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与无后的辨析

　　内容摘要在倡导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研究辨析，不可人云亦云地统称为孔孟之道而一概论之。具体就孝与无后而言，应在深入研究辨析的基础上，还儒家学说孝的本源。
　　关键词孝；无后；辨析
　　《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句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所说的孝其实与孔子所说的孝，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均有很大的区别。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有别乎？可见，儒家的鼻祖孔子在关于孝的规定中并没有涉及不孝有三和无后的问题，而是富有人性化地提出晚辈对长辈的敬与养的概念，并且认为敬是前提，养随其后。总之，无论是敬还是养，都与无后无关。既然孔子已经给孝下了以敬与养为主要内涵的明确概念，那么继承孔子衣钵的孟子为什么却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修正后的定义呢？
　　在孟子之后两千多年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修正后的关于孝的定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对现今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国策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儒家关于孝的论述中进行一番考察，以求正本清源，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产生及其传播进行必要的辨析。
　　不孝有三到底是实指还是虚指呢？孟子本人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赵岐注《孟子》时做了如下的发挥：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应该说赵岐的注上为了圆不孝有三的三而拼凑成的，问题颇多。在赵岐注中，不孝既指向孝又指向后，还包括祭祀，显然思维和逻辑存在着混乱。其实，孟子在这里讲的三应是虚指，三代表多的意思，是为了映衬无后性质的严重。在《孟子》中，孟子还提到不孝有五的概念，即：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父母为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里的五是实指非虚指。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无后这一在不孝有三中的最大的不孝，却并不在他自己所说的五不孝概念之中，这明显不合常理。通过辨析可知，五不孝都是有害于父母的，是下对上的关系；而三不孝则是指向后代的，是上对下的关系。如果说是孟子所谓的当时的世俗所谓不孝那么不孝有三（即‘不孝有三’）则是孟子自己的发明了。孟子为什么要突破常规的五不孝而讲三不孝呢？研读《孟子》可知，孟子讲三不孝的要旨是回击别人对舜不告而取（娶）（《孟子离娄上》）的合法性时所言的。在孟子所崇教的圣贤中，除了孔子外就是舜了。
　　家庭伦理是儒家思想讨论的一个重点，孟子与孔子有一致之处。他们讲孝敬与孝顺都是下对上的关系，都要以上为最终的标准。孔子是敬而不违劳而不怨，孟子是顺不违。不怨与顺，体现了孔子和孟子的一致之处。但是孔子讲孝敬，而孟子则进一步修正为孝顺。孟子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很显然，孝敬与孝顺是不同的。
　　有学者认为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建立了孝道派，以从父母为上；以《孝经》为代表则是孝治派，以从义为上。在从父之孝与从义的关系上，孝道派以孝为至高无上的根本，所以，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时，它就不会考虑政治的意义，而只考虑对孝的维护。以从孝为第一位，必然主张从父不从义。但是孝治派以治为至高无上的根本，因此，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的义，以从义为第一位，主张从义不从父。由此可见，孟子关于孝顺的思想明显倾向于孝道派。为此，孟子关于孝的主要特征就不再是孔子所说的孝敬，而是修正为孝顺了。虽说孝敬的外在表现常常为孝顺，但并不是所有的外在孝顺都是真正孝敬，孝敬是发自内心的，有内容的；而孝顺则多为外在的、形式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认为：小杖则受，大杖则逃。在他们看来，认为父母有小过错就埋怨是不对的，而对于父母有大过错不埋怨也是不对的，即孝敬并不僵化、教条，而要随着内容的对错，程度大小的变化而变化；而孟子所谓的孝顺则往往是僵化的，形式上一味地孝顺则往往就是实质上的不孝、不敬。在此，孝敬与孝顺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
　　虽然孟子极力美化舜，认为舜是大孝。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恰恰是以孝顺为典范的舜却做出了不告而娶的严重的不顺之事。于是面对人们对舜的发难，孟子便一改他讲过的五不孝的主张，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概念，即舜的不告而娶是为了防止无后。因此，舜的完美形象便得到了孟子的合理维护。
　　从整体上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使儒家思想中的孝的内容变得匮乏了，无后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因素了。随着孟子的地位被提高到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人们便不再怀疑孟子的思想，而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孟子对孝的修正，导致了无后为大的合法化。
　　客观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强化了男权社会和等级制度。在男权社会中，无后显然是针对男子而言的。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贺，产女杀之（《韩非子六反》）。自此后溺弃女婴和歧视女孩的现象不绝与于中国历史。对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而言，家庭的传承、延续都要靠家庭中的男子。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性子嗣，那不仅意味着可能无人养老送终，还意味着代代相传的血脉到此终结，当事者的罪过可就大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了。随着无后为大进入儒家经典之中，自然而然便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思维和风俗中。在后来孝的概念中开始出现了偏移的现象：虽然人们还讲孝敬、孝顺，但是现实中人们还是更多地把主要精力防在含辛茹苦地生养子孙上。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小皇帝常让家长与子女的位置颠倒，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但那还是对已逝的父母讲的，认为通过孝敬和家族祭祀就会使家风敦厚源远流长。但是如果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有后或无后上，那么还会出现民德归厚吗？
　　本文在前面分析了孔子的孝敬与孟子的孝顺之区别，其中孝治派主张以治为至高无上的根本，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冲突时，以从义为首位。近几十年来，国家出于人口与发展的考虑，倡导计划生育和生男生女都一样，此为当前及今后需要坚持的大政方针，是义。当代表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义与孟子修正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所谓的孝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以孝治派的主张为本，采取从义不从孝的立场，从大局出发搞好计划生育。
　　凭心而论，儒学在当今社会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儒学中关于孝的思想还是有相当多的精华需要我们认真吸收传承的。但是我们应该在研究探讨儒家学说之源的基础上，仔细地辨析那些与儒家学说本源不同的东西。如对孟子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修正后的一己学说，应该正本清源。本文认为，孟子当初为了维护舜的至孝形象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权变主张，作为孟子个人喜好似乎也无不可。但是后来的儒学众生把孟子的权变和个人喜好作为一般标准，其弊端便随之逐渐被放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如果孟子地下有知，他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一句话之是非功过呢？
　　由此，本文认为，在倡导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研究辨析，不可人云亦云地统称为孔孟之道而一概论之。具体就孝与无后而言，应在深入研究辨析的基础上，还儒家学说孝的本源，而不是将儒家学说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对立起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赵岐注、孙爽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黄开国：论儒家的孝道学派，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崔宜明：《道德哲学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