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2016年11月2627日，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泉州师范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泉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4届年会在福建泉州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约17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研究等专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年会主题突出，内涵丰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思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为民研究员围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分野及其话语权含义这一议题，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野的入口。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内嵌于理论体系之中的，方法论的性质决定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自洽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的理论体系，既包括着逻辑意义上的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也包括着历史层面上的规定性与演化性。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在于前者更重视本质，而后者更注重现象；就后者而言，分歧则在于前者更注重从动态的演进中揭示其本质，而后者则注重其静态和短期的规律与特征。他的鲜明立场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其核心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决定了本质经济学在其中的主体地位；西方经济学主要将表象经济学作为研究视角，这决定了其在历史演进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和修补。这一方法论上的分野，实际上导致两者关于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直接体现为社会制度的抉择。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领域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存在着两种政策倾向：其一是倾向于放松政府规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其二是倾向于弥补市场经济的失灵，实行政府积极干预方面的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政策主张本是无可厚非的，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离开了政府决策发挥作用的有限性约束，继续坚持原来的政策倾向就会形成政策倾向的固化，从而就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志伟教授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就是这样一种固化思维，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盲目推崇，主张当今的经济问题（主要以美国为代表）都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干预造成的，所以，为了释放市场潜能，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这种观念与古典经济学和20世纪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高度一致，都是强调自由放任秩序下由供给推动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的固化思维。在他看来，我们这些年的认识和实践是有偏差的，在偏重财政政策条件下，各级政府持续扩大投资需求，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但问题是，一谈到解决产能过剩就大谈需求不足，强调运用货币政策解决问题。最近强化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却又忽略需求只讲供给。像这样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思维固化、片面化的反应，对真正解决问题是不利的。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当下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继承性、政府职能转型、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的建筑说把整个经济学研究体系比喻为一幢三层楼的建筑，这三层楼分别代表了从抽象到具体分析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楼是纯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涵盖了在中国高校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以及像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影响力相对较小的范式；第二层楼是历史制度分析，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第三层楼则是具体的经济政策研究，例如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之类的研究。在他看来，不论是选择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是否还要考虑选择一些异端经济学的理论等等，都涉及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问题。他的推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这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理论范式往往又被统称为异端经济学，对应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把所谓异端经济学统称为新兴政治经济学）。由此引申开来，孟捷教授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之间就存在一条鸿沟，如果要填平这条鸿沟，就必须借鉴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把协调这一问题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部分的分割与矛盾是明显的，资本主义部分是批判性的，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也是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下作一些具体的描述和概括，基本上是苏联经济成就的总结，而不是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教授贾后明认为，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列宁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在经济政策和思想上力求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需要，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新思想和做法。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教条理解加上政治上的僵化，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突破较小，在经济实践上满足于基本的经济稳定和计划目标的实现，不能面对现实经济困难，尤其是民众对改善生活的要求，使社会经济走向了停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不能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更不能落在实践的后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要依赖于实践中的经济成败，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也只能是来自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及其对实践进行改革创新带来的理论思考。
　　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厘清经济发展规律与进路
　　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经济运行都与产品分配相联系，或者说由后者决定，不了解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因为人类社会的核心始终是个利益关系。这是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杨文进教授在大会交流环节的最后总结，这个总结事实上隐含着一个推论，即资本和价值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的有限的有效需求与无限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使技术进步的一切成果都外溢到整个社会，同时会造成产品分配与价值分配的脱节。他反复强调现代分配理论与实际是完全脱节的，由于资本与价值的性质都是生产关系，因此决定了各要素间的宏观分配比例以及各种宏观比例关系在长期一定是相对稳定的，短期内产品分配的比例会随着经济波动而改变并决定周期运行方向。无论技术进步速度快慢，各行业在长期得到的利润率都是相等的，短期则围绕平均利润率作周期性振荡，彼此间的利润率会因结构变动而出现非均衡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使经济系统获得了动力，又保证了系统的相对稳定。更进一步，他把资本积累的实质具像化，认为资本积累是更大的慈善，只是这种慈善并不是企业家阶层的本性所致，而是市场经济客观机制的结果，每个厂商或企业家都是该机制中身不由己的零部件，资本积累成为他们摆脱不了的枷锁，但同时，他们又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积累的目标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要保住已有资本并获得更多利润，这些利润就必须用于扩大劳动阶级的消费。如此下去，一个社会如果要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加強竞争机制以促进资本积累。
　　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如何决定自己的支出水平以导向效用均衡？这一问题在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中一直悬而未决。此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消费者均衡理论对消费者真实思维与决策过程的反应，以及宏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融合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惠雄教授认为，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存在花多少钱为效用最大与如何花钱为效用最大两个具有先后决策程序差异的不同消费者均衡问题，现有理论忽略了前一个均衡条件，导致理论假说与消费者行为事实不符和必要条件缺损。他突破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同质收入假说局限，在消费者均衡条件中分离出一个包容收入异质性的支出均衡条件，弥补了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他的研究结论是：消费者支出均衡是消费者均衡决策中的必要环节；消费者生命成本收益均衡决定消费者支出均衡与不同消费者的支出行为结构；微观市场中的单个消费者支出均衡影响储蓄水平与市场需求曲线合成，从而为宏观经济总量与微观经济变量的逻辑关系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应该说，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有可能促进微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分析更具可靠性，也为宏观经济总量与微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合乎逻辑的数量关系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虽然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会导致市场失灵，但市场失灵只是政府规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使是适用于政府规制的领域，也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从理论演进的角度探讨了政府的经济角色，聚焦于微观规制中的政府失灵问题。他分析了如何通过提升规制能力和引入激励机制来矫正政府失灵，如何利用社会共治为政府失灵补位。他判断我国政府规制体系还处于初创期，尚难以完成矫正市场失灵大任的主要依据是：第一，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在不断完善中。例如，2015年刚刚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完成《食品安全法》的第一次修订，《反垄断法》修订只是已经被列入国务院的立法计划，修订任务尚未完成；第二，规制机构还处于探索、磨合阶段。例如，环保部专职治理水、大气、土壤污染的机构则是2016年年初才建立；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设置与演变更是几起几落，地方政府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至今仍未定型，呈现出食药独立设置、与工商部门二合一、与工商、质监三合一等多种模式；第三，政府规制体系的运转效率差强人意。无论是公众对公用事业领域的涨价、服务质量的质疑，还是雾霾、河湖污染以及食品藥品安全事件的频发，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政府规制体系的不完善。因此，需要从经济理论中汲取精华，提升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实行从市场竞争中选拔职业经理人，是新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法人治理运行机制的一个重大变革，为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开启了一个重要动力源。为此，对企业经理人的职能性质进行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梁洪学教授认为，现代企业经理人是伴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制的产生而出现的，以经营管理企业为职业的经理人与企业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现代企业经理人的出现及经理阶层的形成，不仅标志着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一体化式的传统企业制度走向了经理享有管理控制权式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也表明，在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革和社会分工更加深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走向职业化的经理人作为一个普遍而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已成为现代市场的最活跃参与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举足轻重。在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今天，需要一大批具有敬业精神、管理才干和创新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为此，迫切需要培育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不断合理地增加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职业经理人的比例。他还建议当前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应率先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畅通现有的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的同时，实施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的制度。
　　三、以制度创新为抓手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以智能化与机械化融合的嵌入式生产系统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历史性交汇，既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又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大家知道，工业革命的路径选择关系到产业创新的成败和一国的兴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日本因路径选择的错误，即没有选择嵌入式产品向互联网的方向发展，结果导致其经济被美国反超并停滞了20余年。而美国虽然选对了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形成了所谓的新经济，但因为把新经济引向去工业化和泛金融化，结果导致美国新经济滑向大衰退的深渊并至今回升乏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程恩富教授等在如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的对话中强调，只有嵌入式生产系统才能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打破了智能与机器的边界，机器与机器可以进行信息的实时交换、调准，从而生产的各个阶段可以实现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无缝融合，进而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可以实现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无缝融合。这种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关键共性技术就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如果我国借鉴德国经验，在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方面加快自主探索与创新的步伐，并在互利共赢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基础上与德国企业合作研发和合作制造，很可能有新的发现，从而在关键共性技术上取得突破。
　　湘潭大学商学院杨巨讲师有一个分所有制和分行业的测算，他发现建国以来全国和国有资本有机构成呈现N型变化趋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制层面，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体上升，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下降，行业层面，大约三分之一的行业上升，三分之二的行业下降。通过增长率及原因分解，他进一步发现，计划经济时代，资本密集度也就是资本技术构成增长率较低，但工资增长率也较低，加之运营效率上升，导致资本有机构成较快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全国层面、所有制层面，还是行业层面，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工资增长压力，年均工资增长率基本处于811%之间，这样看来，这种共同压力，不取决于某类所有制企业或者单个行业，而是取决于整个工业积累动态和阶级力量对比，资本有机构成由资本密集度决定，也就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资本技术构成增长较快时，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资本技术构成增长较慢时，资本有机构成则可能呈现下降趋势。这种现象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并不一致，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部门主动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但是，他的推理并不支持这样的解释。他的研究发现，这些部门和其它部门一样，面临着一个不受自己完全控制的工资增长率，即使在竞争中，这些部门采用了相对更多的机器，相对更少的劳动力，不断提高资本技术构成，但是由于彼此间增长速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使得资本技术构成增长较慢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被动呈现下降趋势。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从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无论是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还是从提高质量和有利于创新来讲，我们都要从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卢现祥教授以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概括我国经济运行特征，认为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但它与计划经济有许多方面的共性，可以把它看作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与我国渐进式改革有关。在他那里，创新驱动型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企业为主体并以创新作为内在动力的经济，这种意义上的创新并不是狭义的创新，而是一种包括行业、技术、产品、原料、技术模式、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广义创新。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实质上是传统体制和制度并没有做重大改革条件下的一种经济，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市场经济，但实质上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在某些方面模拟了市场经济，根据追赶目标的需要重新配置资源，并且是以政府为主体对资源的行政型重新配置。我们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试图把价格搞对，以为价格改革了，市场经济改革就完成了，不从制度层面入手，仅仅想把价格搞对是非常困难的。如何推进三大供给侧改革，实现从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他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给出的建议是：（1）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政府及企业占国民收入比重较高，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导致总需求中的三驾马车的失衡，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而消费占比过低。因此，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去寻找深层次原因，实现经济运行层面从外需转为内需的局面。（2）由于制度改革的滞后，我国并没有转向共享式增长，而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式增长，政府与国有企业控制的资源比重过高，这样结果就是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在追赶目标条件下，经济运行层面表现为投资比重高挤占消费不得不靠出口来拉动，当出口不顺利时就表现为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杠杆率也增加。要打破寻租和机会主义行为盛行的瓶颈约束，从财富再分配式增长转向共享式增长。（3）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的核心在于由来已久的经济体制导致从中央到地方资源配置结构严重脱离市场趋势和规律，本应通过市场发力主导经济结构的优化，权力发力为市场拾遗补缺，而结果却是维持和强化权力主导的经济资源配置，导致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要限制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汲取型制度向包容型制度的转变。
　　我国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兴起于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国有企业占主体，建立起的资源型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惯性和超强的稳态性，普遍存在矿城一体、企政合一现象。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支大林教授认为，资源型城市与率先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城市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只依靠市场经济的办法不可能完成资源型城市的成功转型，国家应该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但是，又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可偏废。他有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资源型城市问题属于工伤，与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动员体制形成的地区专门化、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后遗症，以及国家不尽合理的税收制度紧密相关，中央政府理应负有历史责任和制度责任。事实上，国家也确实承担起了公费医疗的责任，为资源型城市提供资金援助和政策扶持，许多资源型城市也因此把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当作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工作。这就使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像其形成之初一样，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其扶持资金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输血式特征明显，造血式功能不强；项目支持的 嵌入式色彩鲜明，缺乏本土化基础，带动民间资本参与转型发展的能力和意愿不强。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他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对于成长、成熟期的资源型城市，应该重点发挥资源开发秩序约束机制、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利益分配共享机制的作用；而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应主要发挥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接续替代产业扶持机制的作用。二是对于不同区域的资源型城市，国家应实行灵活的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中央财力转移支付应更多的指向落后地区、边远地区和远离市场的资源型城市。三是在增加保障性政策资金的基础上，政策资金的投向、使用应由民生事业为主逐渐转为以民生事业、产业转型、生态保护为主。四是对于节能减排、生态功能、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森工类资源型城市，应积极推进碳交易，使其转化为现实资本，加快实现森工类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四、一带一路视域中的国际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本质是谋求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共享共赢，其主要发展路径是使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的相互贯通与协调，一带一路既包括国内沿线区域的开放融合发展，也包括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开放融合发展。上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龚晓莺教授等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内地区的融合发展问题入手，通过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内地区与既有国家战略进行融合使其各区域均衡发展的社会绩效水平，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都具有不同的基础条件，因此应该采取优化分层策略，例如东部地区可以进行产业优化升级，针对该地区产业过剩现状，可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把制造业向西部地区进行转移，因为东部地区由于富裕程度相对较高，劳动力成本过高，而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可以把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西部地区，且针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现状，国家针对一带一路发起筹建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可以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她们强调要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除了更新发展观念，扫除观念方面的障碍外，更重要的是确立協同创新思维。尽管世界市场处于日趋激烈的竞争状态，但是竞争不仅仅产生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且可以产生企业或国家间寻求共生共荣的战略协同。因此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竞争协同的结果将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新的生产力的超额利润。
　　有这样一种现象，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长达40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半数以上的国家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超过50年，简单地将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3050年的国家判定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显得比较武断。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如何结合自身的收入阶段特征和资源禀赋，思考缩短停留时间、提高转型概率的对策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郭熙保教授等基于麦迪逊数据计算19502015年各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基于K-M估计法估计中等收入国家的生存函数和转型概率，他们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停留38年且转型概率呈现非单调分布，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前25年转型概率逐年上升，但在2540年区间内明显下降，40年后又开始上升。更进一步，他们使用生存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转型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均显著提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概率，尤其是中等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中低收入阶段转型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和多样化的出口结构，中高收入阶段转型更依赖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的出口结构。他们的这一结论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国而言，要抓紧时间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努力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得创新成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普及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创新高等教育培育模式，使员工向数字化、产业化、智能化的模式发展；加强供给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使出口產品从多样化向专门化转变，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实现创新驱动、普及中等教育以及出口结构专业化的三大转变，将极大地缩短中国在中高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西方经济学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的产业转移理论，因强调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无法科学揭示产业转移的动因、产业转移的规律和产业转移的价值分配效应。马克思则从生产角度出发，在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双重作用的框架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化为主轴，以劳动生产率为分析基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如何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为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强化资本空间再配置的原因及内在机理，揭示了产业转移是资本的跨界流动的本质和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价值分配效应，从而构建了一个科学的产业转移理论。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魏旭教授分析了马克思这种基于总体性分析的产业转移思想，认为马克思是在资本积累规律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发挥作用的逻辑框架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为主线，以劳动生产率为分析指标，通过对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如何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为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强化资本空间配置的原因及内在机理，并揭示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价值分配效应，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掠夺。因此，在他看来，尽管马克思的产业转移思想创立于近百年前，但其所提供的科学论断和研究方法，在当代的分工体系下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以比较优势原则为基础的产业承接战略，代之以培育国家竞争优势战略。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周文教授等利用欧盟、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5个经济体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从贸易依存度、能源出口国的贸易依存度、对非投资的行为差异、对非投资的领域差异和对非投资的技术水平差异等五个维度分析，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并不是新殖民主义，虽然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额度和贸易额度从少到多，但距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和对非洲最大投资伙伴国仍有很大差距。通过贸易、投资、能源三个维度进行国际比较，他们发现，对于非洲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而不是为了掠夺或者抢占资源。随着中国及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即将落幕，其心理上的失落与沮丧可以理解，但是西方更应该以正确和积极的心态理解中国与更多新兴国家的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再次告诉世人，中国并不追求霸权，其目标是实现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好前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即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策沟通保证了中非合作中，中国能够倾听非洲国家的声音，从非洲国家现阶段的经济、制度条件出发，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全盘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成就和制度，提出一个类似于休克疗法的失败方案；道路联通解决了制约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障碍，提升了非洲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直接降低了贸易成本，增加了产品的竞争优势；贸易畅通消除了非洲国家一直以来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不能按时交货等贸易问题，使得非洲国家快速融入到全球化的产业链中，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