扩展社会学的知识库。因此，社会学的未来，必须带有某种政治性的敏锐眼光，才能走向“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才能让我们的生活秩序更加协调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